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第2页）

马总的著述，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通历》10卷，《唐年小录》8卷，《意林》3卷，《奏议集》30卷。据已故刘节先生考证，《旧唐书》本传所谓《子钞》者，即是《新唐志》著录的《意林》；其所谓《年历》者，即是《唐年小录》，记德宗以前故事，《通鉴考异》曾引用其书。刘节先生对《通历》一书的流传、补撰、版本有详细的考证，足资参考[31]。对于《通历》这样一部编年体通史，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了很中肯的概括：

马总撰。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32]

这是一部从“太古”至隋的编年体通史，记朝代兴灭，述君贤否，而且有记事，有评论。其评论，也有为后人所肯定的地方。如王应麟说：《通历》“随事间有论著，谓（汉）文帝庶几于王道，而景帝之拟成康，则有惭德。谓（汉）宣帝刑名图霸之王也，而世以比光武，非其伦也。斯言当矣！”[33]因为《通历》有这些优点，所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对它时有采用。《通历》的缺点是过于“简略”，它以10卷的篇帙叙唐以前的全部编年史，所以只能“粗述”而不可能写得很丰满。

《通历》在“通”的方面，是《建康实录》所不可企及的。这两部书，是现存的唐代史家撰述的编年体通史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价值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姚康《统史》300卷，已佚。姚康，字汝谐，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进士，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做到太子詹事[34]。其事迹两《唐书》不曾记载，近来陈光崇先生撰《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一文考其仕履及著述甚详，颇多参考[35]。关于姚康撰述的《统史》300卷，《旧唐书·宣宗纪》是这样说的：

大中五年（851年）……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36]

从这一段记载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三个问题：（1）《统史》包含的年代，跟《统载》《通历》和本文下面还要讲到的《通典》大体是一致的，上起上古，下迄隋朝。这说明唐代史家对于撰述唐代以前的通史的重视。（2）《统史》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而对于这样丰富的内容，作者运用编年体进行表述，这在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3）《统史》300卷，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规模上也是空前的。这一点，我们从部帙为294卷的《资治通鉴》那里可以大体想见得到。

准此，是否可以认为：《统史》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以前，中国史学上编年体通史的最高成就。

四、典制体通史和文征体通史的撰述

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中，杜佑《通典》是典制体通史，裴潾《大和通选》是文征体通史。《通典》是现存典制体史书中影响极大、价值很高的书。《大和通选》今已不存。

杜佑（735—812年）约20岁开始做官，在地方和朝廷任过许多职务，以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晚年出任宰相，历德、顺、宪三朝，在仕途上度过了近60个年头。《通典》一书，始撰于唐代宗大历之初（766年），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前后用了36年的时间。全书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之下又分子目，子目之下更列有细目；上限始于黄帝，下限止于唐玄宗天宝末年及肃宗、代宗年间，有的史事截止于成书前数年，可谓体大思精、繁而有要。《通典》代表了唐代史学的最高成就。

关于《通典》一书的方法和旨趣，我已另作专文论述[37]，此不赘述。这里，我想对有关《通典》一书之渊源的传统看法提出一点辩难，为的是要获得对于这部典制体通史的比较接近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书，《旧唐书·杜佑传》是这样说的：

（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38]

《新唐书·杜佑传》所记与此略同。这里的记载，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一，刘秩《政典》果真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吗？《新唐书·刘子玄传》附《刘秩传》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刘）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这里说的“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毫无疑问，指的是刘秩论兵事书，与《政典》一书何涉？！从刘秩与房琯的关系来看，从《汉书·刘向传》所记刘向（更生）行事来看，也证明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而前一种说法是失实的[39]。可见，两《唐书·杜佑传》所记房琯赞扬《政典》的话原是张冠李戴；既如此，所谓《政典》“大为时贤称赏”云云，当然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杜佑果真是“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吗？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很可疑的。杜佑是一个“始终言行，无所玷缺”[40]，“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41]的人，这虽然不免有所夸大，但毕竟反映了他的为人。如果《通典》与《政典》真有这种渊源关系，他是不会在《通典》自序或《进〈通典〉表》中只字不提的，此其一。其二，对《通典》一书“颇详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也是只字未提及《政典》。而他在《序》中说的这一段话，则是意味深长的：“翰尝有斯志，约乎旧史；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故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庶将来君子知吾道之不诬也。”他这里强调的恰是《通典》的“约乎旧史”，又与《政典》何涉？！

