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1（第1页）

陶行知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1]

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学教员兼教务助理，不久即升任教授。次年（1918年）3月份，受聘为代理教务主任。1919年10月初，改任教务主任。由于他“办事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同学们最敬畏，因此呼为‘老虎教务长’云”。[2]是年5月，行知又兼任该校新成立的教育专修科主任。1921年夏，南京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任该校教授兼教育科（包括教育、心理、体育三个系，相当于抗战期间大学的师范学院）主任和教育系主任。1923年7月，陶行知由于专任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迁居北京，他才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教授。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六年（1917—1923年）任教期间，曾负责主讲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遗传学等课程。同时，他以教育改革家的姿态，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一系列颇为精辟的见解。尤其是在1946年初，抗战胜利不久，他在重庆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社会大学。他亲任校长，对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学习方法等方面，都曾做出明确新颖的阐述。

今年10月18日是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学习他的宝贵的教育思想，以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本文谨就他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办学思想主要观点分述如次。

一、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和目标

早在1922年7月初，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创办青岛大学案”中，强调指出：“为发展我国固有文化计，为沟通东亚文化计，不能不设立永久高等学术机关，以谋改进，而扬国威”[3]。

1923年整，他在写给杭州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当时的杭州大学是由中国省议会第一次自动建议设置的大学。他表示“深信杭州大学是浙江人民未来幸福的泉源”，“是为人民保险储蓄作最有益的投资”，并盼望它能早日建成。他还提出办理大学的方针：“应该罗致第一流的导师，培养第一流的人物，创造第一流的学术”，“以为全国各省自行设置大学的先声。”[4]在写此信之前，即1922年9月，他欣然应聘为该校之董事。

1925年，在《驳特定学区议》一文中，他更为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我们要学生认识人民，人民认识学生。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

他强调办好一所大学，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要有热心的教授；要有好的学生；要有正确的办学宗旨。1946年初设立的、作为成人高等教育学校的重庆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他曾做出规定，这是他借用《四书》上的一句话加以修改而成，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他改写成：“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1946年1月15日举行的社大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阐明了“明民德”的含义：“要使人们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捣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的宗旨。”

由此可见，为发展我国固有优秀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为培养第一流人才，造就学者领袖，为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就必须认真办好高等教育事业，广立高等学校。陶行知这些精辟见解，至今仍有实际意义。

对于派遣留学生的政策，陶行知亦曾有明确的阐明。1945年5月，他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写道：“留学政策，凡是在中国可以学到的应在中国学，请外国教授来中国教。如设备不可能在中国设置的学科，才能派大学毕业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出外留学。”陶行知这一真知灼见，似仍值得我们加以考虑采纳。

二、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主持教务工作期间，强调德智体三育并重，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学者领袖。1916年，陶行知在《新教育》讲演中指出：“身体如精神，要全体顾到，不可偏于一面。譬如在体育上，耳目口鼻手足，统统要使他健全；在智育上既要使他自知，又要使他能够利用天然界事物；在德育上，公德和私德，都不可欠缺的。”

（一）德育。陶行知在南京高师的德育实施，“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主义。训练注重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重实践，使行其所以然，二者交互为用，以期知行合一。”其德育标准，在“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之国民为意想中之人格。此人格之要素，必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根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盖必如此，然后对于应负之责任能知能行。”至于德育之实施，一曰修养，重躬行省察；二曰服务，重实践与研究。

陶行知尤其强调学生自治之提倡。他与该校刘伯明副校长充分合作，实行学生寝室与自修室合并，反对“监学”，力主自觉学习，彼此德行互勉。1919年10月，陶行知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后，即协助学生自治会之成立。是年12月31日，举行南京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后，陶行知即认真给予指导，他指出：“新教育的目的”，“概括起来，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公民。”“自主”就是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自立”是“能够自衣自食，不求靠别人”；“自动”是能自觉地服从。

（二）智育。1919年9月17日，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作了《智育大纲》的讲演。他认为高校智育任务在于“深望诸生能思想以探明知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知识之归宿”。“故本校智育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的标准。”不难看出，陶行知不是把智育看作单纯传授书本知识的教育，而是要启发学生的思想，“以探明知识之本源”；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以求知识之归宿。”显然，陶行知这个见解与传统的智育观相对立，而与当代的智育观相一致的。

关于智育的方法，首先，陶行知强调“试验”。他指出：“徒事思想而无试验，则陷于空虚，徒知应用而无试验，则封于固步，皆不足以尽智育之能事也。”只有经多次试验，“校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取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进行“试验”，必须坚持不懈，“朝行夕罢，偶尔试验”是不可取的。坚持试验，把试验引进教学过程，作为“明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的一种手段，是陶行知智育的重要特点。其次，智育不是单纯灌输知识，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他说：“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要是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学生获得这种经验理想，即有了一定思想能力和应用能力，然后“才能探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对于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

关于智育的实施途径，他认为有如下六条：

1。设科。以适应社会需要为主旨。2。教授。以养成思想独立之能力为目的，故重启发，不重注入，重自修不重听讲。各科利用参考书，扩充图书室。设教法研究会求教法之统一改进。3。实验。思想有待征之事实而后信者，皆重实验，以为学理之佐证，养成发明之习惯。4。研究。各科于最后一期定有研究一次，以养成独立思想、研究方法，并考验其心得。5。实习。以养成各种技能和应用能力。两种方法：一种是到农工、商场实习，最后一学期举行；一种是实地教授，年末之第一学期举行。6。参观。各科毕业前均派往有关机关参观一切。

