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1（第2页）

岑文本和崔仁师是令狐德棻的两位得力助手。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贞观年间，他自秘书郎做到中书令，深为太宗所器重。史书说他“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他做中书舍人时，“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19]。他参加撰写周史，史论多出于其手笔。

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州市东）人。武德初年入仕。武德五年（622年），陈叔达认为他“才堪史职”，推荐他参与修撰梁、魏等史。崔仁师思路敏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做度支郎中时，“尝奏支度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黄门侍郎杜正伦赍本，仁师对唱，一无差殊，太宗大奇之”[20]。后来他做到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崔仁师参加撰述周史，自然也是令狐德棻的一个很好的助手。

关于北周的历史，在唐以前已经有人着手撰写过。刘知幾说：

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21]

但是刘知幾的这一段话，多少是有点问题的。柳虬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任秘书丞。此前，“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而“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后来，他担任中书侍郎，“修起居注，仍领丞事”[22]。柳虬卒于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其生前所撰起居注或国史系西魏史事。刘知幾既是说“宇文周史”，却又说“（西魏）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云云，这就前后相乖了。因此，牛弘当是撰述宇文周史的第一人。他在北周时，曾任“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23]。这是他接触周史的开始。入隋以后，牛弘官至吏部尚书，从他重视历史典籍的主张来看，他“追撰”周史是很自然的事情。《隋书·经籍志》于“正史类”著录：“《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书牛弘撰。”这可能是他在过去撰写北周起居注的基础上，改撰纪传体周史的尝试。可惜的是，这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而且还有相互“抵忤”之处。

令狐德棻等撰写《周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周史的研究推向前进的。

《周书》的断限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唐初，关于叙述北朝史事的著作，已有北齐魏收的《魏书》130卷和隋魏澹的《魏书》92卷，前者以东魏为正统，西魏为僭伪，后者则相反。令狐德棻或许是考虑到魏澹的《魏书》书西魏事不尽满意；或者是考虑到北周上承于西魏，隋上承于北周，唐又上承于隋，有必要强调这个“正统”关系；或者是上述两个原因都有。因此，他们在《周书·文帝纪》里，详细地记述了西魏时期的政治、军事大事。所以从《周书》断限来看，它实际上是包揽了西魏、北周二朝史事。这在当时看来，特别是在魏澹《魏书》还存在的情况下，似乎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意义，而且有失于断限不当之嫌。但是到了刘知幾时期，《周书》断限的这一特点，已显出其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今世称魏史者，犹以（魏）收本为主焉”[24]。降至北宋仁宗时修《崇文总目》，魏澹《魏书》已佚，只剩帝纪一卷。这样，《周书》所述西魏史事乃成为后人了解西魏一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了。不论令狐德棻在《周书》断限上出于何种考虑，它在史学上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周书》所记史事在范围上也是很广阔的。其所记内容不仅关系东魏、北齐，而且兼及南朝梁、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还有，当时有些重大史事，其他南、北诸史不载，而《周书》则详述之。如梁朝宗室岳阳王萧詧脱离梁政权，于江陵建立后梁政权（555—587年），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庸，共历三帝、统治33年，后灭于隋。《梁书》不载此事，而《周书·萧詧传》则详细地记述了这一重要史事。清人赵翼认为：

《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棻所撰也。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棻，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棻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按：即北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北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25]

赵翼对令狐德棻及其主编的《周书》的评价，大抵是符合事实的。当然，他也批评了《周书》在书法上的回护、阙书、蛇足等不足之处；不过，这些缺点并不掩盖《周书》的上述成就。

《周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尤其值得重视的。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魏书》《周书》《北齐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魏书》《周书》《北齐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跟《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和《后汉书·乌桓鲜卑传》里所记鲜卑族史事加以比较的活，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其实，这又不只是鲜卑族的进步。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同汉族不断走向融合，不断加深了封建化。《周书》正是这个伟大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之一。

