苏冕与会要（第2页）
由于苏冕编撰《会要》之初，没有从宏观方面区分门类（如《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故《唐会要》所列细目也都没有标明各从属于何种门类之下，这自然在内容上显得零碎、分散，也给阅读和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不过，依据其开列的514目，还是大致可以归纳为一些门类的。如有的论者将其分为13类：帝系，礼，宫殿，舆服，乐，学校，刑，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货，四裔[26]。有的论者则认为可分为15类：帝系，礼，乐，学校，宗教，选举，职官，民政，封建，历数，灾异，刑法，食货，舆服，四裔[27]。有的论者认为“原分十五门”[28]，但未列出门类名称，亦不知所据何书。如果我们要概括得更明确一点，其各卷内容依次是：
卷一至卷六：帝系与皇室；
卷七至卷二十三：封禅与祭祀[29]；
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九：朝贺、行幸、祥瑞；
卷三十：大内与宫掖；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舆服；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四：乐；
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六：学校、修撰、氏族；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刑法；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历法、星变、灾害；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六：功臣、封建；
卷四十七至卷五十：释道；
卷五十一至卷七十三：官制；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七：选举；
卷七十八至卷七十九：诸使；
卷八十至卷八十二：谥法、勋阶、考核；
卷八十三至卷八十六：租税、户口、道路、关市、城郭：
卷八十七至卷八十九：漕运、盐铁、仓储、货泉；
卷九十至卷九十三：俸禄、料钱、职田；
卷九十四至卷一百：民族与外国。
以上这19个方面，未必概括得很准确，或增或减，都是可以进一步考虑的。本文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概括，主要是为了更明确地说明《会要》的内容。
清四库馆臣举“官号”一目，称赞《唐会要》的详该。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有关“史馆”的记载，其细目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史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上、下）等。这些条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唐代的史馆、史官和修史制度，一是官修前朝史和本朝史的发展过程，二者结合，即是一部唐代官修史书之史的论纲。准此，这可以看作是继《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刘知幾《史通》之后，唐代史家又一具有高度的史学史意识的表现。进而言之，这些细目的最早制定者苏冕即是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史学家。
三、苏冕的史识
前引清四库馆臣称《唐会要》“又间载苏冕驳议”之语，所谓“间载”，实则是“保存”，此乃四库馆臣用语不确。今查，《唐会要》中有“苏冕曰”1首，“苏氏曰”5首，“苏冕驳曰”1首，“苏氏驳曰”10首，“苏氏议曰”3首，“苏氏驳议曰”1首，凡论议21首。这些“曰”“议”“驳”“驳议”，当是《会要》中原有的论议部分，故应称“保存”，它集中地反映了苏冕的历史见识，如同《通典》中的“序”“论”“说”“议”“评”，集中地反映了杜佑的史识一样[30]。苏冕论议所反映出来的史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步的历史观。如：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八月十七日，岁星犯左执法。”（原注：“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针对此事，苏冕发表议论说：
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变。岂有位登宰辅，名践国公，以谄谀为政事，用奸妄为身计，而欲以上穹示诚，下就臧获，其可得乎！先天之诛，天道不昧矣。[31]
这些话都是对着窦怀贞所作所为说的，话中虽也讲到“天不上变”“天道不昧”，但其强调的原则是“吉凶悔吝，惟人所召”。苏冕嘲笑窦怀贞的谄谀、奸妄而又企图以上天“示诫”作为退路和掩饰，是极其愚蠢的，其在玄宗先天年间遭到诛杀是必然的。又如：“太宗以《阴阳书》行之日久，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总令修撰。”根据唐太宗的指示，吕才及阴阳学者十余人撰《阴阳书》五十三卷并“九书行者”四十七卷，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四月十六日奏上，“诏颁下之”。《会要》在记述此事的同时，收录了思想家吕才对种种“穿凿拘忌”之言，从七个方面一一予以驳斥的长篇议论。苏冕就此事发表见解说：“今世之人，正惑于此，故载吕才驳议，用矫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32]他说的“今世之人”，当是指他编撰《会要》时的现实情况而言。
第二，鲜明的批判意识。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认为“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这种情况，比之于每年“应须数外，常余两倍”，而每年又都在不断增加“常者”的人数。因此，“望请厘革，稍清其选”。与此同时，中书令杜正伦也指出：“人流者多，为政之弊。”但是“公卿以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在这一记载之下，苏冕大为感慨，他评论说：
冕每读国史，未尝不废卷叹息。况今河西、陇右，虏盗其境。河北、河南、关中，止计官员大数，比天宝中，三分减一；入流之人，比天宝中，三分加一。自然须作法造令，增选加考，设格检勘，选司试能。嗟乎！士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选，欲吏有善称，野无遗贤，不可得也。若比祥道所述，岂只十倍，不更弊乎！[33]
对于这种既“多”又“滥”的选举制度所造成的“为政之弊”，杜正伦、刘祥道、苏冕等都是忧心忡忡。苏冕把刘祥道的上疏收入《会要》，说明苏冕同杜、刘的见解是相通的。又，就玄宗天宝七载（748年）十一月，“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一事（原注：“其使及木炭使，并是岐州刺史勾当。至是，钊欲移夺大权，遂兼监仓司农，出纳钱物，召募剑南健儿；两京太仓、含嘉仓出纳，召募河西、陇右健儿，催诸道租庸等使”）[34]，苏冕发表长篇驳议，他写道：
这些话，从制度上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末年，杨国忠等人专权造成政治腐败的一个方面，这同上文所引苏冕说的“三分减一”“三分加一”的情形一样，同属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弊端。由此可见，苏冕对于本朝的典章制度和现实政治都是十分熟悉的，从而使其所论，有入木三分之力。又，权臣许敬宗死，因定谥号而引起朝臣的激烈争论，多数人认为许敬宗为官为人口碑甚恶，名与实爽，主张谥为“缪”；许敬宗之孙、太子舍人许彦伯提出异议，少数人也附和其议，高宗乃“诏令尚书省集五品以上重议”。礼部尚书杨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高宗采纳了杨思敬的意见，为许敬宗定谥为“恭”。苏冕针对此事，驳曰：
宇文士及初谥为“缪”，以在家侈纵，刘洎驳之，竟谥为“纵”。许敬宗初谥为“缪”，以干国邪佞，杨思敬改之，反谥为“恭”。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呜呼，思敬青于蓝矣！[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