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3页）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唐代史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唐代以后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现在，我们再回到刘知幾所提出的问题上来。如前所述，刘知幾在史书体裁上肯定了“班、荀二体”，并对它们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他没有提出对于新的史书体裁的设想，这是我们不应苛求于他的。但是，刘知幾在对待《史》《汉》二家（它们是属于同一体裁的二家）的态度上，却反映了他对“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的隔膜以及对“综一代之兴废”的著作宗旨的**。如果说，任何一个史学家（其他的“家”也是如此）都有其局限性的话，那么，我认为刘知幾对撰述通史的看法则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史识的局限性。其实，对于史学工作来说，通古今之变化和综一代之兴废，都是不可少的。对此，刘知幾也是矛盾的。他曾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讫于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57]究竟如何“因其旧义，普加厘革”呢？他没有说。我看这里面也包含了一点作通史的意思，但他终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转向了对于通史的严厉批评，并警告史学家们，说那是劳而无功之举，应深深地引为鉴戒。然而，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学家之通史撰述的成就，却使他的这些论点黯然失色。新的史书体裁出现了，运用各种体裁撰述的通史出现了。如果说，唐盛世的史家在总结或重修一些前朝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那么，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家则在通史撰述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第三，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对宋元及其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司马光对李延寿《南史》《北史》和高峻《小史》都给予很好的评价；而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初名《通志》，这与唐代史家多以“通”名书，似亦不无联系。马端临对杜佑是非常钦慕的，他撰《文献通考》348卷，就是“效《通典》之成规”[58]。《通典》作为“十通”之首，对后来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宋元时期史家的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的影响分不开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上通史撰述的发展情况时，写道：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大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59]

他的这段话，概括了四部通史在体裁上的渊源和内容上的特点，并确认“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如果章学诚的这个看法大体不错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通史撰述的这个“极盛”时期当是上起唐代而下至两宋。这说明，从通史的撰述来看，唐代无疑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参见姚思廉：《陈书》卷三十《陆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98页；《南史》卷四十八《陆慧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02页。

[3]魏收等：《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页。按：《科录》，《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作《秘录》，误。

[4]关于《通史》，诸书所记不尽一致。《梁书·文学上·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99页）《梁书·武帝纪下》记：“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页）《隋书·经籍志·正史类》著录：“《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6页）《史通·六家》云：“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5]魏收等：《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平恒传》记：平恒撰《略注》百余篇，自周至魏，述“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5页）《周书·明帝纪》记：周明帝令文学之士“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0页）。《陈书·顾野王传》记：顾野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而卒。（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00页）这些，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都可视为不同体裁的通史，但它们的影响均不如《科录》和《通史》。

[6]以上所引，均见刘知幾：《史通·六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19页。按：据《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记，《科录》一书在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以前已经撰成，“表上”；又据《梁书·文学上·吴均传》称，吴均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时《通史》尚未完成，其成书当在《科录》之后无疑。《史通》说《科录》“多依仿《通史》”，误。

[7]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2页。

[8]刘知幾：《史通》卷一《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页。

[9]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0]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3344页。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见《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1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2页。

[13]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韩思彦传》附《韩琬传》及《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职官类》与《杂传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64～4167、1477、1485页。

[14]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别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8～109页。

[15]高似孙：《史略》卷四“高峻小史”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16]高似孙：《史略》卷二“后魏书”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页。

[17]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884页。

[18]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5页。

[19]鲁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鲁迅全集》第5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5页。

[2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65页。

[2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23]许嵩：《建康实录》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按：《建康实录》书末记：“吴大帝黄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这是说的《建康实录》的上限至成书之年的年代。今本无此说明。

[2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2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经籍考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61页。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7页。

[2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