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兢（第1页）

论吴兢

——纪念吴兢逝世1230周年[1]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中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曾被唐人誉为“当今董狐”。他编撰的《贞观政要》一书，一直流传至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今年（1979年），是吴兢逝世1230周年。笔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示对他的一点纪念。

一

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2]。他的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正是处于“贞观之治”之后，唐皇朝继续兴盛发展的时期。

吴兢所生活的年代，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所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新唐书·吴兢传》说他“少厉志，贯知经史”，可见他从年轻时候起，就立志钻研史书。吴兢读书是非常刻苦的，《旧唐书·吴兢传》称赞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

吴兢一生读了许多书，他不仅是一个大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大藏书家。吴兢曾经把家里的藏书编了一个目录，题名《吴氏西斋书目》。丰富的藏书，对他一生从事史书的研究、著述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吴兢为人“方直寡谐比”，刚直正派，不好交往，朋友不多，“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这两个人对青年时期的吴兢影响很大。魏元忠深沉有谋略，不轻易动容。他原名“真宰”，曾经“以诸生见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谢即出，仪举自安。帝目送谓薛元超曰：‘是子未习朝廷仪，然名不虚谓，真宰相也’”[3]，后因“避武后母讳”，才改名“元忠”。魏元忠在武则天时，“为来俊臣所构。将就刑，神色不动”，后宣诏免死，“诸囚欢叫”，元忠“亦不改容”[4]。其为人深沉刚毅如此。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尤其难得的，是他“雅有知人之鉴，凡在品论者，后皆如其言”；武则天时居相辅之位，“每以用人为先”，“则天以为知人”[5]。吴兢与魏元忠、朱敬则为友，自然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

历史的环境、家庭的条件、社会的影响，所有这些，与吴兢后来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史学家，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魏元忠、朱敬则是很了解吴兢的。他们对他“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魏元忠在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6]，位居相辅；朱敬则在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累迁正谏大夫，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7]，亦居相辅。吴兢开始担任史职，也就在这一时期。

由于魏元忠、朱敬则二人的荐举，从此，吴兢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生涯。

二

吴兢担任史官以后，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曾经参与了朝廷的一系列著述工作。任职期间，他同大史学家刘知幾结成知己。当时，刘知幾“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耳！’”[8]可见，吴兢与刘知幾的友谊是很深厚的。

吴兢在史学上的特点和长处，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简赅。吴兢写历史，叙事简明而准确，因而被人们称为“良史”。我们从他编撰的《贞观政要》一书来看，他的史笔的确是非常洗练的。可惜吴兢的著作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今天已经无法更具体地了解他的“叙事简赅”的特色了。

第二，直书不讳。在中国史学史上，始终存在着“直书”与“曲笔”这两种传统。在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是很尖锐的。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史官许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记事阿曲”[9]。武则天、唐中宗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史事，“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10]。这些，都是唐代史学中的典型的曲笔。与此相对立的，还有一些坚持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幾等，都是主张“善恶必书”，直书无讳的。刘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对史学上的“直书”与“曲笔”做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史家直书，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11]；而曲笔作史的人，其实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12]。在史学上的这种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中，吴兢是一面坚持直书的旗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唐代，刘知幾是从理论上对“直书”与“曲笔”做了总结的史学家，而吴兢则是在实际中真正贯彻了直书原则的史学家。

这里，我们举出两件事情，来说明吴兢直书不讳的精神。

第一件事情，是吴兢对武三思等人的抵制。如上文所说，武三思、张易之等在武则天、唐中宗时监领史事，曲笔作史。吴兢对他们是十分鄙夷的。为了不使自己同流合污，吴兢便别撰国史，和他们分道扬镳。开元十四年（726年），吴兢在给唐玄宗的奏疏中，揭示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他说：

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13]

