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八书二史1（第2页）

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11]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作史也好，读史也好，总要有一个全局的看法；如果只把眼睛盯着历史“画面”上的某一个局部，那就看不清历史的全貌，因而也就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特点。

“八书”“二史”的纪、传、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历史“图画”呢？

一是南北间的战与和。“八书”“二史”帝纪，以及《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魏书》里的《刘裕传》《萧道成传》《萧衍传》等，集中地记载了170年中南北朝间或战或和的政治形势。

南北间的战争（当时的统治者或称“北伐”，或称“南伐”），断断续续，直到隋朝南下灭陈，才算结束。

宋文帝刘义隆早有“北伐”之志，很想效法西汉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英雄壮举。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他派王玄谟率军“北伐”。两军主力战于滑台，宋军大败。接着，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南伐”，直抵长江北岸。拓跋焘在瓜步山（今江苏南京六合东南）建立“行宫”，隔江虎视宋都建康（今南京市）。宋文帝登烽火楼北望，认识到自己的这次“北伐”是个失误。于是双方言和。次年，魏军退，“掠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其“所过州郡，赤地无余”[12]。赵宋时，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嘲笑了宋文帝的这次“北伐”：“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惶北顾！”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派宗室临川王萧宏“北伐”。萧宏是梁武帝的六弟，故“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13]。但是，这支号称“百万之师”的大军，进至洛口后，即畏惧不前。诸将求战，萧宏不允。吕僧珍进言说：“知难而退，不亦善乎！”萧宏甚以为是。“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韦武即指韦叡，梁朝名将。萧娘和吕姥，是对萧宏和吕僧珍的侮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梁军惊恐，不战自溃，“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14]。梁军洛口之败，成为南北笑料。

上举二例，可以窥见南北间战争的一般情况。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以《魏书》为线索，列举南北间一系列战争，颇可参考。

南北间的关系并非都是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也还存在着通使与和好的一面。据《魏书》诸《岛夷传》所记，宋、齐、梁三朝派往北魏与东魏的使臣，有姓名可考者达六七十人次，而对方亦“遣使报之”。《宋书·索虏传》也说：“索虏求互市……时遂通之”，“虏复和亲，信饷岁至，朝廷亦厚相报答”云云。《南齐书·魏虏传》写道：齐武帝萧赜时，“岁使往来，疆场无事”；孝文帝时，南使每至，“亲相应接，申以言义。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

南北间的这种通使关系，在统治阶级中已成为一件大事。《北史·李崇传》附《李谐传》记：“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一时风尚如此。《南齐书·魏虏传》说：“永明（齐武帝年号）之世，据已成之策，职问往来，关禁宁静。疆场之民，并安堵而息窥觎，百姓附农桑而不失业者，亦由此而已也。”可见，南北通好，又不仅仅是统治集团之间的事情，它与国计民生都有紧密的联系。

二是民族融合的加深。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魏书》《周书》和《北齐书》集中地反映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主观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的反映。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读这几部史书，就会较深刻地认识到：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在大踏步地前进。

北魏在历史上存在了近一个半世纪，这是鲜卑族和其他一些北方民族的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南齐书·魏虏传》说：“佛狸（拓跋焘字佛狸）已（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其“宫室制度”，系汉人蒋少游制定；后又以汉官王肃“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等等。这样的记载，我们在《魏书》的《高祖纪》《李冲传》《食货志》《刑罚志》《官氏志》等篇中，都可以看到。其中，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的改革，则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历史的进步，往往要通过对它的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做比较深入的考察，才能被人们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我们把《魏书》《北齐书》《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上的种种变化，跟《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和《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的记载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其实，这又不只是鲜卑族的进步。匈奴人的汉和前赵、羯族人的后赵、氐族人的前秦、羌族人的后秦，都有这样的共同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可以认为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同汉族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的总结。这种民族的大融合，还生动地体现在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中。

三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宋书》卷五十四后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今陕西户县）、杜（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南）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5]

这里写的是宋武帝时期的江南景象。《陈书》卷五《宣帝纪》录太建四年（572年）诏书，其中也有“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话，说的是梁末以前的江南景象。

