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第1页）

三、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是深化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理解。只有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人们经常引证马克思本人的一句名言，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因而断言马克思哲学之外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则是“改变世界”的哲学。

在这种通常的理解与解释中，显而易见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悖论性问题：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否也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哲学而言，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也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各种哲学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解释世界”的哲学？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说，“哲学”作为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说法，即“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存在，它的直接的社会功能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理论“解释”，因而在它的直接的存在形态和社会功能上，都不是“改变世界”，而只能是“解释世界”。这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因此，人们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群众”和“批判现实”的角度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但是，这种解释，已经不自觉地模糊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而只是“改变世界”的哲学的基本观点，已经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

值得深思的是，以“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对立来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哲学的根本区别，来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既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排斥自身所具有的“解释世界”的基本功能，也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哲学不期待或不具备“改变世界”的基本功能，而是因为马克思在革命的意义上改变了“哲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3]，“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4]。

关于“哲学”，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作出这样的“划界”性的论断：“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5]那么，哲学如何保证它所寻求和提供的这套“观念”或“框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呢？罗蒂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它企图根据它对知识和心灵的性质的特殊理解来完成这一工作。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6]正是基于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这种理解，罗蒂提出了哲学理性的当代任务：“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7]由此，罗蒂提出了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

我国学者在反省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时，亦作出了大体相似的理论概括：“经过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性质、思维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元哲学或哲学观问题更为清晰可见。简单地说，西方传统哲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因此，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则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8]正因为马克思哲学不是以“绝对真理”之名去充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意识形态”，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不再是“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而只是“改变世界”的新哲学。

诉诸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在“上帝人本化”的哲学演进中，一直致力于寻求和论证“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然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它为人的自由所提供的“根据”，是“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的“自己运动”，也就是“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则是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这样，马克思就把关于“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理性思辨，革命性地变革为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范畴。这就是“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以“改变世界”来标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同以“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密不可分的。在作为根本性的解释原则的意义上，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口号或旗帜，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发展体系，并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论争迄今非但未见减弱，反而有愈益激烈之势。

在这里，我们想引入讨论的也许是一个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形成了某些具有“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意义的理论观点。作为批评和超越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产物，“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厘清这两种“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实践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实践”不仅作为认识的基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范畴，也不仅作为人的历史活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范畴，而且作为人与世界的现实基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范畴。就此而言，“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称谓”的问题，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定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问题。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种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同“实践唯物主义”一样，也是在批评和超越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解释模式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是，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这两种解释模式，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涵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重要区别。

首先，对实践范畴哲学意义的不同理解。在人们经常引证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这样提出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主义”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正因为如此，“实践唯物主义”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

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所谓“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它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实践论的世界观。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正因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解释原则，因而才构成了哲学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

其次，对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的不同理解。由于“实践唯物主义”是从“实体”意义上理解“实践”范畴，因而合乎逻辑地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首先在于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把实践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中去”。这种解释表明，“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原则，尚未跳出传统哲学寻求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窠臼，只不过是把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或“精神”替换为“实践”而已。正是这种本质上属于传统哲学的解释原则，使得“实践唯物主义”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惑和窘境之中。这就是：如果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视为“世界的本原”，那么，如何解释人类产生之前的世界的存在？传统哲学教科书解释模式正是以此向“实践唯物主义”提出挑战和诘难，而“实践唯物主义”则迫不得已地作出这样的解释：“马克思并没有用实践把物质从本体论中排除出去，并没有用实践本体论去取代物质本体论”。这种解释，使得作为解释原则的“实践唯物主义”显露了其内在的理论的不彻底性。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中，实践范畴的哲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可以用“实践”和“物质”这两种本体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解释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是把“实践”当成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恰恰相反，是从“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哲学革命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当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原则区别。

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看来，寻求“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其哲学意义并不在于把某种存在视为“本体”，而在于它以寻求“本原”或“本体”的方式而构成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具体言之，这种寻求“世界本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有三个根本性的思想前提：其一，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是把存在本身同存在的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的存在；其二，就其思想原则来说，是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排除掉主观性的纯粹客观性；其三，就其追求目标来说，是把绝对与相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排除掉相对性的纯粹绝对性。

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则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彻底变革了这种把本质与现象分离开来、把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把相对与绝对对立起来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从而构成了重新理解人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仍然以寻求“本原”的思维方式去解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并把“实践”解释成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就不是在马克思的哲学意义上“终结形而上学”，而是难以避免地从马克思这里倒退回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贯彻到底，我们就可以对哲学意义的“本体”和“本体论”获得新的理解和解释。这就是：“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认识主体，其全部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类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具有历史展开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理论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理论思维的这种渴求，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渴求，或者说，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这种终极性的渴求或关怀的理论表达构成贯穿古今的本体论。”“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作为一种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它的可能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本’或‘源’；它的真实的意义，也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达到它所指向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解价值；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11]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即辩证法，正是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由对“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理解，我们还能够深化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转向”的理解。近20年来，学界通常是以“实践转向”来标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那么，“实践转向”的真实内涵和真实意义是什么？是指马克思把哲学的对象“转向”人类的“实践”活动吗？如果把“实践转向”理解成哲学对象的改变，那么，这里作为哲学对象的“实践”，就仍然是“实践唯物主义”所指认的实践活动本身，而不是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如果把“实践转向”理解为思维方式的转向，则会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具有革命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这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即“实践论的世界观”，它以实践自身的矛盾性为基础，深刻地揭示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在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显现了现实世界的自然性与属人性的二重化、人类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以及社会历史的创造性与规律性的二象性。由“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或“实践论的世界观”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理论。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层地发现，“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并非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是马克思用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探索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马克思学说的“哲学性”与“科学性”

在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学术论争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马克思是否把自己的学说视为“哲学”，因而最大的分歧莫过于把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为“科学”还是“哲学”。在这里，我们从探讨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入手，回应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作出了最为简洁而精辟的总结与评价。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篇讲话应当是研究马克思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的最可宝贵的文献。但是，长期以来，如果说学界一直比较重视恩格斯在这篇讲话中对马克思的“思想”的评价，并把这个评价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而构成阐释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重要出发点，那么，学界并未像重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思想”的评价那样而关注恩格斯在这篇讲话中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的评价。这种状况直接地影响到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