由此可以看出：在武三思等人利用权势，对历史任意进行践踏的时候，吴兢却洁身自好，不阿附权贵、与世沉浮，并能以极大的毅力和奋发的精神，“潜心积思”，分别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裁撰写唐史。这不仅在政治上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劳动。吴兢的这种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件事情，是吴兢对张说的抵制。武则天长安年间，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人的劝阻下，乃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唐玄宗时，吴兢与刘知幾重修《则天实录》，乃直书其事。时值张说为相，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故“世谓今董狐云”。下面是《唐会要》对此事的一部分记载：

（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按：指刘知幾——引者）修实录，论魏齐公（按：指魏元忠——引者）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按：时刘知幾已故——引者），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14]

吴兢始而能秉笔直书，继而又敢于承担责任，不徇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他之被称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吴兢在史学上的这两个特点，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三

吴兢不仅以“董狐笔法”闻名当世，而且他还是一个极其热爱史学的人。这固然与他长期担任史职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吴兢把自己的一生都和史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称得上是一个爱史成癖的人。

吴兢所生活的年代，唐皇朝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比较安定的。但是，宦途的坎坷、家庭的变迁，却也使得吴兢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平静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吴兢来说，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就更不是一帆风顺的了。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吴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可以这样说，他是把一生的精力都花费在撰写唐代历史上面了。

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吴兢参与国史的修撰工作[15]，但由于武三思等“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吴兢不得已别撰《唐史》《唐春秋》。

唐中宗时期，吴兢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不久，吴兢“以母丧去官”。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在“停职还家”期间，也还是“匪忘纸笔”，在继续著述。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吴兢丧满除服，“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次年，吴兢与刘知幾撰《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为此，他和刘知幾都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赐[16]。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吴兢以卫尉少卿的职务，在马怀素的主持下，与韦述等26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17]，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以后，吴兢以父丧而再次解职。“丧终，为太子左庶子”，未重任史职。这使吴兢深深感到不安，因为他在长安、景龙年间开始撰写的《唐史》《唐春秋》还没有完成。于是，他在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七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上疏唐玄宗，反映出他的这种“实深忧惧”的心情，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

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谓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18]

这一段文字表明：吴兢在第二次居丧期间，以及在他停止史事、任太子左庶子期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总是孜孜不倦地从事于著述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兢的这一封上疏是在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可是他的史稿已经写到开元十四年三月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异常刻苦、异常勤奋的史家的形象。吴兢始终是以完成唐史即“皇家一代之典”为己任的，这种历史家的责任感一直在鞭策着他，并促使他最后不得不提出自己的要求。当然，要是与他的奋发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所提的要求是太微不足道了。于是唐玄宗敕令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不久，又转至史馆，继续修史，并被封为长垣县男。吴兢撰成《唐史》的愿望有可能实现了。

可是，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吴兢却遭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由于“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所谓“坐书事不当”，究竟指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已无从了解。从吴兢一贯的史笔来看，很可能是因为直书不讳，触犯了唐玄宗或是其他权贵。尽管“诏许以史草自随”，但客观条件上的困难和主观精神上的苦恼，都给吴兢完成《唐史》的著述工作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就在这时，“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19]。这一年，吴兢59岁。他从武则天圣历、长安年间参与国史，已有30年左右，至此，终于不得不同唐史的研究与著述工作告别了。对于一个热爱史学的史家来说，这无疑是极其痛苦的事情。

吴兢未能完成《唐史》《唐春秋》的著述，这对他自己来说固然是一大憾事；就是对唐代史学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尔后，虽然吴兢“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唐玄宗天宝初年，又“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然而，这又怎能弥补他在唐史的著述方面所遭到的挫折呢？

吴兢毕竟是一个酷爱史学的史家。唐玄宗天宝初年，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可是他还“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虽年老衰偻甚，意犹愿还史职”。那时，李林甫为相，“嫌其衰，不用”。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以八十高龄，悄然长逝，结束了他的一生。吴兢死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当是他撰述《唐史》的一部分草稿。吴兢晚年著述，“伤于太简”，难免“疏牾”，这是他的缺陷，时人多已指出。

吴兢逝世已经1230年了，但他终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著述的那种认真、顽强的精神，还是值得人们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