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兢（第3页）

作者附记上文刊出后，我读到吴枫先生论《贞观政要》的大作，深受教益。但对于吴文之论《贞观政要》成书年代的看法，却未敢苟同，因撰《〈贞观政要〉成书的年代》一文[33]重申愚见。兹录有关段落，以备参考：

1979年，吴枫同志在《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评〈贞观政要〉》，指出：“《贞观政要》是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它的成书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玉海》编者王应麟从《政要》序言中考证得知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八年、九年（720年、721年），是有根据的……但是，序言的年代并不就是成书的年代。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材料来看，《政要》成书的具体年代，目前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大约是吴兢在史馆任职时，即705年到721年之间编辑的。”这一段话说得比较客观。吴枫同志认为，成书的具体年代，下限不晚于开元九年（721年），与王说同，而把上限推到神龙元年（705年）。其实，“神龙中所进”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吴兢于《贞观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考吴兢任卫尉少卿时在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而在唐中宗神龙年间却不曾担任过此职。因此，《贞观政要》的成书，不会早于开元五年。其次，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为“良相”。考源乾曜、张嘉贞二人为相，均在唐玄宗时期。若《贞观政要》确系“神龙中所进”，吴兢在序中绝对不可能提到源、张二人。

“定稿和进呈”在开元八年、九年（720年、721年）的说法，也不可靠。王应麟的这个说法，其假设是：“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据他自己考证，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之时”是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开元九年九月之间。因此得出《贞观政要》上于开元八年、九年的结论。吴枫同志认为，《贞观政要》的著述是经过了若干年的积累才成功的，这是颇有见地的。但他也认为，《贞观政要》的成书，当不会晚于开元九年（721年），这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于论者只注意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官职名称（即侍中和中书令）及他们担任是项官职的时间，但忽略了他们二人的封爵（即安阳公和河东侯）及他们获得此种封爵的时间。

据《旧唐书》卷九十八《源乾曜传》，源乾曜任侍中是在开元八年至开元十七年（720—729年）；其被封为安阳郡公，是在开元十七年（729年）秋天。据《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张嘉贞任中书令是在开元八年至开元十一年（720—723年）；其被封为河东侯（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为“河东公”），是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后。根据以上事实，《贞观政要》一书的“定稿和进呈”，不可能在开元十七年之前。因为张嘉贞之被封为“河东侯”，事在开元十三年后；源乾曜之被封为“安阳郡公”，事在开元十七年。若《贞观政要》一书的“定稿和进呈”是在开元十七年之前（譬如，在开元八年、九年），那么，吴兢在自序中只能提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职官名称，即“侍中”和“中书令”，而绝不可能提到他们的封爵名称，即“安阳郡公”和“河东侯”。吴兢在自序中既然同时提到源、张二人的官职名称和封爵名称，则《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十七年后，便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认为，《贞观政要》的成书，当在开元后期至开元、天宝之际。

既然《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末年或开元、天宝之际，那末吴兢为何要在序中着意推崇早已罢相、身殁的源乾曜、张嘉贞呢？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1）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诸相之中，确有可被称道的地方。吴兢对他们表示敬重和推崇，并在序中着意提到他们，是不足为怪的。（2）吴兢撰成《贞观政要》一书，正值李林甫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之时。对于李林甫这样一个“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的宰臣，刚直不阿的吴兢自然不能苟同。他在序中推崇“良相”，正是为了讥刺李林甫这样的“奸相”。玄宗天宝初年，吴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李林甫则“以其年老不用”。这里，除了年岁上的原因之外，必定还包括政治上的原因。所以吴兢在序中特意赞扬源、张二位“良相”，绝不是偶然的。

1988年3月12日

[1]原载《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吴兢传》记：吴兢卒于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时年八十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2页）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记：吴兢卒时，“年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9页）。综观二书，知吴兢当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本文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新、旧《唐书·吴兢传》，不一一作注。

[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49页。

[4]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43～4344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17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52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14页。

[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0页。

[9]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38页；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3页。

[10]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8～4529页。

[11]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4页。

[12]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14]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6页。《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亦略载此事。

[15]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幾、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4页）

[16]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4页。

[1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3页。

[18]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在外修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9页。

[1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2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作“六十余篇”。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在外修史》作“五十余卷”。

[2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

[2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3页。

[2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源乾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1～3072页。

[2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张嘉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91～3092页。

[24]董诰等：《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3页。

[2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玄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71页。

[26]见吴兢：《贞观政要》出版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27]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28]吴兢：《上〈贞观政要〉表》，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3页。

[29]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30]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31]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5页。

[3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33]载《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