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概况02（第1页）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概况02
如何确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即如何定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既关系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理解，又关系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因此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定位问题，学界主要有如下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自称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思潮，其内容大体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真谛的反思和重建、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寻三个部分。这一思潮虽然在对上世纪的历史实践进行理论反思的过程中有失误和很多不足之处，但它的确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启迪和思想资料，不能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23]二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错误地解读和引申了柯尔施、梅洛-庞蒂、佩里·安德森等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在理论研究中，应当联系西方的社会运动、西方的哲学运动，科学地评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性质，并给予正确的理论定位。[24]三是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很难作出准确的定位：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当代西方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可以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用对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批判替换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的关注概括为其总体上的共同特征，但它在长达80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需要具体分析。[25]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学界有下面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从属于西方现代哲学，应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哲学这两个研究领域从外部对峙的关系转变为内在对话的关系，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西方现代哲学这个总框架内部进行研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变为西方现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从而确保西方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完整性、确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确保对西方现代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完整的理解。[26]二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归属于西方现代哲学，有损于其科学性和纯洁性。三是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介于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交叉学科或新的学科生长点。另外，还有学者主张不能简单地以唯物、唯心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应从西方文化传统，即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来理解二者的关系，大体而言，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更多地受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影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价值性；阿尔都塞、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多地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科学性。[27]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常用的概念至少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本人（也包括恩格斯）的理论；二是引申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描述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有继承关系的理论。而承认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延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不会产生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问题。[28]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则持否定的看法，他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内容和系统观的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意相去甚远，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因素”哲学，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哲学的内容。由此出发，他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股打着“重新解释”、“修改”、“补充”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认为其基本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其基本倾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29]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上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但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它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命名和特征，而在于它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方法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扩展：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方法到视域的扩展；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的判断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科学到哲学再到叙事的游移，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因而具有非常积极的重要理论意义。[30]
2。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国内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和逻辑进程的划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时间上来划分，或者是把它区分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现在的后马克思主义，或者把它区分为形成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30年代）、发展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60年代末）和转向阶段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等；另一种是从理论倾向来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31]当然，还有很多学者从更加细致的角度进行了区分，如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五分法以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六分法等。[32]
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终结的问题成了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持“终结论”立场的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20世纪西方其他左派思潮的一般理论特征，它是本真马克思的诉求和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哲学逻辑经历了早期建构、人本主义转移和科学主义扭转，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终结。这一终结的理论特征表现为在全面批判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人的解放逻辑。把法国1968年的学潮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已经终结的标志。[33]其反对者则认为《否定辩证法》对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是物化和异化批判传统的继续，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但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它的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原来的“他者之镜”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今天的“他者之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只要西方国家还有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马克思的事业和社会理想保持着某种理论和实践的忠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潮流就没有终结。[34]当然，更多学者的主张则比较中立，他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潮的总称，认为它本身经历了一个由成形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发展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转变：由“冷战”和1968年的“巴黎风暴”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已经被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文本所耗尽，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历史情境和格局的形成，为已经衰弱不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神经的重新兴奋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从那个时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前卫性的学者已经开始结合时代的特征，以全新的方式研究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弦易辙了。[35]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虽然理论各不相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也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很多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作了研究。