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第1页）

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对唐朝史馆修史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史馆修史已经糟糕到了这种地步：“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2]刘知幾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3]他对史馆的批评，都是出于亲身经历，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里，只有一点是需要加以澄清的，即刘知幾所经历的史馆修史当在何时？据《史通》原序及《旧唐书》本传，刘知幾任史职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止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这就是说，刘知幾任史职时，上距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建立史馆已有70多年的历史。唐史馆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史官们撰写前朝史的盛况，早已风光不再，而刘知幾所经历的武则天、唐中宗时的史馆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一事实表明：唐太宗、唐高宗时的史馆既非常态，而武则天、唐中宗时的史馆亦非常态。唐太宗时期史馆修史的高效及其成就、自有其主客观条件所促成，即：一是时机，二是人才，三是人才的合作。本文意在就此发表一点粗浅之见，以彰显唐初史家群体的风采及其在史学发展史上的成就。

一、三十年间撰成八部正史

唐初统治集团重视史学，对撰写前朝历史有突出的自觉意识。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就提出修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唐高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次年颁发《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4]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二史，北朝的魏、北齐、北周、隋四史。这道诏书的要求，虽因全国形势尚未稳定、组织工作不力而无任何具体结果，但它却开启了唐初史馆修史的宏大格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廷先是“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5]。所谓“五代史”，即梁、陈、北齐、北周以及隋五朝正史。次年，“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南”[6]。自此，唐朝正式设立史馆并承担着撰写前朝历史和当朝国史的重任，而宰相是史馆修史的直接领导者。在此后的30年间，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八部正史，在中国古代的二十四部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占据了13。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段辉煌的纪录，兹略述如下：

——关于修撰“五代史”的分工及其合作机制，史载：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7]

这段记载，除了表明撰写“五代史”的分工情况外，还涉及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北魏史因有北齐魏收《魏书》、隋朝魏澹《魏书》两家而不必重修；二是魏徵协助时任宰相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三是令狐德棻参与撰写北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这是一项有领导的人才分工与人才合作的史学工程，其合理性、可行性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唐太宗十分高兴，说道：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8]

这是唐太宗关于史学的一篇重要言论。他指出了史学的社会功用，总结了前代帝王在这方面的教训，进而表明了自己对史学的认识。面对唐初史家群体所取得的成就，他的这番话，也反映出了史家们的心声。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敕撰《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9]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在这篇诏书里，唐太宗提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论断，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诏书还追述了从传说时期至唐初的史学工作，肯定了史学所发挥的“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的积极作用。同时，诏书认为以往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说它们有的“烦而寡要”，有的内容空洞、“滋味同于画饼”，有的“不预于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等；因此，唐太宗“遐想寂寥，深为叹息”，故要求史馆重修晋史。[10]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等奏上新修《晋书》一百三十卷，[11]因唐太宗撰写了四篇史论，故题为“御撰”，时称新《晋书》。《修〈晋书〉诏》的下达和新《晋书》的撰成，反映了唐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和对史书修撰新的要求。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等奏上《五代史志》三十卷。史载：“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12]此书自贞观十七年始撰，至此历时十三四年乃成。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表上之。《唐会要》记：“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吕才著《隋纪》二十卷。其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13]

综上，自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在这30年中，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且均流传至今。这不愧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壮举，中华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

二、唐初所修八史的成就

上述八部正史的产生，都得力于唐初的史馆，其中“五代史”（包括纪传与志）、《晋书》自不待言，即使是《南史》《北史》虽非敕撰，但撰者李延寿也是凭借在史馆修史期间，经多年的抄撮、连缀、删削、补充“八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上述参与撰述的史家们又各有专长，或在主观意向上，或在客观配合上，形成了分工合作、各骋其才的学术机制，终以成就大业。在这方面，是有值得思考和总结之处的。

