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兢（第2页）
四
吴兢的一生，有40多年时间是在著述史书中度过的。他虽然写了很多书，但流传到今天的却只有一部《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一书是吴兢编撰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关于它的成书年代的问题，自宋朝以来，一直是很模糊的。宋人陈振孙说：
《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为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20]
陈振孙所言及《馆阁书目》所记，讹误之处，异常明显，但却代表着宋人的权威性的看法。
为了澄清自宋朝以来对于《贞观政要》成书年代的错误认识，也为了更好地对《贞观政要》一书及其著者吴兢进行研究，有必要做出如下一些考证。
其一，关于吴兢是否曾为“卫尉少卿”的问题。《旧唐书·吴兢传》与《新唐书·吴兢传》确未载录吴兢曾任卫尉少卿一事；可是吴兢曾为是职，却是毫无疑义的：
开元五年……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询、卫尉少卿吴兢并（韦）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21]
这是唐玄宗时期一次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工作，吴兢以卫尉少卿的职务参加了这项工作，看来是不成问题的。陈氏所云，未免过于武断。
其二，关于“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确系何人的问题。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曾经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二人为“良相”。陈振孙说是“未详何人”，亦未免过于疏忽。事实上，吴兢提到的这两个人，在新、旧《唐书》里都是立了传的：
《旧唐书》卷九十八《源乾曜传》记：源乾曜于“（开元）八年春，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侍中。……（开元）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迁太子少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阳郡公。”[22]
据此，可知“侍中安阳公”乃是源乾曜无疑。
又，《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记：“（开元）八年春，宋璟、苏珽罢知政事，擢（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数月，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明年（按：系指开元十三年——引者），坐与王守一交往，左转台州刺史。复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累封河东侯。”[23]
据此，亦可知“中书令河东公”乃是张嘉贞无疑。
源乾曜、张嘉贞同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分别任侍中和中书令，这就是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所称的二位“良相”。陈振孙云“未详何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疏忽。
其三，《贞观政要》并非“神龙中所进”。宋人编纂的《馆阁书目》，说《贞观政要》一书为唐中宗“神龙中所进”。这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吴兢于《贞观政要》下署名之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说明《贞观政要》的成书不当早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如前所述，吴兢于是年任卫尉少卿。其次，吴兢于《贞观政要》序中，突出地提到“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二人，这二人为相均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若《贞观政要》为“神龙中所进”，吴兢在序中是绝不会提到他们的。由此可见，《馆阁书目》关于《贞观政耍》系“神龙中所进”的结论，是不对的。
其四，《贞观政要》的成书，当在唐玄宗开元后期，或在开元、天宝之际。笔者的这个论点的主要根据是：（1）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颂“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为“良相”。考张嘉贞之封为“河东侯”，事在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源乾曜之封为“安阳郡公”，事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可知《贞观政要》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2）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24]这几句话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颇不像是开元前期、中期的所谓“开元盛世”，而倒很像是开元后期的政治环境。（3）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还说：“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这种口气，当然不是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或普通的中央官员口中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才有可能对皇帝这样说话。吴兢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因“坐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后，历任台州、洪州、饶州、蕲州刺史，后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由荆州司马，升到相州长史，说明吴兢在开元末年时期的政治地位又有所提高。唐玄宗天宝初年，吴兢又从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由一个封疆大吏升为恒王李潓（后改名李真）的老师。恒王李潓（真）是唐玄宗第27子，“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25]，地位是很显赫的。《贞观政要》一书，很可能是吴兢在任相州长史及恒王傅这一时期最后写成的。从时间来看，正当唐玄宗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有的论者说《贞观政要》的定稿和进呈大概在开元八年（720年）这一时期，也是欠妥的[26]。
那么，吴兢在《贞观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吴兢着手编纂《贞观政要》一书，可能是在唐玄宗开元前期他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时候，故书成奏进，也就一仍其旧；第二，唐代文人入仕，均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吴兢在署名上保持他早年所任职衔，是完全可能的；第三，吴兢一生酷爱史事，年逾七十，“意犹愿还史职”，因而在《贞观政要》一书上，保留着“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职称，或许正是他的这种强烈愿望的一点反映罢。
五
《贞观政要》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按照专题写成的政治史，它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和历史。
吴兢著《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他写的《贞观政要》序和《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十分清楚。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27]
这里，充分显示了吴兢对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的仰慕，认为那时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在他看来，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是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的，因而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能使历史生光，又能作未来鉴戒。这些，便是吴兢撰《贞观政要》的出发点。他的根本目的，是“庶乎有同有家者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希望唐代的统治者都能以太宗君臣为楷模，那么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
