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略论（第1页）

《帝王略论》

——唐初史论的杰作[1]

唐初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论》一书，凡5卷，是中国史学史上较早的系统评论历代帝王的专书。然此书自元代以后，传布渐稀，以致清代学人于此书已不甚了然。所幸的是：敦煌文书中尚存其残卷一卷有余；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内中保存其部分佚文；而唐人马总所撰编年体通史《通历》10卷，则以《帝王略论》的有关评论分系于所述帝王事迹之末，从而保存了它的更多的佚文。1987年，我曾考察马总《通历》，进而考察《帝王略论》，认为后者确是唐初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历史评论著作，堪为唐初史论的杰作之一。探索、诵读之间，既感其见解之独到，亦叹其湮没之甚久。掩卷沉思，撰为此文，供学术界同好和读者参考。

一、一个重要的问题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在少年及青年时代，受业于著名学者顾野王，属文则祖述徐陵，又随智永学书，笃志勤学，深得师辈真传，且有创新，声名远播。仕隋，先后任秘书郎和起居舍人。唐初，李世民引为秦府参军。唐太宗时，任著作郎，兼弘义馆学士，最后官至秘书监。他跟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很深的关系，他们个人之间的友情也很重。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若皆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

前人曾经指出，唐太宗时，诤谏之臣非魏徵一人，这话是对的。别人且不说，虞世南就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跟虞世南经常讨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评论“古先帝王为政得失”，也就是唐太宗说的“商略古今”。唐太宗不愧是古代的英明君主，作为政治家，他对于历史，尤其是有关古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吴兢《贞观政要》一书记载得尤为详尽。从虞世南来说，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世民即位时，虞世南已经六十八九岁了，但他对于政治的关心，却没有减退。他一方面同唐太宗“商略古今”；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的政治，对山陵制度提出合理的建议，对山崩、地震、大水、彗星出现等自然现象都给予有利于启发唐太宗改进政治的解释，对于唐太宗的“好猎”也进行谏阻，等等。他这样做，越发赢得了唐太宗对他的亲近和尊重。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翰。唐太宗把“德行”“忠直”放在“五绝”的第一二位，说明他重才但更重德，同时也说明他是知人之君。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终年81岁。唐太宗十分悲痛，“哭之甚恸”。他亲自给他的儿子魏王李泰写了一篇敕书，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3]真情实感，溢于言表，而“当代名臣，人伦准的”这样的评价，自然不是可以妄加的。虞世南死后不久，唐太宗写了一首诗，“追述往古兴亡之道”，但想到世南已经辞世，便不胜感慨地说：“朕之此诗，将何以示？”这再一次表明，唐太宗与虞世南的君臣之谊，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旨趣之基础上的，这就是：评论“先古帝王为政得失”，“追述往古兴亡之道”。唐太宗最终让人将此诗在虞世南灵前焚去，以告慰这位已经故去的知音；同时命人图其形于凌烟阁，以为永久的纪念。

还在虞世南担任秦王记室参军的时候，他就被列为“十八学士”之列。褚亮撰的《十八学士赞》称誉虞世南“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罔罗百世，并包六艺”[4]。可见他的德行、学问，备受时人称颂，非只太宗一人。然而，太宗把虞世南跟他“商略古今”看得如此之重，当无第二人可比。这正是《帝王略论》的旨趣所在。

二、残卷之谜和佚文巧合

《帝王略论》敦煌本残卷是研究此书之面貌的基本依据，《长短经》和《通历》所存此书之佚文多为残卷所无，亦为研究此书提供了重要依据。故本文拟对《帝王略论》的残卷和佚文作比较具体的说明，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一）残卷之谜

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虞世南的撰述有：他与裴矩合撰的《大唐书仪》10卷，《帝王略论》5卷，《北堂书钞》173卷，《虞世南集》30卷[5]。《大唐书仪》，已佚。文集，多已散失，《全唐诗》和《全唐文》编辑了他的极少量的佚诗、佚文[6]。《北堂书钞》，今存160卷，有明万历陈禹谟刻本。

《帝王略论》，宋人得见此书，似无疑义。晁公武记马总《通历》云：

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7]

若非亲眼见到《帝王略论》，或以《通历》与《帝王略论》对读，则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说法。《宋史·艺文志·杂家类》尚有著录，元初或许还有流传。及至清嘉庆年间，阮元与其门人撰《通历》（原作《通纪》）“提要”时，人们已经见不到《帝王略论》了[8]。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松抄录《通历》后所撰的题记，则明确指出《帝王略论》“久已散佚”[9]。这个事实说明，在明清两代（至少在清代）学人的案头上虽无此书，但人们对于它的湮没却是感到惋惜的。