实行选科制，重视教育学科科学化和专业教育。1919年，陶行知在他主持的一次教务会议上，提出该校课程改为“选科制”。他重视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包括两点：一是要求教育学科的理论，尽量立足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化，使教育学不再是“意见学”；二是要求广泛运用根据教育科研成果而得的科学教学法，使教学效果获得较快和较大的提高。他重视专业教育，如“1920年4月，南京高师各专修科以实践伦理、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等为公共必修科目。”这比当今师范大学公共必修教育课程还要多。

此外，他反对只重狭隘的课堂教学，主张扩大知识面，如尽可能聘请中外学者来校做讲演。而且很重视文化陶冶，主张高师学生应有广博的文化修养，特别要具有历史知识，如教育科课程，除“教育史”外，还要学“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科学发展史”、“心理学史”、“教育思潮”等课程。1919年，他赞扬德国普鲁士的教育改革。在课程方面，他们“主张在大学校内设社会主义一科，以资研究。”

陶行知很重视语体文与标点文字与推广。他以自己实际行动，如撰文作歌，皆开始坚持用语体文，且着重大众化。特约上海亚东图书馆来校设售书处，推销《新青年》等书刊，并请汪原放讲解标号符号使用法。对改革文言文，推行语体文，传播新思想取得了显著成效。

陶行知还很重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据当年南京高师学生章柳泉回忆说，他报考南京高师时，除笔试外，还有一次五分钟的演说口试。陶先生亲聆考生演说，作为录取的一项成绩。在我国历来只重文字取士的国家里，这确是一项创举。该校还多次举行演讲比赛。陶先生认为，好的演说，一要“有话说”，即要有内容，言之有物；二要“说得好”，即要掌握表达艺术，既要有条理，又生动易懂；还要“有话说得好”，即能两句话并为一句话。在陶先生倡导下，南京高师毕业生在教学中注重语言引导，而且很少学究气。显然，重视语言能力的训练，仍是今天师范院校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陶行知当年的上述见解和做法，仍很富有现实意义，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三）体育。陶行知极其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之基本。”体育“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对于全校，则重体育之普及；对于个人，则重全面之发育”。他认为体育实施之途径有三条：一曰养护所。指导卫生，实行分食；以培养元气，御邪感于未然。二曰锻炼所。有体操、早操、兵操、拳术、课外运动等；以锻炼筋骨，使作耐劳之准备。当时，东南大学聘请美国著名体育专家麦克乐为体育主任，倡导校内外各种球赛。三曰医治所。中西医诊治，并设调养室。每学期举行体格检查。体格有偏害者选矫正体操，有病者及时诊治。以使有病者复全，罹病者复壮。

由上可见，陶行知早期在高等学校工作期间是多么重视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仍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改进学习法和科学研究工作

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国留学回国以后，他“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的必要。”1918年，陶行知出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他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对旧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经二小时的辩论，多数教授不予同意，提案未能通过。陶行知也因而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以表示自己的不妥协精神。次年2月，他发表了《教学合一》论文，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又何必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5]

及至五四运动后，南京高师的先生们无暇坚持，他才如愿以偿地将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由于改得合理，“教学法”一词便从此通行于全国。显然，他的倡议，绝不是名词上“授”与“学”一字之争，而是要求教学上来一个除旧布新的变革，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敢于提问，以更好地发展其智力和能力。及至1922年，陶行知还指出：“高等师范教学法，与中学、大学犯同一毛病，就是重讲演而学生少参与的机会”。“欲改良中学之科学教学法，高等师范须先注重科学教学的改良。”[6]

陶行知还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他认为学习方法就主观言之有三，一曰虚心：“虚心则成见消除，不为物蔽，休休相容，唯真理之是求”；二曰留心：“留心则社会环象，随在考察，不仅恃载籍以资考证”；三曰专心：“专心则精敛神萃，致力一途，不扰于物，易底于成。”

若就客观言之，则亦有三。一曰明辨：“盖资料杂陈于前，苟不明辨剖析，以别其用途，则取舍不当，必有留珠遗瓦之憾”；二曰比较：“比较则古今中外之异同因果是非之轨迹，同时并观，了如指掌”；三曰统列：“统列则纪录之资料，进化之事实，群分类聚，条理井然矣。”[7]

陶行知还重视师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他不只主张教师要教学相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且认为教师要指导大学生搞科研，把学习与科研结合起来，1918年春，他支持南京高师学生成立教育研究会，并任该指导员，还在成立大会上讲《教育研究法》。提出寻求已有之旧知识有二法：一曰交谈问答；二曰读书。探觅新知识之法亦有二：一曰观察；二曰试验。集体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但有数忌：一曰闲读；二曰肓从；三曰成见；四曰武断。[8]

由上可见，陶行知于二十年代就提出教学发展论观点，让学生学得积极主动。这至今仍是教学工作中的重大课题。他当年提出的真知灼见，仍不失为我们当前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