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学节选1（第2页）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广泛性是说它涉及教育的一切领域。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幼儿教育、平民教育、小学教育、乡村师范教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现在的所有教育领域他几乎都有涉及，且其中很多以他为发起人。如终身教育，他提倡最早，也阐发得最为透彻。早在1934年，他就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死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15]。直到他晚年，即1945年5月，他还强调说：“无论老少，也应该受教育。生活教育很早就提出活到老，学到老。”[16]

又如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方面，早在1931年，他就提出“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和共生。50年代曾有人认为陶行知、邵力予、黄炎培、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论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可以设想，如当年按他们的建议行事，及早实施计划生育，则我们少生了几亿人口，那么，现在我国面貌就大不相同了。

办好乡村师范教育，也是陶行知最早提出来的。1926年，他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7]1927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

他还首先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他也是很早提出人才教育见解的，1939年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就是从战地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的难童中选出有才华的孩子及早地加以培养的。

在幼儿教育方面，还在20世纪初他就鼓励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儿园，并为陈氏《家庭教育》一书写书评，向读者推荐。陶行知的幼儿教育思想同样是十分珍贵的。

在女子教育方面，他早在20年代初，他与蔡元培一起首次招收女大学生。他还是一位积极倡导多设女子中学的教育家。

五、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对国际影响最大的教育家

如前所述，1936年至1938年间，陶行知游历了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主张，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他参加了很多国际性教育会议。他曾谒见过著名的印度人民领袖甘地。1938年，甘地曾要陶氏撰文介绍当时正在中国兴起的大众教育运动。该文题为《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刊于印度的《民族旗帜》杂志，所以许多印度人都知道他。其他国家如德国、英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很多人都知道他、敬仰他。

现在世界学者越来越多地研究他的学说，如日本友人斋藤秋男教授，从抗日战争起，持续不断地研究陶氏著作整整四十多年。近几年来，他不顾年老，专程来四川、安徽、南京等地，把陶氏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士，都一一访问。他曾多次说：“陶先生是你们中国人，他的思想不只是你们的，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斋藤教授写的《陶行知评传》中译本已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问世。近几年来，日本前来中国攻读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牧野笃和一见真理子（前者在南京大学毕业，后者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

据张健同志说，80年代以来，由于他负责世界银行援助中国教育事业的项目，有机会到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他第一次到美国时，曾到哈佛大学参观，被安排在该校“远东太平洋研究中心”吃晚饭，由该中心副主任费利浦先生负责接待。谈到陶行知时，他说陶行知对美国，特别是研究教育的人有很大的影响，认为陶先生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奠基人。还表示他正在搜集有关陶行知的生平事迹资料，准备撰写陶行知传记。这次晚宴共有12位美国友人参加，其中四位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是当年陶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已离休了，是听到陶先生的学生张先生来了，才高兴地赶来赴宴的。边吃边谈中，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当年为什么要批判陶先生？据我们所知，他是当时中国学生中学习得最好的同学，是杜威博士最喜欢的学生。”这说明陶先生在国外享有崇高威信，过去对他的拙判，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坏。[18]

综上所述，陶行知不愧为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大众诗人。他毕生献身人民教育事业，他于二三十年代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为达到“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机会”这个崇高目的的一种手段；他的教育理论是从广大劳苦大众中来，又为劳苦大众服务和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无愧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万世师表”，是我们人民教师职业道德的典范。我国古代的孔子、近代的蔡元培和现代的陶行知是外国人一致公认的伟大教育家。他们也是我国国务院于80年代初公布的准予建造纪念塑像的历史名人中的三位教育家。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曾在我国解放区得到广泛传播，如延安教育学会于1942年曾编辑出版《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该书序言曾做出这样中肯的评价：“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提倡‘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19]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1951年《武训传》发动的错误批判，错误地株连了陶行知，学习陶行知竟成了“禁区”。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邓颖超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给予平反，这一历史的严重失误终得到纠正。1981年起，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或“陶行知研究会”，到1985年9月5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学习陶行知，研究陶行知的各种活动，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原载何国华：《陶行知教育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7—88页。

[3]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页。

[4]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27页。

[5]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7页。

[6]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4页。

[7]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2页。

[8]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9]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10]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33—734页。

[11]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页。

[12]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页。

[13]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页。

[14]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15]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页。

[16]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1页。

[17]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页。

[18]参阅张健《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见《教育论丛》1987年第2期。

[19]《陶行知教育论文选·序言》，载《陶行知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