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节选1（第2页）

“我们要想起死回生，整个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下列六大训练：

一、普遍的军事训练；

二、普遍的生产训练；

三、普遍的科学训练；

四、普遍的识字训练；

五、普遍的民权训练；

六、普遍的生育训练。

乡村工学团要将上列六大训练，具体而微地在自己的乡村里尽量推进，把自己的乡村造成‘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并与全国一百万乡村联合起来，推进这六大训练，以赞成一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见《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

这里，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也说明了改良主义对反动统治者的幻想。陶先生是继续想用教育的办法来拯救中国民族的，与他以前说的要办一百万个乡村学校来改造一百万乡村是同一调子，所不同的只是名称罢了。

这时候，国民党虽不抗日，但“军事训练”却抓得非常紧，从正规军到地方军，从学生到民众，都在进行“训练”。口头上是要“准备国防力量”，实际上是要对内“围剿”，以此来统治人民的思想。陶先生提出“军事训练”来培养抗日力量，在当时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国民党根本不愿意改善生产，也不愿意搞什么“生产训练”和“科学训练”，因为他们一切都依靠外国主义的生产和科学。这时候提出“生产训练”“科学训练”，不但不可能实现，就是实现了，也不会为抗日服务，而是为四大家族服务。“识字训练”根本就是不急之务。至于“民权训练”则更是国民党的主张。国民党正醉心于独裁，不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人民就无从得到民主。但陶先生却不悸提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主张。

总之，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些改良办法都是书生之见，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到它的内容是很广泛而周详的，可是，正因为这样，就更像恩格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构成的美丽的蓝图——越是详尽便越是空想一样。其次，详尽到把“生育训练”也列进去了，这是由于陶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前后曾提倡过的“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的世界）。[4]到处劝人节育。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的《攻破多生关》一节中，替这一条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他说“依照老法子，每年只增加几十万学生，而人口之增加倒超过十倍之数，那是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就是用我们提议的新法去普及教育，这过分的人口增加也得要统制。一、民族须有一永久人口升降委员会之组织，时时调整耕地面积之消长，生产技术之效能，生活程度之高下，容纳人口出路之多少，以改定人口升隆之比例，公备全国，共同遵守。二、研究一个铜板的避法，使全民族都够得上实行。三、教男子满二十五女子满二十岁可结婚，结婚服务五年可生第一子，俟第一子入小学可生第二子，以二子为限。”

这种思想，显然地是反动的。改良主义的教育学家陶行知，为了要实现他所空想的普及教育，是不惜抄袭反动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对付劳苦大众的！

国民党的反动内战规模，是一次比一次扩大了，到了一九三三年第五次的反革命围剿，便增加到一百万陆军和二百架飞机。革命与反革命在进行生死的斗争。谁来实行陶先生的计划呢？只有陶先生自己和他的一子。但结果怎样呢？我们且来看看他所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吧！

在离上海十八华里的大场，是“一二·八”和“八一三”的有名的战场，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山海工学团就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创立于大场的孟家木桥，在一九三五年内发展了七个工学团和八个生产团体，但到“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时，大场被日寇侵占，山海工学团便随着停办了。这就是给山海工学团的严峻的考验，这就是改良主义者的教育思想的破灭。——经过陶先生亲自辛勤指导的山海工学团，进行了将近五年的教育培养，但在抗日战争真正爆发的时候，所谓“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等，便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到了真正需要“团以保生”的时候，在现实的面前便不能不低下头来！这正如大海中的一根稻草，并没有显现什么奇迹，并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作用。

陶先生在《古庙敲钟录》这本书里，一开始便是以敲钟者（农民唤醒者的象征）的姿态出现的，“掌握着全村人民工作休息的枢纽”（该书四页），他的目的是要敲醒农民和农村工人“起来种田做工”，即是提倡劳动生产，反对抽大烟和“盖被都等候着他的小老婆为他办善后”的，以“张胡子”为代表的那些不从事生产劳动的“懒汉”（三页及一七页）。但他“发现有好些劳苦大众是没有午饭吃”，于是他同情穷人，并认为“从此我所敲出来的钟声，不再代表有饭吃的人的欢呼，而是没有饭吃的人的叹息”（五页）。

在五、六节中考究了敲钟的方法，应用天文学的知识来改进，以达到准备敲钟，这即是要求做事必须认真负责而且要有科学知识。

在七节中以反对倒夜壶来象征反对封建传统。在八节中以调解和尚**来主张婚姻自由，“划十亩给他们夫妇，只许自耕自吃，不许典卖与人”，反对封建束缚，提倡劳动生产。

这种提倡劳动生产，反对封建传统，要求民主和科学，以及同情穷人而不根本推翻地主的意思，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

自九节以后，便主张“出我最高的血汗，换先生的学问”，把得到的学问又“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要献给小朋友，献给大众”。这是把知识抬高到第一位，同时提倡即知即传来普及教育。

在筹办学校的过程中，他对于以“张胡子”为代表的懒汉（实际上是地主之类的人物），却不悸直接与他冲突，怕“结成怨恨”，而是“决定用友谊的态度，开诚布公地劝他不要运动做先生”，以减少“阻力”（？）（见十一节）。这正是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本色。

