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2页）

（二）崔龟从《续唐历》30卷[28]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柳芳撰《唐历》40卷[29]。晁公武称此书作者“仿编年法作此书，起隋义宁元年，迄大历十三年。或讥其不立褒贬义例，而详于制度”[30]。这是关于《唐历》的体裁和内容。《续唐历》作于《唐历》成书后90年，即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由宰相、监修国史崔龟从奏上，参加撰写的人有韦澳、蒋偕、李荀、张彦远、崔瑄等，其内容“起大历十三年春，尽元和十五年”，凡42年史事。因是续《唐历》而作，其为编年体自无疑义。但《续唐历》与《唐历》仍有两点不同：一是前者为集体撰述，后者为柳芳独力完成；二是前者以30卷篇幅记42年史事，后者以40卷篇幅记160年史事，则前者详于后者无疑。

（三）陈岳《大唐统纪》100卷、凌璠《唐录政要》12卷

陈岳，两《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一·春秋类》著录他撰有《折衷春秋》30卷，并注曰：“唐末钟传江西从事。”钟传于僖宗中和二年（883年）“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旋被僖宗擢为江西团练使[31]。其“居江西三十余年，累拜太保、中书令，封南平王”[32]，天祐三年（906年）卒。看来陈岳当活动于僖宗、昭宗年间。《新唐书·艺文志二·编年类》又著录：“陈岳《唐统纪》一百卷”。五代王定保曾略记其事迹：

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辞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从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谮，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博览群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征，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33]

陈岳两度被钟传任为从事，可见他们关系不错，但也不免两次罢去。

陈岳对于史学的兴趣，一在评论，二在编年。他“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想必有不少评论，可惜今天已不得其详。《折衷春秋》当作《春秋折衷论》，亦意在通过比较而发表评论，即所谓“评《三传》是非”。他在《春秋折衷论》序中指出，自刘向、歆之后，关于《三传》有两股学术潮流，一是“欲存《左氏》而废《公》《谷》”，一是“欲存《公》《谷》而废《左氏》”；而郑元（玄）、何休、贾逵、服虔、范宁、杜元凯等虽皆“深于《春秋》”，但他们“不簸糠**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实，附于麟经；第各酿其短，互斗其长，是非千种，惑乱微旨，其弊由各执一家之学”[34]。他的《春秋折衷论》虽已不存，但从这篇序中，还多少可窥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认识和研究方法。

《圣纪》即《唐统纪》，是贯串、删削唐历朝实录而成。其卷数究竟是120卷还是100卷，已难深考。关于此书的体例和断限，王应麟引《中兴书目》说：陈岳“以荀悦、袁宏有《汉纪》，遂为《大唐统纪》。起武德，尽长庆末，凡十三朝，成一百卷，用《春秋》例，间著论云”[35]。可见《大唐统纪》（《唐统纪》）在编纂上深受《春秋》的影响，这也是唐代史家在编年史撰述上的一种风气。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曾参考并引用了《唐统纪》，证明它在史学上的价值为后人所重视。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时，此书只剩下武则天如意以前部分；《宋史·艺文志二·编年类》仍著录为100卷，当是抄录前人书目而致。

大致与陈岳撰《唐统纪》的时间相近，昭宗时凌璠著《唐录政要》12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凌璠《唐录政要》十二卷。”原注：“昭宗时江都尉。”王应麟引前人著录说：“凌璠《唐录政要》十三卷，起献祖宣宗至唐末，以事系年，冠之甲子。”[36]这是一部记述晚唐宣、懿、僖、昭时期的编年史。

（四）姚康《统史》300卷

史载：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37]。《统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不仅是晚唐时期的编年体撰述的代表作，也是北宋以前重要的编年体通史著作。《唐会要》记其内容与上文大同小异而稍详，说：其书“自开辟至隋末，编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行于时者必载，于时政盐铁，筦榷和籴，赈贷钱陌，兵数虚实，贮粮，用兵利害，边事戎狄，无不备载，下至释道烧炼，妄求无验，皆叙之矣”[38]。从上面的引文来看，像《统史》这样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以前还不曾有过；同时，它跟纪传体通史《史记》、典制体通史《通典》在体裁上虽不一样，但它却在内容上总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佛道等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从上述两方面来看，《统史》实为当时编年体通史撰述上的一个重大成就。

