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八书二史1（第1页）

漫谈“八书”“二史”[1]

一、“八书”“二史”

在“二十四史”中，有十部史书是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它们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记南朝史事；《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北史》，述北朝兴亡。以上“八书”“二史”，合计746卷，几乎占了“二十四史”总卷数3239卷的14。

从撰写时间来看，这十部史书成书于两个时期。《魏书》《宋书》《南齐书》成书于南北朝，其他7部都是唐初修撰的。

从编撰体例来看，“八书”“二史”都是纪传体史书。其中，《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不仅有纪、传，而且有志，属于比较完整的综合体史书。其余六部则只有纪、传。“八书”“二史”都没有继承《史记》《汉书》中史表的传统，这是一个缺陷。

从著述过程来看，“八书”均系奉旨所修，是“钦定”的史书；“二史”虽然“撰自私门”，但也出于史官之手，并且经过监修的推荐、宰相的审订、皇帝的批准，地位与“八书”无异。可见，“八书”“二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宋书》100卷，梁沈约（441—513年）撰。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称为梁朝人。但他奉诏撰写《宋书》，则在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次年，他完成帝纪10卷、列传60卷。《宋书》十志30卷，其撰成当在齐明帝称帝（494年）以后，甚至晚至梁武帝即位（502年）以后。

《南齐书》59卷，梁萧子显（489—537年）撰。萧子显撰《南齐书》的过程，《梁书》本传所记极为简括，只说他“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南齐书》原60卷，包括帝纪8卷、志八目11卷、列传40卷、序录1卷。序录早佚，今存59卷。

《梁书》56卷、《陈书》36卷，唐姚思廉（557—637年）撰。姚思廉在贞观三年（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至贞观十年（636年）奏上《梁书》帝纪6卷、列传50卷，《陈书》帝纪6卷、列传30卷。姚思廉之父姚察曾做过梁、陈二朝史官，隋时，受命撰梁、陈二史，未成而卒。姚思廉的《梁书》《陈书》，继承了他父亲的一部分旧稿。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565—648年）撰。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530—590年）是研究北齐史的学者，北齐时曾撰“国史”27卷，隋时，增至38卷。贞观元年（627年），李百药奉诏撰北齐史，在其父所撰《齐书》的基础上，于贞观十年（636年）撰成《北齐书》帝纪8卷、列传42卷。

《周书》50卷，唐令狐德棻（583—666年）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撰周史，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史论部分，多出于岑文本。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能、很有远见的历史家，他不仅主编《周书》，而且“总知类会”梁、陈、齐、隋四史；后来参与重修《晋书》，被“推为首”；又曾积极赞助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唐初所修八史，均与他有密切关系。

《隋书》85卷，唐魏徵（580—643年）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奉诏编撰，执笔者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诸人，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包含帝纪5卷、列传50卷；史论皆出于魏徵之手，集中反映了唐初最高统治集团的历史观点。贞观十五年（641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诏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勒成十志30卷，亦称《隋志》。

《南史》80卷、《北史》100卷，唐李延寿撰。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早有著述南北史的计划，直到临终，“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延寿因“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乃利用在史馆工作的机会，“推究”“披寻”南北朝各史，以16年工夫撰成《南史》帝纪10卷、列传70卷及《北史》帝纪12卷、列传88卷，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奏上。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可惜这篇序文早已失传。

从史料价值来看，“八书”“二史”是记述南北朝时期全国历史发展状况的第一手材料，也是有志于学习和研究南北朝历史者应当阅读的主要历史文献。“八书”“二史”这个提法，在清代已颇流行[3]，并非始于今日。

二、纵横交叉

这是就“八书”各自的断限和所记史事的范围来说的。断限，是指纵的方面的联系；范围，是指横的方面的联系。阅读“八书”，首先要了解它们之间这种纵横交叉的密切联系，以便于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揭示历史事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例如，从纵的方面看，南朝四书的断限，依次衔接，清晰可见；而北朝四书的断限，就比较复杂一些。这是因为：《魏书》以东魏为正统，叙东魏事甚详，于西魏事则多阙如。《北齐书》上承《魏书》，自然不成问题；《周书》上承《魏书》，中间却缺少西魏一朝史事。《周书》撰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在《周书》帝纪中记述了西魏的政治、军事大事。可见，我们要了解、研究西魏历史之第一手材料，主要应阅读《周书》。从横的方面看，南朝四书与北朝四书所记史事存在着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阅读其中某一部书时，就要注意到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各书。读《魏书》时，要注意到《宋书》《南齐书》《梁书》；读《陈书》时，要注意到《北齐书》《周书》《隋书》；等等。

