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3页）

晚唐时期的史学在编年体史书的编撰上、民族史的撰述上和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对两宋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于此亦可窥见唐、宋史学间的历史联系。

[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七《国史部·采撰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9页。

[2]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二，文末尚有“自古及今，可胜数乎！”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30页。

[3]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4]参见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刑法八·舞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15～4417页。

[5]王溥等：《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60、662页。

[6]王溥等：《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62页。按：原文“开元”当是“开成”之误。

[7]王溥等：《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2页。

[8]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36页。

[9]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10]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韩昌黎全集》卷三十八，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49页。

[11]参见本书《韩愈与〈顺宗实录〉》《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二文。

[1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2页。

[13]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1页。

[14]以上均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3页。

[15]以上均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6～6687页。

[16]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8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8页。

[17]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八，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08页。

[18]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88、589页。

[19]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

[20]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50、392页。

[2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九《国史部·论议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16页。《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记于会昌三年十月，误。

[23]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24]刘知幾：《史通》卷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0页。

[2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王彦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55页。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

[26]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2页。

[2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按：“大和六年”，误为“元年”，今改。又《唐文拾遗》卷三十九误为卷五百五十五。

[28]《续唐历》的卷帙，《唐会要》卷六十三、《旧唐书·崔龟从传》均作30卷，而《旧唐书·宣宗纪》《新唐书·艺文志二》则作22卷。

[29]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柳登传》附《柳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30页。

[30]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编年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

[3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钟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86页。

[3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一《钟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