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略论（第2页）

“人君之度量”不同于种种“奇才”的地方，在于前者应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之上，因而能产生影响于社会的“仁惠之德”。在封建社会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的看法，尽管带着很重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在主观上是希望人君能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人君之量”的见解相关联的，虞世南还评论了“人君之才”与“人君之德”。《帝王略论》在评论汉元帝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人君之才”的问题——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18]

人的才华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亦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才华。作为一个君主，其才能应反映在“经天纬地”“禁暴戢兵”方面，否则将与身份不相吻合。这是提出了怎样看待“人君之才”的标准。在讲到“人君之德”时，虞世南极力称赞刘备，说：“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19]他把尚礼和诚信看作是“人君之德”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无疑是从儒家传统观念着眼的，但这两条对于当时的李世民和后来的贞观之治，特别对于维系唐太宗统治集团的稳定，或许不无关系。

2。大胆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虞世南对历史上一些君主的评价，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的史识。他对魏孝文帝和宋高祖的评价，就是很典型的例证。下面是关于宋高祖刘裕之评价问题的问答：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

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擒姚泓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州，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20]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风气很盛的政治氛围中，虞世南这样赞扬“匹夫”出身的宋高祖，不仅要有见识，而且也要有勇气。值得注意的是，在虞世南的时代看历史，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和东汉中兴之主刘秀，恐怕是最受人尊崇的两位君主了；他把刘裕跟他们相比拟，可以看出他对东晋灭亡的毫不惋惜和对刘宋建立的充分肯定之情。他似乎认识到，晋宋更迭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而他对魏孝文帝的评价是从另一个方面予以强调的：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21]

这是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这大概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许多个“文化”概念中的一个）方面高度评价了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魏孝文帝称为“非常之人”“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的见解，能够对所谓“异族”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识。

3。着意于成败得失的总结。《帝王略论》从多方面评论历代君主的贤愚、明昏，根本的一条，是着意于对历代政治统治成败、得失的分析和总结。虞世南论秦始皇和秦朝的历史，既注重于政策的当否，又涉及有关人的才能的高下，包揽的面是很宽的——

公子曰：秦始皇起秦陇之地，蚕食列国，遂灭二周而迁九鼎，并吞天下，平一宇内，其规摹功业亦已大矣。何为一身几殒，至子而亡乎？

先生曰：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22]

这里着重批评了秦始皇一味任用“威力”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时亦需要以仁义相辅；而这种政策作为贻训，又影响到秦二世的统治。联想到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教化”问题，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则提出“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场争论[23]；以及唐太宗与群臣探讨“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24]，可以看出虞世南的上述评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评论的是历史，但却包含着对于未来的某种预见。

在总结历代皇朝成败得失的时候，虞世南还能够指出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误处，绝不因其功业之大而讳言其短。他论汉高祖刘邦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汉高拨乱反正，为一代英主，可谓尽善者乎？

先生曰：汉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剑以取天下，实有英雄之度量焉！故班氏《王命论》云……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礼爱，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然知吕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爱赵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没之后，几亡社稷。若无刘章、周勃，吕氏几代汉矣。此之为过，甚于日月之食，岂尽善之谓乎！[25]

作者充分肯定了刘邦在政治上的谋略和成功，但也批评了他在对待吕后的“邪辟”上的迁就和无力，以致弄到“几亡社稷”的地步，这是重大的过失，怎么能说他是尽善尽美的人呢！可见在作者看来，所谓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在评论历代帝王时的朴素辩证观点。

4。重人事而斥天命。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论述历史事件或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摆脱不了“天命”的束缚，这种束缚的程度，自然因人而异。不过，也确有少数史学家是不大相信“天命”的，甚至对“天命”进行指斥。从总的倾向来看，《帝王略论》是属于后一种情形。它关于宋文帝的评价，是涉及对于“天命”的态度的：

公子曰：宋文宽仁之君，享国长久，弑逆之祸，为何所由？善而无报，岂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制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己作，岂命也哉！[26]

这一段话表明，宋文帝的“弑逆之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他自己的种种失误所酿造出来的。“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这在历代封建君主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许多次政治动乱，甚至引起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此论，对宋文帝来说固然不错，对后世的封建君主也有警诫的意义。

在讲到南朝宋齐二代“废主”之多的问题时，作者把自己关于天命同人事的看法说得更明确了——

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狂暴，前后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覆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柔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岂天性哉，盖人事也。惟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以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乐，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善乎哉？！[27]

这里，不仅强调了“人事”的作用，而且把人事也讲得很具体，很切实，即教育的作用。《帝王略论》着重于论，但它在这里，也从史实上概括了宋、齐二代“废主”之多的原因。这对最高的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当然，作者对待“天命”，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有时，他还相信“冥数”的存在[28]，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5。儒、佛、道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虞世南在《帝王略论》中，还涉及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评论，从佚文来看，其中关于论儒、佛、道相互关系的看法，反映了作者的儒、佛、道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关于儒与释的关系，他是这样讲的：

公子曰：梁武帝夷凶翦暴，克成帝业，南面君临五十余载，盖有文武之道焉。至于留心释典，桑门比行，以万乘之君为匹夫之善，薰莸不验，危亡已及，岂其道非邪，何福谦之无效也？

先生曰：夫释教者，盖出世之津梁，绝尘之轨躅，运于方寸之内，超于有无之表，尘累既尽，攀缘已息，然后入于解脱之门。至于凡俗之法，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六波罗密，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焉？！[29]

这里提出的一个看法，是把佛教的“六波罗密”与儒家宣扬的“五常”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文化意识，一方面固然是东汉以来佛教广泛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儒家思想在吸收、融化外来思想方面的能力，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色。虞世南不认为君主笃信佛教是可以非议的，但他强调人君修道应当“以弘济为怀，仁恕为体”，否则，“区区一介之善，亦何取焉”？这跟上文所引的“人君之度量”的说法是一致的。

在讲到释、道二教的社会作用时，虞世南把它们跟“王化”“舆俗”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了：

公子曰：其（按：指周武帝）毁灭二教，是耶非耶？

先生曰：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