晚唐时期的编年史著作，还有焦璐撰《唐朝年代记》10卷、公沙仲穆撰《大和野史》10卷等[39]，文献不足，难以详说。

综上，大致可以看出，晚唐时期的编年史撰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于中唐编年史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感。对于中唐编年体史书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在以下几点：中唐时期，韦述撰有《唐春秋》30卷、陆长源撰有《唐春秋》60卷[40]，晚唐则有王彦威《唐典》70卷、陈岳《唐统纪》100卷，这都是关于有唐一代的编年体史书。中唐有柳芳撰《唐历》40卷，晚唐则有陆龟从等撰《续唐历》30卷，这是在史书断限上的衔接。中唐有马总撰编年体通史《通历》10卷，晚唐则有姚康《统史》300卷的巨制。这都反映了晚唐编年体史书对中唐的继承和发展。晚唐编年体史书的时代感反映在：《统史》虽下限止于隋末，但其载“释道烧炼，妄求无验”等事，当是受到武宗灭佛的影响；凌璠《唐录政要》记宣、懿、僖、昭四朝事，显示出作者着眼于当前历史动向的兴趣。

四、民族史撰述的增多

唐代史家历来重视民族史的撰述，盛唐和中唐都有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晚唐时期，这方面的著作有所增多，虽然这些著作部帙并不是很大，但却是这时期史学家、政治家重视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的表现。

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著作，从内容上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一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前一类著作，有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等；后一类著作数量很多，方面也宽，而以关于云南地区社会历史的撰述最为突出，主要有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卢携的《云南事状》、达奚洪（或作宏、通）的《云南风俗录》、樊绰的《蛮书》（一作《云南志》）等。这些书，大多撰于武宗至僖宗年间。

李德裕在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撰《异域归忠传》2卷[41]，他在这书的序中讲到了撰述的起因和书的内容：

今圣主以嗢没斯忠，爰采武功贞烈之事，以为《归忠传》，则圣人善诱之道，又何以加于此乎！乃集秦汉以来至圣朝，去绝域归中国、以名节自著功业保忠者三十人，勒成上下两卷。其不自献款、无迹可称者，今并不载。[42]

李德裕写这书，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所谓宣扬“圣人善诱之道”，但毕竟是民族关系史发展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这书包含的30个人，上起秦汉，下至唐朝，即是从秦汉统一封建皇朝讲起直至本朝为止的一部中原皇朝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类似这种性质和形式的著作，以前还很少见，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

高少逸撰《四夷朝贡录》10卷[43]，也在会昌年间，而且是在李德裕的指示下进行的。关于这部书的内容，陈振孙记载说：“会昌中，宰相李德裕以黠戛斯朝贡，莫知其国本源，诏为此书，凡二百十一国，本二十卷，合之为十卷”。[44]高少逸，生平事迹见两《唐书·高元裕传》附传。史称其在会昌年间“为给事中，多所封奏”[45]，可见他是一个有政治见解的人。宣宗时，他官至工部尚书。高少逸撰这部书，说明他对民族事务的熟悉和在民族关系史上具有相当的知识，也反映出他跟李德裕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共同见解。

晚唐时期，吐蕃、南诏与唐皇朝的关系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盛唐和中唐时期，唐朝民族关系的焦点是在北方和西北方的话，那么这时期民族关系的焦点则转到西南方了。而有关南诏的事务始终受到重视，所以关于云南的著作也就显得更多一些。如撰《云南行记》（2卷）的韦齐休，就是在穆宗长庆三年（823年）随韦审规使云南，“记其往来道里及其见闻”而撰成是书的[46]。撰《云南别录》（1卷）和《云南行记》（1卷）的窦滂，是懿宗朝一个与南诏屡战不胜的将领[47]。《蛮书》（10卷）作者樊绰，懿宗咸通初年为安南经略使（一说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也是对云南进行了十分认真的考察，并继承前人的有关资料，才写出这部著作的[48]。撰《南诏录》（3卷）的徐云虔是僖宗时人，他在任岭南节度使巡官时，于乾符五年（878年）为邕州节度使辛谠所遣，“通和”南诏，“叙好而还，进《南诏录》三卷”[49]。此书“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及使事”[50]，等等。可惜这些著作自南宋以后大多佚失，幸存至今的只有樊绰《蛮书》一种。