直到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游学欧洲，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被伯希和盗劫去的敦煌本《帝王论》残卷，才证明此书原先在国内并未完全散失，并为近人研究此书的真正面貌提供了宝贵的依据。王重民先生为了揭开《帝王论》残卷之谜，即证明它乃是虞世南《帝王略论》的一部分，于1935年5月至1936年4月，先后撰写了4篇题记，足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在治学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这4篇题记中，王先生首先以《新唐书·艺文志·杂家类》和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杂史家为据，指出：敦煌古书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疑即虞世南之《帝王略论》的一部分。进而以东洋文库购得镰仓时代写本虞世南《帝王略论》残卷（存1、2、4卷），与《帝王论》残卷相印证，证明“与此正是一书”。又进而以《郡斋读书志》《困学纪闻》皆云《通历》一书保存了虞世南《帝王略论》的说法，并参照《唐文拾遗》卷十三纂辑“《通历》所引《要略》（按：原文为《论略》，当是《略论》之误）三十八事”和“《长短经》所引九事”，指出：《帝王论》残卷之“所存者适在《通历》缺卷中，亦巧合矣”。最后，则以《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九所载虞世南《公子先生论》一条与《唐文拾遗》辑本相校，结论是：“正在马总所引卷内，因确知即《帝王略论》也”[10]。上述论证，令人折服，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即虞世南《帝王略论》传抄本之残卷无疑，这一论证的学术价值之一，是对唐初史学而尤其是对唐初历史评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事隔50余年，这一论证的价值并未引起治中国史学史者的重视。我开始研究《帝王略论》，是因研究《通历》而受到启发的，亦未曾注意到王重民先生的那些论证；虽然在对《帝王略论》一书的看法上得到了与王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忽略了其残卷的存在，则是明显的疏失。学海无涯，可不慎欤！

近来，我查阅了《敦煌宝藏》[11]第123册中所载伯2636号《帝王论》残卷的影印件，颇觉对《帝王略论》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这里，我首先对王重民先生在50多年前为揭开残卷之谜所撰的题记作两点补证。

第一，王先生为证明残卷《帝王论》即唐初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举出了一系列证据。我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有一条最直接的、也是最早的证据却没有被引证，即刘知幾关于《帝王略论》的评论。其文见《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梦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谅知冥数，不独人事。）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12]

刘知幾是在批评司马迁以“推命”而论成败的做法，进而兼及《魏略议》和《帝王论》的。值得注意的是：（1）刘知幾存正文中称“虞世南《帝王论》”，而在注文中则称“虞世南《帝王略论》”，可见《帝王论》即是《帝王略论》。（2）查《史通》原注所引《帝王略论》论陈氏之亡的一段话，与《通历》卷七所引《帝王略论》之“先生曰”，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删节。可见《通历》所引之“公子曰”“先生曰”确出自《帝王略论》无疑。

第二，王先生据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辑唐人赵蕤《长短经》所引《帝王略论》9事，乃做出如下推断：“《长短经》所引九事，始于西汉文、景，迄于东汉之末，当在原书卷二、卷三中，赵蕤殆亦未见全书耶？”王先生当时游学海外，寻书不便，乃作此种推断，是可以理解的。今查赵蕤《长短经》卷2《君德》篇[13]，其正文征引《帝王略论》20首，注文征引1首，共21首。上起西汉文、景，下迄隋朝文帝，其间并不着意于连贯征引，而视其需要采择之。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以只辑录其9首者，皆《通历》所缺也；以下均与《通历》重复，故不取。其意当如此，并非赵蕤未见全书。值得注意的是，从揭示《帝王论》残卷之谜来说，《长短经》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其征引《帝王略论》（即“或曰”“虞南曰”。按：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故略去“世”字）有3首论与残卷重合，即论西汉之文、景，武帝，宣帝，二者相校，亦可证残卷确为虞世南《帝王略论》无疑。

王先生已经辞世，不然当持此以求教正。

（二）佚文巧合

《帝王略论》现存佚文，除《史通·杂说上》所引“先生曰”1首、王重民先生引证的《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九所引“公子先生论”1首外，主要有：（1）敦煌本《帝王略论》残卷；（2）赵蕤《长短经》所引“或曰”“虞南曰”；（3）马总《通历》所引“公子曰”“先生曰”；（4）王重民先生提到的日本东洋文库所得镰仓时代写本《帝王略论》残卷（存1、2、4卷）。其中，《史通》《御览》所引2首均见于《通历》，而日本镰仓时代写本残卷今日则又未可得见，故目下考察《帝王略论》现存佚文，无疑当以敦煌本残卷、《长短经》和《通历》为主要依据。