有学者把它归纳为思辨范式和分析范式，并认为思辨范式泛指一切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分析范式特指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36]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归结为从科学到叙事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哲学发挥了中介的作用，而后是文化的转向，最后走向文本、话语和叙事。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写作的目的不再把知识统一起来，而是趋向局部的、地方性的、实验性的知识，致力于创造更多的范式、方案和策略。[37]也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归结为一条从方法到视域的线索。在从方法到视域的扩展和游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体认和把握也越来越“抽象”。[38]有学者则认为“文化转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重要的研究范式转换：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一方面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源；另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理性和文化精神演进的重要趋势，通过把关于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文化价值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的文化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理论范式；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自觉地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从单纯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39]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问题研究
1。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的特点在于他们很多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出发，通过阐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表明自己的哲学观，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问题就交织在一起，互相解释和说明。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往往从二者的关系出发，着重对其中一点的阐释或者对二者作出对比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解读的总的特点是，他们都站在同近代哲学的断裂点上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反对经典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力图在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现代哲学；他们大都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唯物主义的解释，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职能，具体而言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人道主义的人本学解读模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40]当然，他们在批判和消解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过程中，也都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通过批判和消解以主客二分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本体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41]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在应对时代的变革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严峻挑战。他们一直在如何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释现时代的变化、如何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等方面，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但在此过程中难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歪曲”和“偏离”，其差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体系化的哲学与方法化的哲学的差异；客体化的哲学与主体化的哲学的差异；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批判世界的哲学的差异；政治化的哲学与学院化的哲学的差异。[42]
2。国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在辩证法研究方面，有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争论一直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诸多争论的焦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否认自然辩证法，而只承认历史辩证法，这是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贯坚持的最重要的哲学观点。[43]由此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如下重新解释：超越对辩证法的知性理解，捍卫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合法性，以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为代表；回归和拯救马克思辩证法的人文解放旨趣及其批判和否定性向度，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研究为代表；回归人的存在，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人道旨趣进行辩护，以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为代表。[44]国内学者对上述思想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阐释的特点归结为：强调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和理解；把总体性看作是辩证法的实质；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来源：除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把问题溯源至康德外，人本主义的派别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45]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萨特的人学辩证法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度，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有着共同点，即推崇主体性，崇尚批判性、单向度的思维偏好。同时，他们对辩证法进行了多重建构，即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引发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衰变、阿多诺的彻底否定性导致哲学维度的裂变、萨特的个体实践性造成人学活动的突变，使我们看到辩证法嬗变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启蒙意义。[46]
3。国外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研究
异化理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研究，最初是和人道主义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并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不同倾向：本体论化的倾向，以卢卡奇为代表；人本主义化倾向，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心理学化的倾向，以弗洛姆为代表；否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倾向，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其次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关系问题。对此，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是比较分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区别，主要有异化理论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的作用不同；对异化的性质、形式，特别是对自我异化的理解不同；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不同；对产生异化的根源的看法不同；对异化能否消除及消除的途径看法不同；所涉及的范围和侧重点不同；理论的出发点不同等等。[47]
4。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很多重大问题，包括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与话语、意识形态与革命、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体、意识形态与市民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世界、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等内容，其基本倾向是弘扬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拓展意识形态的批判领域、追问意识形态的本体存在以及求索意识形态的超越之径。[48]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代思想论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很多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阿尔都塞和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截然相反的。阿尔都塞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他还把这种对立的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哈贝马斯则把二者等同起来，主张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49]还有学者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那里加以系统化，它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乃至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50]
其次是很多学者都对意识形态理论代表人物的思想展开了具体研究。有的学者比较了柯尔施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出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实践哲学建构起来的，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通过其霸权理论建立起来的，他们二人又都是以对哲学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来完成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工作的。哲学、“实践”与“霸权”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基本范畴。[51]有学者则以意识形态理论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为线索，研究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出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表达，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是霸权在跨阶级的层面上的文化建构，拉克劳和穆菲强调意识形态是政治主体对自由浮动话语的政治联结，他们都反对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消极的虚假意识，把它视为政治可能性条件。[52]