唐初史学家群体对史学和历史撰述的认识起点高。令狐德棻建议修前朝史时讲道：“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将来”。而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也说：“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还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14]这无疑有政治上的考虑，但这种考虑是以对历史的重视和对未来的责任为前提的。质而言之，他们认识到历史撰述对今人和后人都是十分重要的。“六代史”虽一时没有结果，但这种思想却是唐初史家群体的共识。唐太宗对诸家晋史的批评，集中在这样两点，一则是“才非良史”，二则是或缺创始或缺中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晋史。晋与唐之间，隔着南北朝和隋，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唐太宗能够提出重修晋史的主张并为众多参与《晋书》撰写者的赞同而付诸实施，表现出唐太宗确有史学上的自觉与睿智。

当然，唐初史家群体对史学与历史撰述认识的起点高，还表现在“五代史”和《晋书》《南史》《比史》撰述的实际处置的许多方面。如：

——《梁书》《陈书》对北朝不以“索虏”相称而称其国号，《周书》《北齐书》对南朝也不以“岛夷”相称而称国号，这是对南北朝时期所撰正史的重大改变。

——《晋书》贯通两晋且以“载记”记十六国史事，使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晋史；其十志则接两汉、揽三国，弥合前史无志之憾。

——《隋书》志即《五代史志》在“天下大同”的政治格局下，把梁、陈、齐、周、隋五朝的典章制度写在同一志书之中，自《史记》《汉书》以来亦是一大创造。今举《地理志》《经籍志》为例，略述其撰述特点。《地理志》起首上溯两晋以至两汉梗概，虽表述极为简略，但渊源有自，脉络清晰，表明了制度史之连续性的撰述思想。《地理志》包含三篇，上篇记梁、陈，中篇记“后齐”（北齐）、“后周”（北周），下篇记隋，使纵向相联贯，横向相依存，至隋归于一统。其《经籍志》所反映的唐初史家群体的学术思想，是《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跨越，它总结《汉志》以后的学术成果，在继承前人文献分类的基础上，以四部分类著录了现有或已知的唐以前的文化典籍而不论其出于何朝、何人；尤其难得的是，它在“史部”中专设“霸史”一类，著录十六国时期的史家所撰史书，其“小序”写道：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15]

所谓“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表明，各族在历史撰述上是平等的。至于对有些作者所处之朝代名称前加一“伪”字，只是为了说明不承认这个朝代的正统地位罢了。

从上述举例中可以看出，唐初史家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的新认识，以及对史书修撰的新观念、新方法，表明他们对史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了切实的新的感悟。这是民族大融合和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发展给予他们的时代精神和史学智慧。

三、史家群体的人才构成

唐初八史的撰成，得力于史馆这个平台，得力于时代的启迪，尤其得力于当时的史家群体及其人才构成。

由上述可知：《梁书》《陈书》系姚思廉撰；《北齐书》系李百药撰；《周书》系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撰；《晋书》的参撰者据《新唐书·艺文志》记，有以下21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淳风、辛丘驭、刘引之、阳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16]《隋书》及《五代史志》的撰者据《新唐书·艺文志》记，有以下十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李延寿、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17]

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和史学氛围中，史家们可以各展其才，发挥自己的作用，如：

叙事是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学家最重要的修养。史载：李百药，“七岁能属文”；李安期，也是“七岁能属文”[18]；薛元超，“好学，善属文”[19]；上官仪，“涉猎经史，善属文”[20]。

明于掌故、典制者，以及博学多闻之士，是正史撰述不可缺少的人才。史载：姚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21]；颜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22]；孔颖达，“八岁就学”，“及长，尤精《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善兼算历，能属文”[23]；李淳风，“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24]；褚遂良，“博涉文史”[25]等。

历史撰述颇有赖于精于史书体例、善于创制的史学家的参与，否则，只是堆砌史料而已。史载：敬播，贞观初年进士，其后“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又“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十四年”；“玄龄以颜师古所注《汉书》，文烦难省，令播撮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寻以撰实录功，迁太子司议郎。时初置此官，极为清望。中书令马周叹曰：‘所恨资品妄高，不获历居此职。’参撰《晋书》，播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类。”[26]这一段文字，没有直接说到敬播的史才，但从唐太宗、房玄龄、马周等人对他的器重，足以表明他是一位精于史书体例的史学家。

李延寿是一位同敬播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史学家，他在《北史·序传》中略述其著史经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的史才，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