如果把这些记载，跟司马迁笔下“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6]的江南作个比较，南北朝时期的江南经济已大大发展了。这个变化是怎样神奇般地出现的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宋书·州郡志》：

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17]

下面还有许多诸如“淮南民多南度”“民南度江者转多”“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的记载，以及出现了大量的“侨置”州、郡、县。

可见，东晋、南朝以来，北方大量人口南下，已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有人根据《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研究推算：刘宋时有户籍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1／8，约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其中，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口总数的半数以上[18]。这些南迁人口、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同南方劳动人民相结合，利用南方良好的自然条件，于是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这是江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五、社会风貌

“八书”“二史”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这里着重举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推重门阀。这是时代打在《魏书》《宋书》和《南史》《北史》上面的深刻的印记。

从编撰形式来看，《魏书》和《南史》《北史》都大量地采用了家传。前者是附传的人数多，凡兄弟、子侄、族人，动辄以三四十或五六十数。后者除了同样采用家传形式外，还打破了朝代的界限。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以重视婚宦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因而也就必然重视作为婚宦的依据的家谱。《魏书》和《南史》《北史》为门阀地主作传，或直接取材于家谱，或仿照其形式，都会使门阀地主感到满意的。从编撰思想来看，《魏书·官氏志》和《宋书》在对传主人物的刻意选择上，都反映了作者浓厚的门阀观念。《魏书·官氏志》除了叙职官外，后半部分专叙氏族，这在以前的各史中是罕见的。《官氏志》记载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厘定姓族的诏书，规定皇室以外的八大姓，可与北方汉族崔、卢、李、郑四大姓相侔，最终完成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宋书》列传半数以上都是为门阀地主立传，而作为士族冠冕的王、谢二姓，就有20余人入传。当然，对门阀地主的溢美之词，各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不能要求魏收、沈约、李延寿等人脱离当时的政治、风习来写历史。魏收撰《魏书》时，还曾受到一部分门阀贵族的反对；沈约生活在门阀观念极重的齐、梁之际；在李延寿著书的年代，唐太宗、武则天还都在设法同门阀做斗争；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能要求他们的历史著作不带上时代的印记呢！清人王鸣盛曾激烈地指摘李延寿“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19]。我们的认识应当比王鸣盛来得更深刻一些。

另一个方面是崇尚佛教。《魏书·释老志》也是当时的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释老志》论说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它是北魏佛教的兴衰史。

《释老志》记：北魏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早在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宣扬佛教“信可依凭”，下令在京城修建佛寺。沙门法果因得拓跋珪礼重，把拓跋珪比做“当今如来”，“遂常致拜”。法果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从这里，可以看到统治者和佛教徒的互相利用。明元帝拓跋嗣希望“沙门敷导民俗”，帮助他统治人民。太武帝拓跋焘因发现僧寺秽行，下诏斥“胡神”，毁僧寺。文成帝拓跋濬时又尽行恢复。宣武帝拓跋恪笃信佛理，每年在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沙门条录，称为《内起居》。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统治者要用佛教“敷导民俗”，而人民则把僧寺当作“避难所”。

其实，僧寺并不是人民的“天堂”。在那里，等级的森严和阶级的对立，与世俗无异。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而寺院经济也就成了封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南朝统治者中梁武帝是佞佛的典型代表。《魏书·岛夷萧衍传》说他不仅大建僧寺，还“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臣下奏表上书都称他为“皇帝菩萨”。其发昏、出丑皆类此。

在僧寺香烟弥漫着大江南北的迷雾之中，生活在齐、梁之际的伟大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约450—约510年），勇敢地向佛教经论宣战。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范缜发表了不朽的《神灭论》，对佛教谎言作了无情的批判，从而震动了显贵和佛坛。梁武帝为此下诏，令大僧正法云邀集朝贵及名僧64人，与范缜辩难。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20]，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梁书·范缜传》全文记载了《神灭论》，《南史·范云传》附《范缜传》补充了范缜不愿“卖论取官”的千古名言，二者相得益彰，显示了这位朴素唯物论者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

重门阀，崇佛教，是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腐朽、空虚、没落的表现，反映了一种衰颓的社会风貌。而广大人民的为佛教所欺骗，则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