敦煌本残卷存部分序文、第1卷目录及全部正文、第2卷目录及大约12卷正文。这使我们大致上能够认识全书的结构、特点和规模。残卷正文由事略和评论两部分构成，事略书“略曰”，评论则书“公子曰”“先生曰”，采用问答形式。全书略按历代帝王所处时代先后编次，而在有的朝代起始处还特别标出其朝代名称，如“殷略”“周略”“秦略”等。正文中还有少许简要的自注，如卷一于黄帝后注曰“右三皇”，于舜后注曰“右五帝”，于夏桀后注曰“论在殷纣章”，等等。卷一有事略（“略曰”）26章、评论（“公子曰”“先生曰”）12首，卷二存事略9章、评论6首，合计事略35章、评论18首。事略之文最长者如述汉高祖刘邦，凡27行，约700字；最短者如述颛顼、帝喾、周平王，均不足2行，只三四十字。评论桀、纣二主之文最长，凡13行；评论周平王之文最短，仅3行。可见，不论是“略”还是“论”，文字多少不拘，显示出撰述上的灵活性。《帝王略论》一书的结构大致如此。它在体例上的特点，一是有“略”、有“论”，故称《略论》；一是“论”以问答形式表述，增强了本书的生动性和启发性。本书的规模，以敦煌本残卷结合《长短经》与《通历》所存之论考之，当是：第1卷，三皇至秦末；第2卷，两汉；第3卷，三国、两晋；第4卷，南朝；第5卷，北朝。

王重民先生当年曾兴奋地写道：残卷所存者，适在《通历》缺卷中，“亦巧合矣”。诚然，这种“巧合”对于我们认识《帝王略论》一书的全貌，特别是有关评论部分的全貌，至关重要。那么，这种巧合究竟“巧”在何处？我想作一简要说明，并对王先生的说法提出一点补充。上文讲到，残卷存评论18首，所论上起夏禹，下迄汉宣帝。马总《通历》10卷，前3卷早佚，今存后7卷；后7卷中征引《帝王略论》的评论34首[14]，所论上起晋宣帝，下迄隋文帝。残本与《通历》共存评论52首，且毫无重复，可互相补充，此一“巧合”也。此外，赵蕤《长短经》征引《帝王略论》的评论21首，所论上起西汉文、景，下迄隋朝文帝。其前3首（即论西汉文、景，武帝，宣帝）与残卷相重，其后12首（即论晋宣帝以下直至隋文帝）皆《通历》所有；而中间6首（即论西汉元帝，王莽，东汉光武帝，汉祖、光武之臣，东汉桓、灵二帝，魏、蜀、吴三国君主）恰为汉宣以下、晋宣以上，弥补了残卷与《通历》所存评论的一大“缺口”，此又一“巧合”也。以上三书合计，共存《帝王略论》之“论”73首，若重复者不计，仍可得58首。其中，三皇至秦12首，两汉11首，三国两晋9首，南朝11首，北朝至隋15首[15]。我认为，《帝王略论》之“论”的部分，于此庶几可还其本来面目。

三、在史学上的价值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商略古今”是《帝王略论》的旨趣所在。这一点，在敦煌本残卷所保存的部分序文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残序为序文的后半部分，9行，上端已残缺，每行缺2～4字不等，然其意大致可以看出。第一，序文中有“将为子说治乱之迹，贤愚二贯”，这应是本书主旨。第二，三皇五帝，“非凡庸所敢轻议，但略陈其事，存而不论”；三代以下，“世有治乱，兴亡之运，可得而言”，故择其明者可为轨（规）范、昏者可为鉴戒“试论之”。这是说明三代以上只“略陈其事”，有“略”无“论”；三代以下则有“略”有“论”。第三，“至于守文承平、无咎无誉”，非规范、鉴戒所由者，“亦所不谈也”。这是进一步说明了本书对记述与评论之对象的取舍及其缘由。要之，本书并非泛泛而论“古今”，而是要在确有可“商略”处做文章。王重民先生据《玉海》卷六十二引《中兴书目》语及《新唐书·虞世南传》，判定虞世南撰《帝王略论》“盖在秦府时”，我以为是可以成立的。序文“将为子说”云云，以及论中所谓“公子曰”“先生曰”，从口气上看，亦可证此书撰于李世民即位之前。当时，唐朝建立不久，天下未定，书中谈论的内容，确是当时的形势和李世民本人所迫切需要的。

尽管《帝王略论》是一部记帝王之事略、论帝王之贤愚的著作，但其价值显然不在于“略”而在于“论”。从我对《帝王略论》残卷及佚文所做的初步考察来看，我认为它在评论历代君主方面或由此而涉及的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评论方面，不论在见解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1。提出了关于“人君之量”的见解。如《通历》记东晋末年桓玄所建“伪楚”及其为刘裕所败的史实后，引《帝王略论》说：

公子曰：桓玄聪敏有夙智，英才远略，亦一代之异人，而遂至灭亡，运祚不终，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远，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合于寒暄，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弘之大德，值晋室衰乱，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时篡夺，安国治人无闻焉。尔以侥幸之才，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16]

这里说的“人君之量”，不只是君主的个人品德问题，它还包含着君主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以及由这样的远见卓识为指导而制定的种种措施和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果。只有具备这种器度的君主，才能使“万姓推而不厌也”。虞世南认为，像桓玄这样的“浮狡小智”“侥幸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业的，而遭到毁灭则是理所当然的。

“人君之量”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在虞世南看来，不独桓玄这样的人与此无涉，历史上有一些看来还说得过去的君主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标准。如他论北周武帝宇文邕，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艺，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观其卑躬厉士，法令严明，虽句践、穰苴亦无以过也。但攻取之规有称于海内，而仁惠之德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