5。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研究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特色。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凸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和理论诉求。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作出了回应，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介绍和评论。
首先是阶级问题。有学者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理论主要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阶级划分及其标准和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与革命性等论题。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阶级意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与作用，西方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革命派，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把革命的依靠力量寄托在“新工人阶级”身上。[53]
其次是国家问题。研究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注意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统治方式与权力的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学说流派，其对国家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两种分析方式：一种是侧重于“政治分析”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比较忽视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政治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主要应根据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强调研究国家理论应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政治著作为指导；另一种是侧重于“经济分析”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比较忽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作用，认为对政治的理解必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主张应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强调研究国家理论主要应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济著作为指导。[54]
最后是变革问题。研究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战略，提出“总体革命”论、主张以“新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强调变革的渐进性等。[55]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和流派研究
1。卢卡奇思想研究
从国内发表的卢卡奇研究的论文来看，1979—1999年，以“卢卡奇”为题名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而2000年至今，有280多篇，可以看出，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卢卡奇的研究在我国从一开始就受到重视，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卢卡奇的总体评价。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卢卡奇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上，而这争论直接关涉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分歧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密切相关。持基本肯定和赞扬态度者认为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而持基本否定和批判态度者，则把书中的基本观点确定为“理论修正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思想之大杂烩”。总体来说，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从贬到褒、从否定到较多地肯定的趋势。[56]
卢卡奇的黑格尔倾向。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按照黑格尔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这部著作本身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定向止于黑格尔：就其存在论境域的整体而言从属于黑格尔，就其零散突破的精妙见解而言复归于黑格尔。而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卢卡奇的这部著作未能真正理解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的根本前提及其全部天真性，未能由存在论的根基处击穿意识的内在性，未能决定性地终止存在论建构的知识论（或“范畴方式”）路向。[57]另一种是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观点不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因为这本书是卢卡奇对当时西方的革命运动反思的结果，所强调的是辩证法的生动的历史实践本质。[58]
社会本体论。有学者提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以及他对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关系的探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方面，他的探讨没有停留在存在概念上，而是通过类型理论的引入，把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两大类，从而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并解答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他特别重视社会存在，并把它视为自己的本体论思想的核心部分。这样一来，他就把当代本体论研究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沟通起来了。这无疑是卢卡奇在存在问题研究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然而，卢卡奇的探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他对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等概念的内涵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其次，他运用历史学的、发生学的方法来反思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突出了自然存在的基础作用，却把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弱化了；最后，他不是把社会存在本体论作为他全部思考的基础，反而强调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仍然是自然（存在）本体论，这就退回到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卢卡奇在马克思之后重新提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概念，这在当代本体论研究中开出了一个新方向。[59]
意识形态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学者把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归结为物化与物化意识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总体性批判与主体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的纲领性结论、阶级意识与意识革命问题。并指出，物化和物化意识是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研究的出发点；而总体性批判和主体重建问题则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对阶级意识和意识革命的强调则是卢卡奇为其意识形态理论所设计的结论性纲领。[60]有学者还研究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提出二者在批判维度上主要集中在物化或异化问题领域；而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问题上则主要集中在对总体性和辩证法的不同见解；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出路问题上则表现出不同的历史与实践观。对于物化或异化问题的批判是贯穿其中的理论逻辑线索。[61]
对卢卡奇总体性范畴的评价。有学者指出，总体或总体性（totality）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卢卡奇一生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它在当代辩证法史上发生着深刻的影响。[62]有学者把总体性范畴的特性区分为：作为本体论原则，它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是社会本体；作为认识论原则，总体性是具体的，它是全面地把握社会现实的唯一方法；作为辩证法原则，总体性是历史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而贯穿总体性范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性原则。[63]不少学者认为，卢卡奇对总体性问题的阐释基本上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但在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上，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同一哲学的窠臼。[64]
现代性的批判。有学者指出，卢卡奇是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批判和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的，然而这一批判是在作为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的黑格尔哲学框架内即在现代形而上学范围内展开并由此陷入无法自拔的理论困境。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是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原则。这一原则揭穿了资本在现代社会取得统治地位的秘密在于抽象劳动的普遍化，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65]
卢卡奇哲学的分期。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卢卡奇的晚年思想和青年思想有很大的差别，不能把晚年卢卡奇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把卢卡奇的思想分为四个时期，即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斯大林时期、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时期，并认为只有第二个时期的理论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66]另一种观点则反对把卢卡奇的思想分为两半，认为这样会否定其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把卢卡奇的思想发展总过程概括为从对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批判到对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67]
2。阿多诺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