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贞观政要1（第1页）

再读《贞观政要》[1]

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熙宗（《金史·熙宗本纪》）

《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

——[元]戈直《贞观政要》序

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

——明宪宗《贞观政要》序

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清高宗《贞观政要》序

1979年，我开始研究唐代史学不久，就被吴兢（670—749年）所著《贞观政要》一书深深地吸引住了。那年，正值吴兢逝世1230周年，遂写了一篇关于吴兢和《贞观政要》的论文，以示纪念。因为吴兢是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这篇论文就寄给《开封师范学院学报》（今《河南大学学报》前身）发表。此后，《贞观政要》便成了我经常阅读的史书。今年（1999年）是吴兢逝世1250周年，再读其书，温故知新，撰成此文，借以表达对这位酷爱史学、秉笔直书的史家的敬意和对《贞观政要》的一点新认识。

一、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和一部久具魅力的史书

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他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器重。他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起任史职，前后近30年，参与皇家史馆多种撰述。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后，他不再任史职，但仍致力于历史撰述，直至辞世为止。

吴兢一生著述丰富，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书》100卷、《唐春秋》30卷、《唐史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唐名臣奏》10卷；此外，他还参与《则天皇后实录》20卷的修订和集体撰述的《唐书》130卷的工作。他还撰有兵书、医书、目录书和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简本等。当然，吴兢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撰写唐朝的历史。

吴兢的史学风格尤为突出者有两条，一是叙事简赅，一是秉笔直书。他因叙事简明、准确，被人称为“良史”。他因秉笔直书而给他的经历带来几分传奇色彩。武则天时，张易之、张昌宗欲陷害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以高官为诱饵，唆使张说诬证魏元忠有谋反之举。张说一度有所动摇，后经他人开导，才不曾作诬证。玄宗时重修《则天实录》，吴兢直书其事，以揭露张易之、张昌宗的劣迹。但记事涉及张说，而张说此时已任宰相，并监修国史，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始终不改，并断然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于是世人称他为“当今董狐”。

吴兢著书250余卷，流传至今的只有一部《贞观政要》了。这部书之所以能够经历1200多年流传下来，不仅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在千百年岁月的砥砺中，越发显示出它经久不衰的魅力。诚如元人戈直所说：《贞观政要》“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戈直的话不仅可以从唐、宋、辽、金、元的有关史实得到证明，而且还为后来明、清的有关史实所证明。这里，我们不妨作一极简要的考察：

——唐文宗和唐宣宗是被史家称为晚唐时期两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史载：唐文宗作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而唐宣宗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史家称其在位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宋人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唐纪·宣宗纪》，欧阳修撰《新唐书·文宗纪》后论，都注意到最高统治者重视《贞观政要》一事。

——辽朝君臣并没有因为文字的障碍而忽略了《贞观政要》的重要价值。辽兴宗诏命臣下译书，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史家称赞萧韩家奴是辽朝的晁错、贾谊。

——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深以为然，认为：“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作为“金士巨擘”之一的赵秉文，还对《贞观政要》作了节要和评论，撰成《贞观政要申鉴》一书献给皇帝。其序文强调“特于鉴戒申重而已”。可见《贞观政要》的影响已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更超过辽、金二朝。《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此后，元朝皇帝多命讲官进讲此书，被誉为“天下士”的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鉴于《贞观政要》在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刊刻行世，事在至顺四年（1333年）。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还有吴澄序和郭思贞序，成为《贞观政要》流传中的一个盛举。

——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的序文写道：《贞观政要》“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后清帝乾隆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

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1200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史学遗产浩如烟海，但是像这样一部部帙不大的私人历史撰述，能够产生如此影响，却是不多见的。

二、以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再现“贞观之治”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