晚唐时期的民族史撰述，是盛唐以来民族史撰述的继续，是唐代民族关系历史画卷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有唐一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55]，可以认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关系发展在史学上的总结。从政治上看，它们又是当时唐皇朝统治集团的一种现实的需要。这两重意义，在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撰述中同样有明显的反映，前者如《异域归忠传》《四夷朝贡录》，后者如上文所举的一系列有关云南史地的撰述。从史学上看，唐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也有两点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是形成了一种重视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几乎历朝都有人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或著述，如关于云南史地的著作，自德宗朝袁滋撰《云南记》以后，此类著作几乎历朝都有。二是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历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对推动后来史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以晚唐这方面的著述而论，据前人考订，《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所载南诏事，多据《蛮书》[56]，而韦齐休《云南行记》则为《太平御览》多次征引，向达《蛮书校注》附录所载辑佚20余条即其佚文[57]。本文对于晚唐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有关撰述的讨论，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作为晚唐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还有不少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

五、历史笔记的勃兴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说的“偏记小说”，包含十项，其中“小录”“逸事”“琐言”“别传”“杂记”等，似属于历史琐闻笔记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是从秦汉以来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表现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刘知幾的高明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今天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应当比刘知幾看得更深远一些。即唐代历史笔记的发展，跟唐代小说笔记的发展是同步的，它们各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而达到了成熟的阶段。鲁迅先生认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他引用胡应麟说的“作意”“幻设”来证明这就是小说“意识之创造”[58]。这里说的是小说故事类笔记。从历史琐闻类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也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的意识，即作史的意识，从而提高了它们在史学上的价值。对于唐代笔记发展的这种趋势，有的研究者作了如下概括：

我们可以说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正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59]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我以为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情形的。文中说的考据辨正类的笔记，虽不限于史学方面，但与史学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的。当然，这个概括是从总体上着眼的，是反映一种基本的倾向，而对有的作品来说，还要作具体的分析。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补充性的说法，即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阶段。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10余种书，基本上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其所举“小说故事类”诸例与“历史琐闻类”诸例，半数以上亦系出于晚唐人之手。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看法，是因为这对于认识晚唐史学的特点和成就是很重要的。下面，我就晚唐时期的历史琐闻笔记讲几点初步的认识。

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因其作者的身份、见解、兴趣、视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但这些书说人物，论事件，讲制度，旁及学术文化、生产技艺、社会风情等，都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历史的面貌。在现存的晚唐历史琐闻笔记中，李肇的《国史补》（3卷，亦称《唐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1卷）、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1卷）、郑处诲的《明皇杂录》（2卷）、赵璘的《因话录》（6卷）、李绰的《尚书故实》（1卷）、张固的《幽闲鼓吹》（1卷）、范摅的《云溪友议》（3卷，一作12卷）、郑綮的《开天传信记》（1卷）等，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从史学的观点看，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都记本朝史事，而以记中唐以下史事为主。如影响较大的《国史补》《因话录》，前者记玄宗开元至穆宗长庆年间事，后者记玄宗至宣宗朝史事。（2）如上文所说，这些书的作者大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历史琐闻笔记的严肃性。如《国史补》作者李肇在该书序中解释他的书名和撰述旨趣说：

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按：即《隋唐嘉话》）。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在撰述思想上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如李德裕强调“以备史官之阙”[60]，郑綮说的“搜求遗逸，传于必信”[61]，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10卷）意在“补”国史[62]，赵璘的《因话录》用“因话”二字名书也是表明其所“录”都是有根据的，等等，这反映了作者的自觉的史学意识。这种意识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进而确定了它们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位置。（3）这些书大多涉及中晚唐的政治统治、社会变故，它们在客观上不是在为唐皇朝的兴盛唱赞歌，而是在为它的衰落唱挽歌。如《国史补》中的“汴州佛流汗”“韦太尉设教”“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州”等条，写出了中唐时期文武官吏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而“京师尚牡丹”“叙风俗所侈”等条，则活画出德宗朝以下贵族生活的奢靡和腐败；此外如关于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官僚队伍膨胀的记载，都是从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特点。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实为唐代历史的转折时期，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后人的许多回味和反思。《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多触及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开天传信记》虽只写了开、天时期32件史事，但却把玄宗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盛世景象，天宝年间的奢靡享乐、政事腐败，以及玄宗在安史乱后做了“太上皇”的忧思惆怅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来了。

从这三个特点来看，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确为当时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其数量来说，上面所举的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和不曾著录的，数量比这要大得多，可惜大多佚失。这些笔记在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后来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曾广泛采用而得到相当发挥。高似孙《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曾列举多种。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63]这里说的“私史”，恐怕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历史琐闻笔记。当然，这些笔记中有的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

这里要顺便提到的是，晚唐的小说故事类笔记，也跟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如陈寅恪先生以《顺宗实录》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之“辛公平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64]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虽有许多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不少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65]，更不可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它在史学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