《周书》是有缺点的。它除了在书法上有不足之处外，在撰述思想上也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在对待农民起义上，跟一般封建史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把农民起义、农民暴动诬为“寇乱”。其次，《周书》也跟其他“正史”一样，对许多（不是全部）帝王将相竭力粉饰。这本是大多数封建史家的共同之处，但《周书》在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上似也有其独特的地方，这就是它对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过分地进行美化。唐初所修五代史都有这个特点，而《周书》尤为突出。例如：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杲，在北周原无突出事迹，《周书》勉强立为专传。另一名宰相萧瑀的祖父萧詧，本做的是傀儡皇帝，《周书》本传却赞美他“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令狐德棻在《周书·令狐整传》里，对其祖父亦颇置溢美之词。他借宇文泰之口称赞令狐整“积善余庆，世济其美”，“立身敦教，可以范人”。又记他治理丰州时：“数月之间，化洽州府”，“奖励抚导，迁者如归”，实在是夸大其词，不近情理。还有，唐初门阀观念甚深，这在《周书》中亦有所反映。《周书》在介绍北周军事制度时，讲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认为“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26]。这种门阀观念，在作者来说无疑是根深蒂固的。令狐德棻是“敦煌右姓”的后裔，所以他在讲到撰修周、隋二史时，就反复强调唐家天子“既受禅于隋，复承周世历数，国家二祖（按指李渊之祖李虎、父李昞）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他以此作为必须抓紧撰修前代历史的根据之一，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李渊对其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的荣耀家世，总是津津乐道的。

令狐德棻提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云云，自然受到李渊的赏识。其实，令狐德棻又何尝不想借修史来显示一下他的“敦煌右姓”的家世呢？！《周书·令狐整传》称令狐家族“世为西土冠冕”，《隋书·令狐煦传》又说令狐家族“代为西州豪右”，都不是偶然的。这种庸俗的世风，承魏晋门阀观念之余绪，在唐初仍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特别去苛求《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棻。

四

令狐德棻是一位有漫长的著作生涯的历史学家。他对唐初史学的杰出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远见和史学才能方面，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大量的著述工作方面。他一生致力于皇家撰述工作（主要是历史撰述工作）凡40余年，而“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可以这样说：凡唐初的重大历史著述活动，都饱含着令狐德棻的心血。

令狐德棻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主编《周书》，负责重修《晋书》的具体工作，已如上文所述。下面列举的，是他的另外一些著述活动。

1。参与修撰《艺文类聚》。《旧唐书》本传说：“（武德）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27]《艺文类聚》100卷，武德七年（624年）九月由欧阳询奏上[28]。它是中国历史上编辑时间较早的大型类书之一，其引用古籍达1430余种，可见撰述者的博洽。

2。参与修撰《大唐仪礼》。《旧唐书》本传载：“（贞观）十一年，修《新礼》成，进爵为子。”据《新唐书·艺文志二·仪注类》著录：“《大唐仪礼》一百卷。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贞观十一年上之。”令狐德棻参与修撰的《新礼》就是《大唐仪礼》。

3。参与修撰《氏族志》。《旧唐书·高士廉传》记：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及成书，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29]。

4。参与撰定律令。《旧唐书》本传云：永徽元年（650年）“受诏撰定律令”。《新唐书·艺文志二·刑法类》有令狐德棻奉诏参与撰定《留本司行格》18卷的著录，并详载是书于永徽三年（652年）奏上。

5。参与修撰《五代史志》。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撰成后，唐太宗又命于志宁、李淳风等撰写《五代史志》。然唐太宗在世时，此书未成。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以令狐德棻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这时，他在唐初史坛上的地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五代史志》一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由太尉长孙无忌奏上。令狐德棻对促成此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6。参与修撰《贞观实录》。《旧唐书》本传载：永徽四年（653年），德棻“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考唐初修撰贞观朝实录，先后有两次。一次在贞观十七年（643年），由房玄龄主持修成20卷，始贞观元年（627年），迄贞观十四年（640年）。另一次是永徽元年（650年），由长孙无忌主持修成20卷，起贞观十五年（641年），止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于永徽四年（653年）奏上。令狐德棻参与了后一次修撰工作，上文所引“贞观十三年以后”，当是“贞观十五年以后”之误。

