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略论（第3页）
公子曰：请闻其说。
先生曰：释氏之法，则有空而无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归于寂灭，象外之谈也。老子之义，则谷神不死，玄牝常存，长生久视，腾龙驾鹤，区冲之教也。至于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于王化，无乖于舆俗。今以众僧犯律，道士违经，便谓其教可弃，其言可绝，奚异责梼杌而废尧，怨有穷而黜禹，见瓠子之泛滥远塞河源，睹昆岳之方阳遽投金燧？曾不知润下之德为利已远，变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观海，局于所见轮回长夜之迷、自贻沉溺之苦。疑误学者，良可痛焉！[30]
从这一段议论中，可以看出虞世南对于释、道二教在精神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即所谓“有益于王化，无乖于舆俗”。因为它们所起的作用很大，所以不应以“众僧犯律，道士违经”为由而毁灭它们；那些毁灭释、道的人，就跟井底之蛙一样，眼光狭小，是很可悲的。如果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虞世南简直是在进行说教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是一个学者。他是从儒、释、道各自所宣扬的最高境界来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他对它们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冲突就采取了斥责的态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化意识，表明佛学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史学中来了。虞世南的上述看法，对于了解整个唐代史学跟佛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帝王略论》残卷和佚文还涉及对其他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的“为君之道”来看，或者从当时的时代特点来看，《帝王略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在一些具体论点上，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具有鲜明的历史启发作用。这些，对于研究历史和研究史学的人，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对王重民先生的看法未敢苟同。王先生说：“是书文辞肤浅，诚为初学而作；然若以此疑非出于虞氏手，虞氏固有《兔园册》，颇行于时矣。”依我的浅见，此书文辞固不深奥，但它讨论的问题却重在“治乱之迹，贤愚二贯”，使人认识到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因此，似不便把通俗说成“肤浅”；也不能把讨论皇朝成败、人君贤愚这样重要的问题视为“为初学而作”。至于说“虞氏固有《兔园册》，颇行于时矣”，以《兔园册》作为旁证来证明《帝王略论》的“肤浅”，也是有问题的。《兔园册》是否为虞世南所作，王国维早已提出怀疑，认为“世南入唐，太宗引为记室，即与房元龄对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书”[31]。王氏所疑，是有根据的。另据《困学纪闻》所云，《兔园册府》乃“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李恽为太宗第七子，贞观十年（636年）封蒋王[32]，时虞世南为秘书监，且已79岁高龄，绝无为是书之理。王国维考证此书写成当在蒋王为安州都督任上，亦可证此书与虞氏毫无关系。《兔园册府》后来成为一部流传很广的通俗读物[33]，故有人嫁名于虞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此外，我以为《帝王略论》在史学上的价值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中国史学史上较早的历史评论著作。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评论，有长久的传统和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这是一种很突出的历史评论形式。而司马迁的于叙事中寓论断的方法，则是历史评论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同时，先秦时期以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有不少历史评论的专篇。但作为历史评论的专书，在唐代以前却不多见，而作为贯穿古今的历史评论专书则寥若晨星。《帝王略论》很可能是我们今天所知道、所见到的这方面的最早著作。第二，以问答的形式撰写历史评论，这是《帝王略论》的一个创造。中国古代典籍，很早就有较多采用问对形式进行表述的，如《论语》，如《孟子》。在一些较早的史书中，也有在一些篇章里把问对写得十分精彩的，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如“前四史”等。但运用问答的形式撰写一部完整的历史评论著作，《帝王略论》实属首创。如前所述，它的每一首史论都由“公子曰”“先生曰”这样一问一答构成，有的多至三问三答。这种形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容易把问题提得明确，便于理解；二是生动活泼，以利流传。盛唐时期赵蕤撰《长短经》和中唐时期马总撰《通历》，部分或全部采用《帝王略论》中的评论，绝非偶然。《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法上有广泛的运用，我已另有专文评论，此不赘述。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要之，《帝王略论》不独是唐初史论的杰作，就是在整个唐代史论中，在中国历史评论发展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原载《华北石油教育学院学刊》1987年第2～3期合刊，收入本书时，吸收了1987年第3期《书品》所载拙文《从〈唐文拾遗〉说到〈帝王略论〉》之部分内容，并有较大的修改。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6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0页。
[4]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86页。
[5]分别见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之仪注类、杂家类、类书类、别集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1、1563、1597页。
[6]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70～476页、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6～1407页。
[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上，史部编年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9]见马总：《通历》卷首，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
[10]以上均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部“帝王略论”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97页。以下引此，不另注。
[11]黄永武：《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67页。
[12]刘知幾：《史通》卷十六《杂说上》，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3页。
[13]赵蕤：《长短经》，见顾修：《读画斋丛书》己集，书名题为《儒门经济长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陆心源：《唐文拾遗》卷13辑为39首，然其中有5首（即论南朝宋武帝、梁武帝、陈后主、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等）提行不妥，应予以合并，实为34首。
[15]这58首论所评论的人物是：夏禹、太康、成汤、伊尹与傅说、桀与纣、周文王、武王、周公、宣王、幽王与厉王、平王、秦始皇、汉高祖、文帝与景帝、武帝、昭帝、昌邑王、宣帝（以上见敦煌本残卷）、元帝、王莽、光武帝、汉祖与光武之臣、桓帝与灵帝、三国君主（以上见《长短经》）、晋宣帝、景文帝、武帝、惠帝、元帝、明帝、孝武帝、桓玄、宋高祖、文帝、孝武帝与明帝、齐高帝与武帝、明帝、宋齐废主、梁武帝、元帝、陈高祖、文帝与宣帝、后主、魏道武帝、太祖与太武、献文帝、孝文帝、孝明帝、孝庄帝、齐神武帝、文宣帝、武成帝、后主、宇文泰、宇文护、周武帝、宣帝、隋文帝（均见《通历》）。以上，除十六国外，对各朝君主均有所评论。
[16]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20页。
[17]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18]见赵蕤：《长短经》卷二《君德》篇所引，读画斋丛书本。按：赵蕤在征引时，将“公子曰”改为“或曰”，“先生曰”改为“虞世南曰”，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故不书“世”。下同。
[19]见赵蕤：《长短经》卷二《君德》篇所引，读画斋丛书本。
[20]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21]见马总：《通历》卷八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22]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伯2636号）卷一。
[24]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25]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伯2636号）卷二。
[26]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27]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28]见马总：《通历》卷七之末“先生曰”，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29]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30]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31]《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此文亦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5页。
[3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60页。
[3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九“诙谐所累”条：“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0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刘岳传》：“《兔子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