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1页）
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
——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1]
一、问题的提出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古代史学也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从史学本身的属性和要求来看，这个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是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著《史通》，有“直书”与“曲笔”的专篇，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矛盾的揭示和概括。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激励着那些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迸发出许多真知灼见，把史学思想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唐代因正式设立史馆，其成为皇家的专职修史机构，往往也成为直书与曲笔的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唐会要》中关于“史馆”有专卷记载，其中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细目[2]。近来重读“史馆杂录”，对于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斗争似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深感唐代史家对于良史的信念和对于信史的追求从未中断，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不会泯灭而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二、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史馆杂录”所载有关修史诸事，都与史馆有关，也就是与官修史书相联系。
唐初设立史馆，以其做为国家的修史机构[3]。这一重大措施，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其历史功绩在于：
第一，提高了修史效率，发挥了史家群体的修史作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命史馆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全部告竣。对此，唐太宗十分满意，他奖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4]
显然，若非皇家出面，以史馆为基础，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这是做不到的。唐太宗晚年诏命重修《晋书》[5]，史馆汇聚了众多人才，以两年多的时间，新修《晋书》面世，也说明了史馆修史的成效之高[6]。
此外，史馆的设立，也为在史馆修史的史家提供了历史文献方面的便利，使其得以在公事之余浏览文献，完成自己的私人撰述。如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北史》，即属于此种情况[7]。后来《南史》《北史》得到皇家认可，唐高宗还为之作序（序文已佚），故也列为“正史”，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互为参照，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也撰修完毕。
唐初先后修成八部正史，成为中国古代官修前朝史“空前绝后”的盛举，在中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皇家设馆修史，为撰写本朝史提供了保障。以唐代而论，历朝实录的撰写连续不断，保存了重要的原始资料[8]，只是到了唐末，社会动**，有几朝实录未曾属稿。实录的撰修是撰写“国史”的基础。史家徐坚、刘知幾、吴兢、韦述等都参与过国史的修撰。至韦述时，国史已写成113卷[9]。唐代官修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史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五代后晋时，在分裂、短暂的时期，史家们仍能写出《唐书》（即后人所称《旧唐书》），正是源于这种积累中的提炼。
第三，唐代设馆修史，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从而展现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今存“二十四史”，构成了这个宏伟历史画卷的主体。其间，元代后期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史学活动，如同唐初撰修前朝史一样，也显示出最高统治集团的雅量和器识。
中国官修史书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这里说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当然，中国古代官修史书，也存在一些弊端。这种弊端，从刘知幾在唐中宗时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的上书中有集中的反映。他写道：知幾“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他说的“五故”是：第一，群体修史，各人自我称许，意见难得一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第二，资料不完备，具体表现是：“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第三，权门、贵族干预修史，“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缙绅咸诵”，撰史之人“能无畏乎”！第四，多人“监修”，意见不一，“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故修史者无所适从。第五，事关体裁、体例，如史书断限、史事取舍、叙述丰约、如何分工等，无人过问、“指授”，无所“遵奉”，以致“坐变炎凉，徒延岁月”。[10]刘知幾所反映的史馆修史的情况，主要出现于武则天当政时期。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史馆修史状况并非如此，即使出现过某种弊端，也不像刘知幾所说的那样严重。
尽管如此，刘知幾所指出的史馆修史的种种弊端，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有的弊端是十分严重的，此其一。其二，史馆修史存在的弊端，实际上刘知幾所言还不能完全概括，比如行状所记是否可以凭信？大臣密疏是否可以入史？等等。这些具体问题，并不是刘知幾都可能涉及的。可见，史馆修史所存在的弊端是很突出的。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刘知幾采取了辞去史职、退而私作《史通》的做法[11]。当然这不是很好的做法。一个正直的史家应当面对现实，提出适当的主张和建议，坚持撰写信史的原则。《唐会要》的《史馆·史馆杂录》给后人留下了唐代史家这种追求的足迹。
三、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
唐代史家追求撰写信史的目标，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并不限于史馆修史，如杜佑撰写《通典》之严谨，韦述强调“大丈夫奋笔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12]，李肇为补国史之不足而著《唐国史补》[13]，像这样的一些事例都与史馆修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唐会要》中的“史馆杂录”条所提供的史实，毕竟可以使后人更清楚地看到唐代史家坚持直笔、追求信史的精神。
唐代史家的这种精神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主张帝王不亲自观览国史
《唐会要·史馆上·史馆杂录上》起首记载了唐太宗和朱子奢、褚遂良、刘洎、房玄龄等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14]
这里讨论的是帝王不览国史的传统及其原因。应当指出，朱子奢对唐太宗所问的回答是机智而得体的。所谓机智，是指他肯定唐太宗“举无过事”，相信“史官所述，义归尽善”。所谓得体，是指他没有正面否定唐太宗亲览国史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唐太宗这样做或许会留下不好的历史影响，最后归结到帝王不亲览国史这一传统的合理性。唐太宗读到这通上表，暂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史载：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15]
在同朱子奢讨论数年之后，唐太宗又向褚遂良提出同样的问题，而褚遂良的回答比起朱子奢的回答更加明确：帝王不览国史，是含有希望“人主不为非法”的深意，即具有历史监督的作用。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表明他是很在意这个历史监督的作用的。褚遂良的回答很直率，即在守君臣之道和守史官之职二者之间，他只有放弃前者，坚持后者。在场的刘洎讲得更加直白，君主的“不善”，即使史官不记，“天下之人”都会“记”得的。当然，“天下之人”所“记”，影响于当世；而史官所记，则影响于“悠悠千载”，二者的作用有所不同。
这一番问答，真切地表明了从朱子奢到褚遂良、刘洎等，是坚决恪守史官职责的。可惜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最终还是在房玄龄那里“退却”了。房玄龄作为监修国史，负责修史事宜，终于同意把国史送呈唐太宗观览。人们或许不必怀疑唐太宗亲览国史“以为鉴诫”的真诚，但他作为一代明君，改变了人君不亲览国史的传统，给后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终究是一个缺憾。房玄龄的“退却”，同样也应视为这位名相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过失。
（二）不取“人情”，坚持直笔
《唐会要·史馆下·史馆杂录下》记：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张易之、张昌宗密谋，“将图皇太子”，矛头首先对着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并试图利诱大臣张说作伪证，“证明”魏元忠支持皇太子早日即位。张说“被逼迫，乃伪许之”。后经大臣宋璟、张廷珪和史官刘知幾等鼓励、劝说张说，不要被张易之等所利用：“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污青史，为子孙累”。于是张说面对武则天和朝臣说：“臣今日对百僚，请以实录”，并“厉声言魏元忠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这些话，使“百僚震惧”。武则天无法给魏元忠定罪，乃将魏元忠贬官、张说流放。《史馆杂录下》继续写道：
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元。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16]
张说身居相位，见史馆所修《则天实录》记载那段往事，总觉得不甚光彩，故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希望予以修改，并借口这是刘知幾所修。而正直的吴兢说明真相，绝不改写，屡屡抵制张说的“祈请”，被同事称为董狐式的良史。
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刘知幾对张说说的“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吴兢对张说说的“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充分显示出了史家的良知和信念。此事被后人写入《旧唐书·吴兢传》，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兢的《贞观政要》一书，始终受到后人的推崇，这同他坚守史家撰写信史的原则，自有密切关系。
（三）明确史书立传原则
《史馆杂录下》载路隋（亦作路随）论史书立传原则，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