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节选1（第3页）
对师生的看法是：“广义的说起来，不但是徒弟没有大小，就是师傅与徒弟的区别也不能分清楚。”打破师生间的“严格界限”。
教育的重点是放在婴儿方面：“要培养小学生，先须培养幼稚生，更须培养婴儿，即须培养婴儿的母亲，那才是根本的办法咧。不注重母教要想把小学办好，比如是水中打捞月，如何可能？”（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节）
在维持旧政治、旧经济的基础上想了这些办法来普及教育，使教育适应中国落后的农村，并以为这样便能达到普及教育目的，这种不愿意首先改变旧政治、旧经济的改良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望而却步大小先生的作用，正是唯心论的具体表现。打破师生的严格界限，就是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就是为了小先生扫清道路。强调婴儿，幼稚生的培养，是从杜威那里抄来的。
陶先生为了要帮助农妇生产，便主张托儿所、幼稚园下乡，“乡下是托儿所、幼稚园的新大陆！”但只提出了这个主张，至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个主张，在书里是没有说的。这个主张兴味索然是好的，然而，在旧政治经济的社会里却是永远办不到的事。
在三十八节到四十节中，又特别提到了孔子。在古庙学校里是不要“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反对四体不动、五壳不分和谋道不谋食的主张，认为孔子是地主的代表。谋道不谋食是有地租？可以吃现成饭。私塾是地主的麻醉机关……陶先生反对封建意识，反对孔子，并且指出了孔子的阶级性，第一次提到了地主，然而对于当时当地的现实的地主，只看到了一个张胡子，而且对于张胡子这类人，除了前面已说过的还得以友谊态度对待外，是没有任何办法来消灭这种寄生现象的；甚至这种人，在他的理想的工学团的新村里居然成了是舒服的一个人，在农人武力保护之下大抽他的鸦片烟……不须上操，不须守夜（五十四节）。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改良主义者虽然要发展资本主义，要提倡劳动生产，反对封建地主，可是对于消灭地主阶级，是一点办法也不敢提出来的；和地主是可以和平共避的，甚至可以受以保护，但只不要当权就行了。
陶先生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来反对传统教育，认为老鼠钻进牛角筒便是中国传统教育之小影；为了不钻牛角尖，为要了向那些海阔天空投奔而去，所以反以教条主义——八股。使教育低级化、中国化，适合落后的农村环境。
一方面由教育是应生活之要求而来的观点出发，在古庙村组织了民团——自卫团，想实现全村皆兵的计划，一方面进行军事及国术的训练，而且是最要紧的学，和取万物之长以成己之长，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实用。（四十五—六十节）
这种主张正是一般教育救国的最高理想，即管、养、卫的实现。这种理论后来被反动统治所欢迎，并在某些地方试行了。
陶先生认为当时为了使中华民族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必须受六大训练，而且在六十二节中特别提出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问题，这是抄袭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人口的理论。前面已批评过了。
为了实现生活教育中的计划生活，所以古庙的儿童和青年都订有一年的生活计划。
古庙青年发出了“到东北去！把东北拿回来！”的呼声，陶先生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六十三—六十八节）
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那么中华民国是变成何等庄严的一个国家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
然而，传统学校、一般工厂、当时的军队、商店老板都反对工学团，怎么办？他认为，世界是人的决心智慧所造成的。只要你有决心与智慧，你必定可以开出一个新的天地来。况且这工学团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凡是有意义的东西都可以不翼而飞……（七十二节）。
他认为工学团的传布大概不出两个方式：一是自然的传布；二是强制的传布。自然的传布是靠个人态度的改变。只要以上的反对者一旦觉悟过来，认为呆板的办学校、办工厂、在社会工作没意思，认识了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团，便可普及了。强制的传布则是由于传统教育所造成的危机必然的逼迫全民族觉悟，必然的强制全民族另找生路而不许他再在这三岔路口有片刻的徘徊。在这个生死关头上，全民族也许下个总动员的命令，要在家一起过些工学团生活……（七十三—七十四节）。
把这种自以为有意思的东西，可以离开对旧政治、旧经济的改造，只依靠自己主观的努力，便可以普及开去，以及空想全民族认识他的工学团是救命国，这都是唯心论的观点。不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出路，而仅仅从教育一件事来决定中国的命运，显明地是片面的、孤立的。
最后，陶先生提出了办工学团的条件，一要有创办的决心，二要有工作的技术，三要有可用的原料，四要有劳动力，五要有资本。
这五个条件几乎就是开办工厂的条件！