又如，上述这种联系，都是从总体上着眼。而有些联系则荫蔽在各书所述的有关史事中，这同样是不能忽略的。《北齐书》所记，实际上包括东魏、北齐两朝史事，所以研究东魏历史，仅读《魏书》是不够的，还要读《北齐书》。《周书》所记，不仅包括西魏、北周，同时兼及东魏、北齐和梁、陈四朝史事，所以研究这一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阅读《周书》是很有必要的。《魏书·序纪》，追溯拓跋氏先世事迹至27代，略述了拓跋氏的发展源流。梁元帝末年，宗室萧詧建立后梁政权，先后依附北周及隋，传三代30余年，但《梁书》不载此事，而《周书·萧詧传》则论之颇详。这样的例子，“八书”中还有不少。

再如，《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各志，更是值得注意的。《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后汉书》八志则撰自西晋司马彪。其后，陈寿著《三国志》，仅列纪、传而无书、志，故《宋书》十志上括魏晋，下迄刘宋。至于《隋书》十志，本名《五代史志》，意在上承《魏书》志与《南齐书》志，故其不独仰包齐、周，而且囊括梁、陈。因此，阅读“八书”时，对《宋书》志和《隋书》志是应格外重视的。刘知幾《史通·断限》篇批评上述二志失于断限，而不察撰者深意，是不恰当的。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已持不同看法，近人余嘉锡先生进而认为这是“史氏之良规”，“理固宜然”[4]。

总之，“八书”之间纵横交叉的情形是错综复杂的。了解这种情形，有利于我们的阅读和研究。

三、长短互见

这是就“二史”和“八书”的关系来说的。

李延寿的《南史》多取材于宋、齐、梁、陈四书，《北史》多取材于魏、齐、周、隋四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二史”虽出于“八书”，但在著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又不完全同于“八书”。两相对照，长短互见，二者均未可轻废，这是阅读和研究“八书”“二史”时要注意到的又一个问题。

（一）关于著述思想。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为了继承他父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5]的遗志，这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对历史撰述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反映。因此，“二史”倾向统一的著述思想是“八书”（除《隋书》外）所不能企及的。首先，作者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观点出发，摒弃了《宋书》《南齐书》有关“索虏”和《魏书》有关“岛夷”的相互诋毁之辞，同时把南北朝诸帝一概列入帝纪。这种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的思想，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的历史进程。其次，“二史”作者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待，因而较多地纠正了原有史书在朝代更替之际的一些曲笔、回护之辞，这固然是李延寿撰写前代历史，顾忌较少的缘故，但也跟他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著述思想有关。

（二）关于材料去取。“二史”不是一般地抄撮“八书”，因此，不应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节本”。李延寿撰《南史》《北史》的方法，一是“抄录”，二是“连缀”。“连缀”当是属于改写，在材料上有所增删去取。他为了“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参考了“正史”以外各种“杂史”1000多卷，“皆以编入”；同时，对“八书”的“烦冗”之辞，“即削去之”[6]。“二史”所删“八书”部分，一般多是皇帝诏册、大臣奏议、学人诗文之类，使所记史事更加连贯、突出。但“二史”所删也有不妥之处，如《南史·沈文季传》删去了南齐唐寓之起义的有关史料，《范云传》附《范缜传》删去梁时范缜关于神灭的辩难；《北史·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删去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又在其他一些人的传中删去有关东魏、北齐时各族人民起义的若干史料，等等。对这些反映当时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材料，“二史”或全部删去，或所存无几。

“二史”所增“八书”部分，有很多是出于“小说短书”一类的文字，所以羼杂了不少妖异、兆祥、谣谶等荒诞内容，这是一个显著的缺陷。但也应看到，“二史”确实增补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如：《南史》增置王琳（梁）、张彪（梁）等人的专传（见卷六十四），《郭祖琛传》增补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史实，《茹法亮传》保存了唐寓之起义的一些史料，《范缜传》虽删去关于神灭的辩论，却增加了他不屑于“卖论取官”的一段著名对话，等等。《北史》对西魏一朝史事增补尤多，除增置帝纪、后传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李弼、宇文贵等人传后，增写了有关西魏、北周军事制度的详细材料（见卷六十）；《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等等。这都是很宝贵的史料。清人赵翼认为《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多涉及“人之善恶，事之成败”[7]。应当说，“二史”所增“八书”部分，不少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三）关于文字繁简。“八书”共566卷，“二史”仅180卷，约占原书卷数的13、字数的1／2。这是“二史”对“八书”“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成绩之一。后代学者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欧阳修、宋祁称赞“二史”“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8]。司马光认为：“二史”“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是“近世之佳史”[9]。《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南史》“意存简要，殊甚本书”，《北史》“叙事详密，首尾曲赡”[10]。可见，文字简径，实是“二史”优点。

综上，“二史”较之于“八书”，在撰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有其所长。因此，初读南北朝史，可以先从“二史”入手。这既易于阅读，又便于掌握历史发展线索，但是，由于“二史”求之过简，对“八书”删削较多，所以在材料上不及“八书”详细、完整。尤其是“二史”仅有纪传而无书志，这是它无法代替“八书”的主要地方。正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深入了解南北朝史，仅读“二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二史”和“八书”参照着阅读，辨其长短，窥其优劣，融会贯通，方有所得。

四、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