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1（第1页）
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1]
令狐德棻是唐初的著名史学家。他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国子祭酒、监修国史，于史学颇多贡献，称得上是唐代史学的开山。
一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铜川）人。他的远祖令狐迈在西汉为建威将军，时值王莽擅政，令狐迈“不为王莽屈，其子（令狐）称避地河右”[2]。到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时，令狐家族已经成了“世为西土冠冕”，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
令狐德棻的父亲令狐熙，字长熙，《隋书·令狐熙传》称他“性严重，有雅量”，“博览群书，尤明《三礼》，善骑射，颇知音律”，是个有多方面修养的士族知识分子。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令狐德棻诞生在这样一个“先居敦煌，代为右族”[3]的士族家庭。家庭的熏陶和教育，对他后来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狐熙有四子，德棻为少，但却最有成就。
青年时期的令狐德棻勤奋好学，“博涉经史，早知名”。隋炀帝大业末年，他曾经得到一次入仕的机会。但是，他却“以世乱不就职”。可见令狐德棻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政治主见的人。
令狐德棻在他35岁那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而且“甚见亲待”，很受李渊的重视。武德五年（622年），他又当了秘书丞。这期间，他做了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
在唐皇朝建立不久、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的这个建议，对唐初文化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建议经唐高祖李渊批准后实施，具体做法是：“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4]因此，“数年间，群书毕备”[5]。其后，魏徵、颜师古又继续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贞观二年（628年），秘书监魏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6]。贞观七年（633年），颜师古“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7]。他们把令狐德棻所做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所有这些，对于唐初大规模的修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撰述工作来说，都提供了文献上的准备；同时，这也是唐代文化获得多方面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征兆。令狐德棻在这方面所做的建设性的工作，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新唐书》卷一百二后赞云：
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前人已十分重视令狐德棻在这方面的见识和贡献。
二
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活动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史学。《旧唐书》作者认为：“武德已（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8]《新唐书》本传亦称：唐初“修撰之原，自德棻发之”[9]。这是对令狐德棻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之极其中肯的评价。然而，历来治史学史者，对于令狐德棻在史学史上的这一重要作用，不曾给以应有的重视，因而也不曾给以恰当的评价。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个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诸史的建议的史学家。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38岁的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如下建议：
窃见近代已（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10]
在这里，令狐德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正史”的重要性；同时，又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周、隋二史的必要性；其中也还讲到修撰近代诸史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有理有据；对于唐皇朝来说，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紧迫的。因此，唐高祖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在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祁，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修，纪传成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11]
在令狐德棻的促成之下所产生的这道修史诏书，指出了史职的重要和修史的目的，提出了修撰前代历史的内容和要求。李渊在诏书中还对修撰前代各史的作者作了任命：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是，这次修史工作，经过几年的时间，竟不能就而罢。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撰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撰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陈史，秘书监魏徵撰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徵总监诸代史。在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发挥了他在史学上的才能，促进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唐太宗的指示，他不仅仍然主编周史，而且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这是他开创唐初修史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看到，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较，在工作上有几点不同之处：一是由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负总的责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总知类会”的工作，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三是发挥了李百药、姚思廉这两位具有家学传统的史学家的作用，使他们得以在其先辈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史书的撰述；四是“众议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修史工作的迅速进行。贞观六年（632年），令狐德棻迁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史修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家奖励。
此后十年，令狐德棻在仕途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转任太子右庶子，为太子承乾官属。贞观十七年（643年），承乾谋反事败露，其一部分官属被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12]，令狐德棻亦随例除名。次年，他被起用为雅州刺史[13]，不久又坐事免。这时，他已经是一个62岁的人了。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令狐德棻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发挥他的史学才能呢？
贞观二十年（646年）闰二月，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说：《晋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遐想寂寥，深为叹息。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14]。唐太宗重修《晋书》的决定，使令狐德棻得到一个重新回到史学事业上来的良好机会。在房玄龄的推荐下，他被唐太宗批准参加重修《晋书》的工作。
在修撰《晋书》工作中，令狐德棻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旧唐书》本传说：“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新唐书》本传也认为：“预柬凡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这里说的同修18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15]。令狐德棻能够被“推为首”，足见他是一位才能突出、很有声望的史学家。他对于制定《晋书》的体制和类例，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两《唐书》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历来也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晋书》的撰写体例是敬播制定的。《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载：“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新唐书·敬播传》也说“（敬播）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1974年版）“出版说明”亦主此说，认为“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这两种说法，离则两伤，合则两全，即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晋书》体例首先是由敬播提出的，而最后是由令狐德棻“取决”“诹定”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晋书》，令狐德棻因此而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刘知幾及后来一些史家，对新修《晋书》有不少批评，但是《晋书》“参考诸家，甚为详洽”[16]，还是有它的长处的。《晋书》在体例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于纪、传之外，另创载记，分记十六国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十载记，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这与南北朝时期史书北以南为岛夷、南以北为索虏的对立态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17]。这跟取决体制、诹定类例的令狐德棻自然有极大的关系。
令狐德棻在史学工作上是很有组织才能的。如前所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他除主编周史，还“总知类会”其他诸史；重修《晋书》，他被“推为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事实上的主编的作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曾热情地支持和具体地帮助了李延寿个人撰著《南史》《北史》的工作，反映了他爱惜史才、奖掖后进的精神。李延寿为了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以十六年工夫，撰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他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二史后，写道：
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次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因遍谘宰相，乃上表。[18]
当时，令狐德棻担任国子祭酒、监修国史。正是由于得到他的赞助、支持、检阅、详正和推荐，大师、延寿父子的愿望和心血才没有付之东流。《南史》《北史》的修成且成为封建社会“正史”而流传至今，是有令狐德棻的一份功劳的。
三
唐初所修八史中，令狐德棻主编《周书》。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命陈叔达、令狐德棻、庾俭共修周史，未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又命令狐德棻和岑文本同修周史；而“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