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2页）
永贞元年九月，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不载其事迹。史臣路随立议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稺、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胜数乎！”[17]
这一段议论，把史书中人物立传的基本原则讲得十分明确。其核心思想是：从历史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功名”，即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从道德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品德高下、善恶与否。这是一个大前提，但并不是最终的标准。最终的标准，还要看其“功名”是否“足以垂后”，“善恶”是否“足以为诫”。答案是肯定的，则可立传，反之则不可立传。这个史书中人物立传的标准，极其鲜明地排斥了以“富贵”与“贫贱”为立传的标准。同时，按照这个标准，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史书撰述中，对历史人物的处置，必然会有“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的变化。
路隋所提出的对史书中人物立传标准的见解，是史学发展到较高程度才可能提出来的，也确是史家们在史书编撰过程中经常碰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司马迁著《史记》，关于列传部分，他的原则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8]。从字面上看，这里强调了“功名”，没有强调“善恶”。但是，在司马迁笔下，“扶义”之人，就是“善”的表现，当无疑义。唐代史家刘知幾论史书的人物立传，提出这样的见解：“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19]从字面上看，刘知幾只是讲到了“善”与“恶”及其是否可以“示后”“诫世”的原则，而没有提及“功名”。其实，他在作具体分析时，也讲到了历史人物的“功烈”。总之，司马迁说的“功名”，其中不乏道德的含义；刘知幾说的“善恶”，其中也包括了功名的因素。路隋所论，可以说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功名”和“善恶”都明确地提出来了。
当然，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功名”和“善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不论在是否可以立传的问题上，还是在对历史人物作具体评价时，都要因人而异，不能作简单地处置。路隋议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要打破以“富贵”与“贫贱”为画线的标准。从路隋议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是十分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人物立传原则的。同时，从对于信史目标的追求来看，史家是不应当把那些“德不修而轻义重利”之人作为“垂于后者”而写入史书的。
（四）提出行状不足以取信
史书为人立传，不可轻信行状。对此，史官李翱提出深入的论证。《史馆杂录下》记：
（永贞）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翱奏：“臣等谬得秉笔史馆，以记录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佞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矣。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传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史氏记录，须得本末，苟凭往例，皆是虚言，则使史官何所为据？伏乞下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实，辄敢陈论。”制可。[20]
李翱代表当时史官所上的这一长篇奏议，针砭了当时作史的一大弊病，即以个人行状为传记的依据。李翱认为，这种弊端一方面表现为对传主的“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造成传记“不实”；另一方面表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既有悖于古风，又不合于实录。为此，他提出改进行状的写法，即“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只有这样，行状才有其可信的价值。行状是个人历史的反映，个人历史又可能与国史相联系。因此，李翱的奏议，实为当时修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李翱所论，还涉及什么是“事实”这一命题，而他所说的“指事书实”“指事说实”，都同“事实”相关联。他说的“史氏记录，须得本末”，既反映了史书记事的特点，也多少预示着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出现的必然性。
（五）修史不载“密疏”
“密疏”是指大臣给皇帝的秘密上疏，不为外人所知。《唐会要·史馆杂录下》记唐武宗时大臣们对实录载密疏一事，提出异议：
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臣等伏见近日实录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向后目录中如有此类，并请刊削，更不得以此记述。又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议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固有惩责。藩镇献表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亦合著明。并当昭然在众人耳目，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载明奏议，无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向后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伏见近日实录，事多纰缪，若详求摭实，须举旧章。”敕旨：“宜依奏。”[21]
这里提到的几种情况，如“禁中之语”“宰臣及公卿论事”“藩镇献表”“居要官启事者”等，都与撰写实录、国史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这些文献的可征信性提出适当的要求。这个适当的要求是：并非“得于传闻”，“须有明据”，“昭然在众人耳目”，否则不得记于史册。其中，特别提到“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而“密疏”得自私家，“实难取信”，建议“密疏并请不载”。从政治上看，关于“密疏”问题，不能完全排除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有关，反对以“密疏”入史自然事出有因，孰是孰非，另当别论。但是，从史学上看，反对以“密疏”入史，强调凡朝廷奏章“须朝廷共知者，方可记述”，旨在保证这种重要文献的可信性，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的信史目标，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总之，中书、门下的这一道奏章，集中反映了当时官修史书中对历史文献的公开性、可信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同上文关于行状的议论，颇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信史观点的强化和提升。联想到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资治通鉴考异》，以此说明对于历史文献的去取之由，与这一强化和提升，当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五个方面，表明唐代史家对于信史的追求，有一种始终不渝的执着精神。尽管信史的目标难以企及，尽管在追求信史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这种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既洋溢着那些正直史家的良知和操守，又总是在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信史。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的尊敬。
[1]原载《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2]参见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4～1845页。
[4]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5]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6]参见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0～1092页。
[7]参见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页。
[8]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1～1472页。
[9]参见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5页。
[10]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0～592页。
[11]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12]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讨论”，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3页。
[13]李肇：《唐国史补》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2～1103页。
[14]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史馆杂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2页。
[15]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史馆杂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2～1103页。
[16]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6页。
[17]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8页。
[1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9]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7页。
[20]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0页。
[2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