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怎样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第1页）

四、怎样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是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近30年来，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的深入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出以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或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凸显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世界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和“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中，表现为互有区别的三种解释原则：一是“并列论”，即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重，既不存在孰先孰后问题，也不存在孰轻孰重问题；二是“推广论”，即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这种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三是“分家论”，即认为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属于社会科学的历史理论。在这三种互有侧重的解释原则中，凸显了一个共同的解释模式，即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或历史理论。

超越这种通常的解释模式，重新思考“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切入点是：必须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的革命；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或解释原则的革命；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革命。

首先，从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沿着“独立的哲学”的逻辑追寻“世界何以可能”，而是以承担“创建新世界”的使命去追寻“解放何以可能”。发现历史规律和实现人类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使命。按照通行的解释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并从而将其“称谓”和“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仅是模糊和冲淡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且把追寻“解放何以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原为追寻“世界何以可能”的旧哲学。

其次，从理论硬核或解释原则上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以变革旧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而实现的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摧毁，因而构成了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革命。这里的实质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一场世界观革命，还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历史观，从而实现了一场历史观变革？能否理解马克思以“历史”为解释原则而实现的唯物主义革命，即把人对世界的“关系”从“直观”的关系革命性地理解为“历史”的关系，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实质。

最后，从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看，历史的唯物主义不仅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也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不是梅林、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所说的“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是把作为内涵逻辑的辩证法，由黑格尔的思想的内涵逻辑，变革为马克思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并具体地表现为列宁所说的作为“大写的逻辑”——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以“历史”为理论硬核和解释原则而实现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实质内容是新历史观，这种新历史观的真实意义是新世界观。

（一）探析恩格斯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1]。由此所引发的最为严峻的理论问题是：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还是不是哲学？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是何种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又是何种哲学？对此，恩格斯的回答是：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与哲学相区别的世界观则是“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的哲学；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的哲学含义在于，“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2]。然而，对于恩格斯自己所作的回答，人们必然又会提出下述问题：被“扬弃”了的“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在这种“扬弃”中，被“克服”了的“形式”究竟是什么，被“保存”下来的“现实的内容”究竟又是什么？

在恩格斯的回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来区分“哲学”与“世界观”，即“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3]正是基于这个总体判断，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这三部哲学名著中，恩格斯又提出了一个内容相同、表述相近的更为明确的论断，即“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4]。由此提出的意义更为重大的理论问题是：按照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是否应当把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是否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归结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这无论是诉诸科学史还是诉诸哲学史，都是说不通的。

从科学史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日益显著地成为以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广义的思维科学的根本内容。因此，借用恩格斯本人的说法，“哲学”已经不仅被“驱逐”出了自然界和历史，而且被“驱逐”出了思维领域，试图充当思维科学的“哲学”已经被现代的思维科学所取代。从哲学史看，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其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的以概念的辩证否定为内容的“思想的内涵逻辑”，它本身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扬弃”，即把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扬弃”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因此，以思想的内涵逻辑为内容的“逻辑和辩证法”同样是被“扬弃”了的“哲学”，而不是“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

面对科学史和哲学史，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何种意义上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思考恩格斯对哲学所关切的“思维规律”的理解和关于哲学本身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概括。

关于哲学所研究的思维规律，恩格斯的最为重要的论断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5]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并不是关于思维的实证科学，而是反思“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恩格斯本人在作出上述论断时所提示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一致”[6]的学说。

必须深入思考的是，在提出关于“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论断之后，恩格斯围绕这个论断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论述：一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二是“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这个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类似之处以及反过来的情形并且证明同一些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三是“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7]

在这段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的论述中，恩格斯表达了三个重要思想：其一，“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是“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对这个“前提”的批判性反思构成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并因而构成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原则区别；其二，旧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心主义“只是”分别地探讨了这个“无条件的前提”的“内容方面”或“形式方面”，但均未合理地解决哲学与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原则区别问题，并因而无法合理地回答“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其三，“现代自然科学”承诺了“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并因而“完全抛弃”了对这个“无条件的前提”的形而上学反思。由这三个重要思想所引发的基本结论，应当是把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一致”问题。事实正是这样。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以简洁明确的论断方式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8]由此可以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在“世界观”中被保存的“现实内容”；而在“世界观”中被克服了的“形式”，则是企图提供总联系的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这就是“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对“哲学”的“扬弃”。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关于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人们往往只是引证这个论断本身，而没有关切这个论断所指认的问题，即“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问题，因此，不是从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去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没有从恩格斯所强调的“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及其关系去理解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把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解释为“思维科学”，而不是把这个“学说”理解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关于“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学说。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看，这两种理解方式，具有重大的原则区别：前者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与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相并列的思维科学，后者则是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对“哲学”的“扬弃”，既“克服”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又“保存”了作为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对“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和反思。因此，正是并且只是在后者的意义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已经不再是哲学”的哲学——世界观。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根本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这是恩格斯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时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因而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至关重要的思想。然而，在通常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中，恰恰是“忽视”甚至是“忽略”了这个最为重要的思想，其结果就把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作为旧唯物主义的“哲学”混为一谈，把现代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混为一谈，从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含义。

恩格斯在作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具有根本性的论断之后，紧接着就论述了这个“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化，并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9]以此为基础，恩格斯集中地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化与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关系问题。这对于理解“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的现代唯物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只是形成了“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个“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10]。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11]恩格斯由此提出，“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2]

正是在关于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论述中，恩格斯向我们展现了以发现历史的运动规律为任务的“现代唯物主义”，与“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逻辑和辩证法”的内在关联，即只有“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才能合理地回答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13]恩格斯由此得出的根本性结论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14]“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5]

由此，关于“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就回到恩格斯在提出这个判断的同时所提出的另一个论断，即“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6]这个论断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即“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7]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指认的“独立的哲学”，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而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探析恩格斯所论述的“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形成关于“现代唯物主义”的二点基本结论：其一，现代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扬弃，一方面是“克服”了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另一方面则是“保存”了作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自觉地把这个“关系问题”确认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其二，“现代唯物主义”是从“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回答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现代唯物主义的真实含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