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28]
显然，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他已经感到了一种衰颓的趋势和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如果说，吴兢在开始编撰《贞观政要》一书的时候，主要地还是出于对“贞观之治”的向往和钦慕的话；那么，当他完成此书、作序上表的时候，主要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到现实政治方面了。他所作的序和所上的表，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从《贞观政要》一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良足可观”的“贞观之治”，而且还可以触到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的脉搏。
《贞观政要》共10卷40篇，因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有一个中心，每卷大致也有一个中心，如：为君之道、求贤纳谏、历史鉴戒、教戒太子、道德规范、正身修德、学术文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等。它的总的宗旨是：“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29]
由于《贞观政要》多系“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摄其指要，举其宏纲”而成，所以从思想上来看，并不完全是反映吴兢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但是，吴兢在编撰此书的过程中，也是肯定要掺入他的认识和观点，表达他的旨趣和倾向，这是毫无疑问的。譬如：吴兢列《君道》篇为40篇之首，正是反映了他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皇朝的关键所在的看法。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借“天下苍生”的名义表达他对唐玄宗的“诚亦厚矣”的期望，也是出于类似这种“君道”的思想。
于《君道》篇中，吴兢“缀集”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守成”“兼听”“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封建统治的问题。吴兢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使他感到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作为一个封建史家，吴兢希望唐皇朝永远保持兴盛、强大、富庶、安定，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能够首先抓住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作为《贞观政要》开卷的第一篇，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史家。
于《任贤》篇，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歌颂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里，隐约地反映了吴兢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与魏徵有着某些相似的认识。魏徵曾经指出：“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棁栋梁，莫可弃也。”[30]这是包含着不把一个皇朝的兴起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见解，而是看到众人的智慧和力量。魏徵是用这个观点来概括隋初的历史；而从吴兢对唐初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观点。
于《君臣鉴戒》篇，吴兢表达了他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皇朝的治乱、安危。从而表明了著者并非是用“天命”的转移来证明政权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在《灾祥》篇中，吴兢引用了虞世南的“妖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魏徵的“但能修德，灾变自销”的话，也都是上述思想的反映。
在《文史》篇，吴兢列举了唐太宗的“史官执笔，何须有隐”的观点，以及褚遂良、刘洎的“君举必书”的认识。吴兢多年担任史职，被誉为“当今董狐”。上述唐太宗等人的一些观点，自然引起了他的强烈的共鸣。他提倡直书，反对曲笔，于此也可看得十分清楚。
此外，吴兢在第八卷中，列《务农》篇为本卷之首，而以《刑法》《赦令》等篇次之，是很有见地的编排，反映了他对农事的重视。于第九卷中，他赞扬唐太宗慎征伐、主和亲、重安边的种种政绩，当然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以往历史的一种美好的回忆，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希望和寄托。再者，太子是“储君”，是皇帝的继承人，事关重大，所以吴兢在第四卷中编撰了《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反映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吴兢以《慎终》篇为全书之末，是颇有深意的，其目的当然是希望封建帝王兢兢业业，“慎始敬终”。
以上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吴兢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积极因素，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史家和朝廷的诤臣。
从《贞观政要》一书中，我们也窥见了吴兢思想中消极的一面。例如，他于第五卷中，罗列了一些关于封建伦理德道的说教；于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以此约束自己；但是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这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他自少“博通经史”，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贞观政要》是一本政治历史书，所以它受到最高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视，尤其是某些较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更是把《贞观政要》作为座右铭和教科书来看待的。唐宣宗李忱是唐代后期比较突出的一个封建君主。《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说在李忱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31]，唐宣宗李忱就十分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他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32]。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在封建统治集团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独特的成就的。吴兢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按照专题分类，记述一朝的历史。这与所谓起居注、实录、国史均有所不同。用这种体例写历史，在吴兢之前是很少见的。“贞观之治”为唐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景仰和讴歌，这当然是因为“贞观盛世”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缘故，同时，也是和《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特点及其得以长期流传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第一，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多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第二，吴兢长期担任史官，可以接触到实录、国史和其他重要文献，他的《贞观政要》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贞观年间的重要史实；第三，比《贞观政要》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许多方面也都不如《贞观政要》详尽。鉴于上述原因，《贞观政要》就成了反映中国唐代贞观年间政治历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
如果说，“董狐笔法”是吴兢留在史学上的一大遗产的话，那么，《贞观政要》就是他留在史学上的又一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