7。参与撰写武德、贞观二朝国史。显庆元年（656年）七月三日，令狐德棻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藏其书于内府”[30]。同修者有长孙无忌、于志宁、崔敦礼、李义府、刘允（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德棻、顾胤等撰。”关于这部“国史”，刘知幾评论说：“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656年），令狐德棻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31]。据此可以明确：第一，《唐会要》所说的“八十一卷”，当是“八十卷”之误；第二，这是一部纪传体国史。《旧唐书》本传不载德棻参与修撰国史的事，是一大疏忽。

8。参与修撰《高宗实录》。《旧唐书》本传说：德棻“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新唐书·艺文志二·实录类》著录：“《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幾、吴兢续成。”可见刘、吴所撰之《高宗后修实录》是《高宗实录》的续作。关于后者，《唐会要》有详细记载：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胤）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32]。《会要》于撰人中不载德棻，然据上引《旧传》《新志》所载，德棻参与修撰是毫无疑义的。《新志》谓“止乾封”，似不确；因为德棻已于龙朔二年（662年）致仕，并在4年后即乾封元年（666年）去世。故《高宗实录》下限，当以《会要》所记止于显庆三年（658年）为是[33]；其卷帙各书所记不尽相同，无从深考。

9。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令狐德棻还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家传》1卷，以及《令狐德棻集》30卷，多已遗佚，仅存五言诗一首，收在《全唐诗》里[34]。

令狐德棻从武德五年（622年）受诏撰《艺文类聚》及周史起，至龙朔二年（662年）致仕止，整整40年中，“国家凡有撰述，无不参与”。他直接参与的著作在900卷以上，这是多么难得呵！而尤其可贵的是，他“暮年尤勤于著述”。许多重要著作，如《晋书》《五代史志》《贞观实录》《武德贞观两朝史》《高宗实录》等，都是他在60至80岁参与修撰的。

“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趣。”令狐德棻的这两句诗，多少反映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情怀和他对于历史著述的热忱。他在史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71岁的令狐德棻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这对于他无疑是很高的荣誉。龙朔二年（662年），令狐德棻已经80岁了，他请求致仕并得到了批准。4年后，即在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这位勤奋的、有作为的史学家在自己的家里停止了呼吸，终年84岁。

令狐德棻的政治见解是矛盾的、复杂的，其保守方面和进步方面都表现得很鲜明。他在向唐高祖李渊提出修撰前代历史的建议中，津津乐道于宇文周的历史，透露了他一方面寄希望于李唐皇朝的未来，另一方面也还沉湎于北周政权的过去。这跟他的身世自然有直接的关系。令狐德棻主张最高统治者采用“王道”这一统治方术，他认为：

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以）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35]。

在他看来，历史上有过四种政治局面，一是王道，二是霸道，三是王道、霸道“杂而行之”，四是“王、霸俱失”，什么方术都没有。他希望唐高宗能够推行“王道”。他还对唐高宗说过这样的话：“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真正的“王道”在历史上是不曾实行过的，恐怕“古道”也不像他讲的那么美好；但是，他希望统治者“清其心，简其事”“薄赋敛，少征役”的政治主张，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的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对贞观后期政治的批评。令狐德棻在回答唐高宗提出的“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的问题时，说道：“《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这些话，恐怕就是针对高宗永徽年间关于皇后废立纠纷而说的。这些事实说明，令狐德棻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作为一个史学家，令狐德棻对唐初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评价令狐德棻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仅仅依据他主编的《周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探究其在唐初的史学发展中的各方面的活动，研讨他跟那些同时代的史家们的关系，发现他比他们有哪些高明之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令狐德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也才有理由把他视为唐代史学的开山。

[1]原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后经修改收入《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2]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六《令狐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