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通札记1（第2页）

同样性质的问题，还反映在刘知幾对《史记·陈涉世家》所作的抨击上。《史通·世家》篇写道：

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11]

这里，我们且不深究刘知幾把陈涉起义斥为“群盗”的历史见识，与司马迁的看法相去多远。我们要讨论的，是他为什么指摘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通观上文，刘知幾的主要根据是：陈涉“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如以“世家”相称，岂不又是“名”与“实”乖。因此他进而批评司马迁：自己创制的《史记》篇目，为何又不照着去做，这岂不是“名实无准”吗？请注意：刘知幾又一次用“名实”的思想武器来批评司马迁。主题十分明显：刘知幾对“世家”的理解，是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综合产物，这同司马迁把世家作为记载诸侯或某些虽非诸侯但确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人物的历史篇目，是迥然不同的。在怎样看待陈涉和《陈涉世家》这个具体问题上，刘知幾和司马迁的分歧在于：刘知幾只着眼于陈涉的子嗣、家世，司马迁则瞩目于陈涉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刘知幾是把陈涉作为孤立的个人看待，司马迁则把陈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考察。他们的历史见识，在这里不是又一次显得高下分明么？！因此，我认为，把司马迁谥为“名实无准”的史家，这至少是对司马迁历史见识的一种误解（如果不是诋毁的话）。在司马迁看来：“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12]；“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13]。正是根据这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司马迁把陈涉看作是秦朝末年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在史策上应当享有较高的地位。白寿彝先生指出：“秦汉兴亡和楚汉成败，是汉兴以来人们所感兴趣的大问题。秦国暴政亡于陈涉首倡的起义，这是自贾谊以下，如严安、徐乐、贾山、枚乘、伍被等共同的看法。《史记》为陈涉立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其表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这里把陈涉作为开辟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的，这比贾谊等人的看法要有更丰富的意义。”[14]司马迁的这种卓越的见识，同刘知幾的斤斤计较于用所谓“无世可传，无家可宅”的标准来评论陈涉，实在是大相径庭！

有的研究者，对刘知幾的上述见解，往往用“封建史家”“地主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一笔带过，但并没有说明问题的症结。因为刘知幾所批评的司马迁，同样也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封建史家。不仅如此，在刘知幾以后，清人钱大昕也说过：“秦既灭，项氏主命又四五年”；“班氏《汉书》始降陈胜、项籍为传。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然较史公之直笔，则相去远矣”。因此，他认为：“刘知幾谓羽僭盗不当称王，此未达乎史公之旨者也”[15]。宋人洪迈在批评前人（我想，也包括刘知幾在内的）对陈涉的责难时指出：

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渡）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16]

“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这一问，问得好！这实是评价陈涉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幾的认识，上不如马迁，下不及洪迈，确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洪迈也好，钱大昕也好，都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史家，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也跟刘知幾的认识发生歧异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较好地窥见太史公的要旨呢？症结究竟在哪里？我认为，刘知幾撰《史通》一书，以论说史书体例（尤其是纪传体史书体例）著称于世，并影响后代，有一些见解，至今还没有失去参考价值。但是，任何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南于刘知幾把体例的整齐划一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因此便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去对待客观历史，并竭力使它适合于自己所阐发的关于史书体例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这位大史家在史识方面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突出。他用求名责实和整齐体例这两件武器去反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陈涉立世家，就是他的史识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反之，司马迁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人，虽然体例、篇目都出于手订，但他却不受体例、篇目的限制，而主要立足于对活生生的客观历史的观察、分析和评价，也就是他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因此，司马迁能够使自己的历史巨著《史记》的体例、篇目适合客观历史的需要。简言之，用体例去适合历史，而不是要历史来适合体例，这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不同于刘知幾的地方。

[1]原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3]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30页。

[4]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论丛》，兰州：兰州大学历史系，1980年，第26页。

[5]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6]刘知幾：《史通》卷二《书志》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5页。

[7]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页。

[8]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9]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4页。

[10]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11]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1页。

[13]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61页。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铅印本，第29页。

[15]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太史公、李延寿”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496页。

[16]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