第三，《通典》究竟是以《政典》为“蓝本”，还是以历代正史书志为渊源？由于新、旧《唐书·杜佑传》在上述两个问题的记载上的失实，造成谬种流传，使《通典》及其作者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清代考据学者王鸣盛的论点。他认为：《通典》“既以刘秩书为蓝本，乃自序中只字不及；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难，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则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42]。从上面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王鸣盛这个论点的大谬不然。我认为：《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进行撰述，是一部讲职官的书；而《通典》则“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43]，是一部广泛地讲典章制度的书，它们在渊源上和内容上的歧异洞若观火。事实上，《通典》的真正渊源不在《政典》而在历代正史之书志。梁启超在讲到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发展时说：“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44]梁启超从历史编纂学的观点说明《通典》跟史志的渊源关系，说明杜佑是顺应了“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统括史志”这一“通”的史学发展潮流的，其所持论点是正确的。可惜，梁启超的论点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以致在某些著作中，尚有沿袭新、旧《唐书》之《杜佑传》的旧有论点的。

现在来说裴潾撰述的《大和通选》。裴潾，两《唐书》有传。他是德宗至文宗年间人。宪宗时为谏官，后来做到起居舍人，因上疏反对宪宗酷信神仙、滥服奇药而被贬。穆宗时，做到考功、吏部二郎中。

敬宗时，任给事中。文宗时期，官至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在仕途上，裴潾“以道义自处，事上尽心，尤嫉朋党，故不为权幸所知”[45]，说明他为人正直。

《大和通选》30卷，《新唐书·艺文志四·总集类》有著录。这书，是裴潾在文宗大和七年（833年）编集的。史载：

（大和）七年，迁左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46]

据此可知，《大和通选》是一部类似《昭明文选》的著作，是为续《昭明文选》而编集的。按通常的看法，这书本是文章汇编，并非历史著作。这个看法无疑是对的。但是，文章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历史文献，此即章学诚所谓“以词章存文献”[47]，亦即他在地方志中所创立的“文征”一门。这个道理，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和通选》虽已佚，但我们今天读《文选》，读《唐文粹》《宋文鉴》，读《元文类》《明文衡》《清文汇》等著作，从中得到对于历代社会风貌的认识，亦可想见到《大和通选》的这种作用和意义。因此，章学诚把《大和通选》作为“通史家风”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看待。我们把他提倡的这种表现形式称作“文征体”，而《大和通选》则可以看作是文征体通史。

五、几点认识

在对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做初步的考察之后，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唐代史家，特别是唐中叶和唐晚期的一些史家，有不少人着意于通史的撰述，这是历史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趋势。

从历史时代的要求来看，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带来了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这就赋予当时的史学家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视野投向遥远的古代和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思想，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的要求和反映；而李延寿纂南朝四史为一史、北朝四史为一史的撰述成果，也只有在统一的局面下才能产生。杜佑著《通典》，采五经群史，上自远古，下至当世，分门别类，举其始终，历代典章制度及群士论议，条分缕析，一一备载。此种宏大气魄，不能不跟统一的唐皇朝的历史和现实有密切的关联。诚如白居易在他所起草的一道任命史官的诏书中说的那样：“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48]白居易的话，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历史时代对史学家的要求。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通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时代的要求还表现在它向史学家提出了现实问题，需要史学家做出回答。唐代中叶以后，社会急剧动**，唐皇朝的“盛世”已经结束。怎样医治社会的疮痍？怎样复兴人们记忆中的“盛世”？于是，诗人在咏叹和呼号，思想家在思考和论证，政治家在谋求改革，而史学家也必须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总结和说明。正因为如此，杜佑撰《通典》是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49]为其宗旨，以“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50]为撰述上的具体要求，以达到“经邦”“致用”[51]的目的。同样，马总撰《通历》，叙历代“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臣贤否”；姚康撰《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52]，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唐代中叶以后，有的史家深感纪传体通史的寥落，有的史家则又有慨于编年体史书的多有冗阙、缺乏条贯，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断代为史的心理和撰述通史的要求。如出身于史学世家的柳冕一方面激烈地批评司马迁，一方面又说：“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53]。刘轲的《与马植书》可以认为是关于《史》《汉》以来史学发展的一个论纲，并说：“常欲以《春秋》条贯、删补冗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54]，说明他亦有志于通史撰述。至于萧颖士的“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原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55]。萧颖士对纪传体史书有很深的偏见，但他探索和发展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却是可贵的。

第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跟他们对史书的表现形式有比较豁达、开阔的见解有关。自魏晋以来，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一向很激烈，刘知幾反对“唯守一家”的论点，主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编年、纪传都应当存在下去。后来，中、晚唐之际的文学家皇甫湜写了一篇《编年纪传论》，是很精彩的辩难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56]

他认为体裁不是不变的，关键在于“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即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史家的才能而可以有所变化。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一部史书要做到“包该事迹，参贯话语，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那就要求史家“必新制度而骋才力”，刻意于创新。皇甫湜关于史书体裁的这些论点是很重要的。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这对于开拓历史研究领域，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都有重要意义。皇甫湜是文学家，但他说的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个时期的史学家的思想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