他主张的学校是“应该归全村的人民主持”的，“每家派一个代表到庙里来共同商议（见十节）。”谁能当主席呢？“主席这把交椅只有真农人能坐。什么是真农人？靠自己动手种田吃饭的人是真农人。”这里他是强调“自耕农”的地位的，然而在他脑子里，自耕农中并没有富农、中农、贫农的区别，所以我们也很难确定他就是走中农路线。就是中农路线，也是错误的。“自己动手种田吃饭”，对剥削关系是否完全否定了，也是很模糊的，富农自己也参加一部分劳动，算不算“自己动手种田吃饭呢”？地主阶级中，也不是每个地主都像“张胡子”那样抽大烟和讨小老婆的，甚至个别的地主很吝啬节省，早起晚睡来频促雇农劳动，或做些轻劳动，这种人是否在“自己动手种田吃饭”之外呢？陶先生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因为陶先生以超阶级的观点来看农村的问题，以致看不清和看不见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

每家派一个代表，“色色俱全，约一百人光景：农人最多，砖匠、木匠、裁缝、杂货店老板都有，老太婆到的也不少，还有几家家长不能来，却派了小孩来”（十一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村庄是一个一百多户人口的村庄，按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的一般情况来说，这个村庄没有十家地主，至少也有七八家是地主；但在这一百人的代表中，却看不见地主的代表，只是隐隐约约地拿“张胡子”一人来代表“地主”（陶先生在这里是没有地主这个概念的，所以还得打引号）。陶先生有意地抹杀“张胡子”等在旧社会中的地位和势力，这在没有经过革命的农村，不是幻想或歪曲了事实，就是把地主和“农人”混淆不清了，把地主富农都算在“农人”之中了。

他心目中的“师”是：“从前的先生，爱坐冷板凳。现代的先生，赤着脚挑粪。”要尊重教人种田种得好的农人之师，教人做工做得好的工人之师，教四万万国民起来拿民权，保民族，厚民生，以创造出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并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起来以创造出一个平等的自由新世界的国民之师，人类之师。”“农为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把“师”是抬到天上去了。他认为应该“化士为工……化教书之师而为做工之师，教人做实验之工，做生产之工，做建设之工，做创造新乡村，新中国，新世界之工”（二十节）。

简单说来，就是要教师为生产服务，直接为工业、农业服务，直接参加社会改选。其目的还是在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这个提高生产和改造社会的责任，就担在师范生的身上。这与他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救国论的具体表现。

学校的课程在哪呢？在铁匠铺里，在“砌墙的地方”，在菜园里，在“万松岭”……先生是铁匠、砖匠、种菜的、老鹰。他心中的学堂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门窗，万物都是……先生，都是……同学，都是……学生”“……打破了……鸟笼式小学校而给了我一个森林似的大学校”（十十六节）。这就是陶先生主张的生活教育的缩影，这里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满足于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教育。

为什么陶先生要鼓吹这种生活教育呢？这是从他的认识论——行是知之始的哲学观点出发的。

在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中，就简单地解释了这个观点，认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举出了骑牛、游水、火烫手的例子来证明，并提出要以行动来判别真知识和假知识。强调知识是从经验得来的。这些，是朴素的唯物观点起了质的变化，停留在经验主义的阶段。

陶先生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反对传统学校的教育方法——“我们在学校里用十年五年光阴”把“知”的功夫做好再到学校外去“行”。依传统的方法，你要学游水，是在课堂里听游水的演讲，在图书馆里看游水的书，到大考时候，写一篇游水论，得七十分就算及格，得一百分就是个了不起的游水大王。“……你的学校是有先知后行的哲学根据……可是……传统学校，只认本领不认文凭。大达轮船失了火……那时可真是遇游水的大考咧。”——传统学校，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所办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学校教育，知行脱节的教育。而要求学校教育方法的哲学基础从“知是行之始”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识。行动遇着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取得了真知识，运用真知识以行动，便走上了创造之路。今昌之学校是行以求知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这种思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学校教育的要求，要求它能解决生产的实际问题，为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服务。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发达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向上发展的要求，所以能够强调“行动”，在行动中求知识。

这种为了求得“学用一致”，便要求在学校里取消把知的功夫做好，否认理论的作用，否认系统知识的学习，单纯强调行，实际上是使学校只能替资产阶级训练出理论水平很低的技工，而不能使学生得到科学的系统知识，也正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

招生问题，在陶先生的眼光里是“一个也可，一千也可”“一万也可，百万也可”，对于“进学堂就没有饭吃”的人，是“送教育上门”。反对伪“政府”一面提倡普及教育，一面小孩子进小学要考，甚至于幼稚园也要考的“自相矛盾的政策”，他主张“来一个收一个”，“如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怎样来解决教师问题呢？他的办法是“先招先生，后招学生……先招大徒弟，后招小徒弟”，“师傅教大徒弟，大徒弟教小徒弟”，“要教大徒弟去教小徒弟，去自己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