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概况（第1页）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概况

评述和探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仅仅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到当今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追踪和反思，近3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研究方式和研究范围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进程

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步引进阶段

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在实际生活上直接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也在理论层面上引发了相当程度的变革。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起步的。[1]1978年，徐崇温在《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了题为《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的文章，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的由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德拉—沃尔佩学派、阿尔都塞学派的代表性思想。1981年，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同年，由云南省外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外国哲学史讨论会对当代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主题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当中。1982年，徐崇温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由此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研究也开始起步。

由于刚刚起步，再加上当时整个哲学界的研究状况和国外研究资料的限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介绍和引进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也不够深入，而且多持批判的态度。基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初步认识，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介绍主要包括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等，而具体的思想介绍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和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方法等方面。

此外，当时哲学界的两个讨论重点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南斯拉夫哲学十分关注，还对南斯拉夫实践派、“辩证唯物主义派”的思想进行了介绍，这与当时哲学界讨论的重点之一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问题相关。但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并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结果。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关系，这是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一命题出发展开的。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论证了列宁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复杂性和艰深性，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深入下去。

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在这个阶段，整个哲学界开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作出了重新的理解；相应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直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结合起来，但还是处于初步阶段。这在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如下三类著作中有着明确的表现，这三类著作分别是：西方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原著的翻译，主要有：《评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理论》（徐崇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法兰克福学派述评》（徐崇温，三联书店1980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英］安德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苏］拉宾，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江天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徐崇温，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南］普勒德拉格·弗兰尼茨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南斯拉夫当代哲学》（贾泽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美］马尔库塞等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狱中札记》（［意］安东尼奥·葛兰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苏］别索诺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不同层面的推进

在经历了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介绍和研究之后，学者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加客观，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性质等进行了研究，还就如何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界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说明，在经历了最初的新奇和批判之后，学者们开始思考这种学说的真正意义，思考其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这一时期，很多研究课题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由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通过并落实了负责人的课题有：贾泽林等负责的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哲学；余源培、林永民、俞吾金等负责的当代各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刘放桐、黄颂杰、陈奎德等负责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及其与科学的关系。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中，有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陈京璇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与主体性的发展、胡义成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王锐生的社会哲学研究、陈先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当代西方思潮、戴文麟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衣俊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项目一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也对之后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阶段，国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程度很高，相继召开了一些专门的研讨会：1986年3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由江苏省哲学学会、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哲学现代化问题讨论会重点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1986年8月16-22日在长春召开的由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会把介绍外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作为讨论的重点；1986年8月17—24日在长春召开的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吉林省委党校主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探讨；1987年10月6—10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大连市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年会，讨论并明确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难题，包括如何对待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学派和流派问题。课题研究的开展和大型研讨会的召开，都在不同层面上推进了这项研究的开展，问题也更加趋于集中。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这一概念的争论也很多，有些学者基于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开始采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2]而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从1987年开始，《中国哲学年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外国哲学专题”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分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位置归属，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恩格斯、列宁哲学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等层面推进了研究，从而打破了佩里·安德森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理论格局，马克思主义从单数变成了复数。[3]

如果说在最初的阶段，学者们还是更多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内来思考问题，那么，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开始关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起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也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或者说，可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86年8月于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讨论会”上，与会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践”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实践观点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例外。学者们研究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个标准，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并以此作为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反过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本身的理论反思。

这一时期学界还讨论了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列宁的态度问题。国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恩格斯思想的文章多把焦点聚集在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对立”这一思潮上，很多学者对国外这一思潮的产生和基本观点进行了介绍，并反驳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与他们的理论背景和来源有关，也与他们的时代状况相关。而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思想的否定，学者们在分析西方研究概况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有的学者通过论述列宁哲学实践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一元论进行了反驳。[4]

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主要著作有：《现代外国哲学（7）（存在主义专辑）》（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苏］鲍戈莫洛夫等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叶汝贤，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美］埃里希·弗洛姆，1986年版）、《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下）》（［苏］梅斯里夫钦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从时代的产儿到时代的弃子：法兰克福学派述评》（翁寒松，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英］麦克莱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欧阳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李青宜，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卢卡奇自传》（［匈］卢卡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薛华，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徐崇温，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安德森，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英］柯亨，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交往与社会进化》（［德］哈贝马斯，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德］柯尔施，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批判理论》（［德］霍克海默，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匈］卢卡奇，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匈］卢卡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卢卡奇》（［英］里希特海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南］米洛斯·尼科利奇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美］胡克，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美］马尔库塞，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马尔库塞，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二十世纪的思想库：马尔库塞的六本书》（陈学明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美］威廉姆·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马尔库塞》（［美］麦金太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

3。20世纪90年代：专题性研究阶段

同20世纪8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比，有了前十几年的积累，研究者们就没有再停留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上，而是更多地加入了自己对于这一领域的理解，从思想的总体介绍和统观，发展到了对于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的研究，以及对于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反思。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大量翻译过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这本身也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大量著作的翻译和与原著的接触，也推动了研究的纵深发展。同时，在这一时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更加密切，国外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系问题被关注，这就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出版相关的译著和论著30多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西方学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性著作，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加］本·加格尔）、《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英］戴维·麦克莱伦）、《辩证法的内部对话》（［美］诺曼·莱文）等也被翻译、出版，还翻译、出版了某些工具书，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等。据不完全统计，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的文章就达百篇之多，还有很多文章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流派入手探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