资本从何而来呢？陶先生做了详细的计算，只要学校变为工学团，一九二八年七月到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学以上的教育经费，一年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四万元的消耗便一蹴而变成生产的资本，三万七千教师二十八万七千学生都从高等游民一蹴而变为生产的工作。八十六所大学，每所有六十万资本，便是一个中等工厂。一千二百三十九所中学，每所有资本四万六千，是一个小工厂。资本既是用作生产，一年年地滚上去……自能把一个穷的中国变成一个富的中国。对小学生，同样也要加以生产，使“小孩子能做一点小生产，小建设”。养兵的费用也得充作生产资本，因为穷人只能联合自保，哪里请得起保镖的，中国是个穷国，靠当兵人吃饭的兵是决养不起的。（七十六—七十七节）
“假使你拿了一省或全国的教育权，你预备怎样去干？”这里又是要政府的思想，不是无政府的思想，陶先生回答说：“停办学校，改设工厂！为什么不办工学团？我要办的当然是工学团，不过我想要偏重生产之工以纠正传统的消费之学……不愿书呆子再躲在工学团的盾牌后面做蛀书虫，所以直截了当地把学堂一齐改成工厂。”
这种一切为了发展工厂的主张，就是为了实现以学校为中心的“养”。
“一般办学校的抱着书本而忘了人生，一般办工厂的是抱着黄金而忘了人生，一般社会运动者是抱着标语而忘了人生……我们的工学团只是以人生为大前提，在我们心目中，人生是超过一切……培养合理的人生乃是我们真正的宗旨。”其实无论当时办学校、办工厂、搞社会运动的人，都没有忘记什么是“人生”，他们是有他们的“人生”的，陶先生认为他们都忘记了陶先生的人生，则是实在的。然而，陶先生的“人生”是什么呢？书里没有正面说明，但我们可以从书里看到这个“人生”是什么，它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万能论的人生观。总结起来是：
陶先生在这本书里所描绘的新村，第一是新村的权力都集中在古庙学校里，教师的手里，陶先生的手里，以学校代替政府，这种以教育来改造乡村、改造世界的空想，是发挥到了顶点。也就是把教育万能论发挥到了顶点！
第二是强调生产，一切为了发展生产。
第三是全村皆兵，全国皆兵便可自卫卫人。
第四是无所谓剥削不剥削，只要不抽大烟，能管理劳动，参加点劳动都是好的。无所谓阶级不阶级，所以也用不着消灭什么阶级。
第六是以生活为中心，进行一些生活所必需的教育。
这种以学校为中心的管、教、养、卫的主张，一般教育救国论者是相同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保甲制，也会经增添了反动内容而采用过。
为什么陶先生会创造出一个工学团来呢？依我看来，他是受了美国教会学校中的半工半读和工读学校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因为他自己会批评“工读学校是半天做工，半天读书，工自工，读自读，不相联串”，同时认为“呆板的办工厂，呆板的办学校，呆板的干社会工作都没有意思！”怎样才有意思呢？陶先生说：“你若办一个工厂，如果同时注意到了工人之长进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成有意义的工厂了。你若办一个学校，如果你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便立刻变得有意义的社会了。”见（见一个《工学团》一文）这就是在调和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将资产阶级的“仁慈的”工读学校加以改进（使学用一致），将工厂、学校、社会工作中加以改进，把工读学加以扩大，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于是就构成了超阶级、不打破旧生产关系的“工学团”蓝图。
随着工学团而产生的就是陶先生的小先生运动。陶先生从南京余儿岗的自动学校、新安小学，漕桥的儿童工学团，山海工学团……之中发现了小孩能教大人和小孩的事实，他自己说“小先生之怀胎是在十一年前。难产啊！到了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才出世”。自从小先生出世之后，陶先生便认为我们必须使大家承认小孩能做教师，然后教育才能普及（以上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他指出小先生有四大优点：一是解决了女子教育问题，二是能使成人进步，三是能使知识为公，四是能使学校与社会沟通（见《普及教育续编》的《小先生与民众教育》）。他的新的普及教育方法是要攻破“二十七个关口”，但其中“至少有十二个重要关口都要靠小先生去攻破”，如果“全国小先生普及教育总动员令一下，便有六千万人可以向着现代化开步走”（见《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现在我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假使工业文明暂时没有多大的进展，教育仍有普及的可能。在儿童大众的力量的新估计之下，如果大家都把传统学校彻底地看破，则普及中国教育不但是可能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灭（？）。（见《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陶先生发现了儿童的能力，承认了儿童的能力地位，这是好的一面。然而，认为在反动统治下所造成的极端穷困的社会里，可以用小先生的办法来进行普及教育，而且确信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灭，这一方面表现了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性，并适应旧中国的落后性，另一方面表现了对小先生作用的过分夸大。
消灭文盲，首先是国家的任务，但国民党的国家是决不愿担任这个任务的；而改良主义者，就更担任不了，如果硬要担起来，那就只能担空担子，和限于小小的试验。
在目前，个别地区的师资极端缺乏，而暂时采用小先生或民教民的办法还是可以的，但我们是批判了陶先生的错误来运用的，并非重复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