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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爱心”和“斗争之心”

顾

这一章我们讨论了环境教育与和平问题，这两大题目都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问题。解决这两大难题恐怕要靠几代人的智慧，特别是青年人的智慧。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演讲时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说得非常确切。我们这一代人经过战争的洗礼，知道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知道和平的可贵。现代青年，特别是中日两国青年，没有经受过战争的苦难，不知道和平来之不易，因而不知道珍惜和平幸福的生活。现在有些青年和别人吵架，动不动就会动刀杀死对方；还有些青年遇到一些挫折就自残自杀，不知道爱惜生命，实在让人吃惊。因此教育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我在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上做了《国际理解与比较教育》的讲演，提出：“为了人类的觉醒，我们迈出的第一步的就是国际理解。国际理解是国际和平的基础。”[66]同时又提出教育是国际理解最好的途径。世界是多极的，文化是多元的，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和平共处。教育要撒播和平的种子，不要撒播仇恨的种子；教育要搭建和平的桥梁，不要构筑仇恨的鸿沟。

2010年11月27日我校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举办了国际理解教育论坛，并成立了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参加论坛的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我在论坛上再次做了题为《教育是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是播送和平的种子》的发言。我说：“21世纪以来人类遇到种种危机。文明冲突的理论不能解释危机的缘由，更不能化解危机。人类应该认识到，文化是多元的、互相吸收的，只有互相沟通、互相理解才能共生。教育是沟通和理解的最好途径，是和平的种子。”这和池田先生的共生伦理是一致的。

中国近几年来社会语言中运用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爱”，大家都在提倡每个人向社会、向他人献出爱心，这样社会就有了温暖，有了和谐。在世界范围内也应该提倡献爱心，关心弱势群体。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想，在当今国际竞争如此激烈、局部战争如火如荼、强权国家随意干涉弱势国家内政的恶劣环境下，讲爱心、讲和平是一种奢望。但人类不能忘记和平，因此就要斗争，为和平而斗争。所以应像池田先生所说的，不仅要培养“慈悲的人”，还要培养“勇敢的人”“智慧的人”。下面一句话之前也引用过：“人要常为人们的幸福，为和平，发出勇敢的呐喊，发出睿智的话语。总之，要行动。活着就是战斗。”[67]赠给青年一个“爱”字，希望“爱满天下”。

池田

这是来自您长年的教育经验和对青年真正的爱的话语。“人间教育”才是发挥能力、陶冶人格，最终构筑繁荣和安定的社会的原动力。我自身也以“人生的所有事业是教育”为指针，全力奋斗。

不培养下一代的人才，未来就没有发展。除育人外别无他途。因此，教育的胜利是未来的胜利。我也想尽余生之力和顾先生一道构建“为教育的社会”。

我坚信通过这次对谈，顾先生意味深长的话语必定能够给予年轻的读者们开启未来的智慧。要永远巩固中日两国“友好的金桥”，为未来世界架起“和平之桥”，我相信通过“人间教育”，成为世界公民的模范青年将会不断涌现。我想可以以这种信念来对我们的对谈做总结。

顾

池田先生注重教育，期待青年成为世界和平的种子、中日友好的使者。我也满心期待着青年们能够继承我们的事业，高举和平友好的旗帜，勇敢地向前迈进。最后，我想向为此次对谈付出努力的相关人员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1]本章内容曾刊载于《东洋学术研究》第51卷第1号（2012年5月）。

[2]洪自诚『菜根谭』神子侃·吉田豊訳、徳間书店、120页。

[3]梅屋庄吉（1869—1934），日本实业家，生于长崎。1895年在香港开照相馆时与孙文相识，并为其革命热情所感染，相约“君举兵则我举财相助”，后来果真给予了巨额的资金支持，金额大抵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兆日元。梅屋在电影产业方面也十分活跃，是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创始人之一。辛亥革命发生后，梅屋派遣摄影队制作革命的纪录片，并将其收益赠予孙文。庄吉之妻（1875—1947）也积极促成孙文与宋庆龄（1893—1981）的婚姻，给孙文夫妻以生活上的支持，孙文的结婚喜宴正是在东京新宿百人町的梅屋庄吉家中举行的。孙文死后，为向后世彰显其功绩，庄吉向中国赠送了四尊孙文铜像，现存于广州（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旧址）、南京和澳门。其后，随着中日关系恶化，庄吉为两国友好而奔走，却被宪兵队传唤并受到了非国民待遇。笃信“富贵在心”的庄吉后来留下遗言：“给孙文之支持乃因年轻时盟约之所为，一切不宜外道。”所以很长时间，庄吉支持孙文的细节均不为外界所知。此外，庄吉还支持过菲律宾和印度的革命家。

[4]改造社1931年出版，是《伟人传全集》的第22卷，作者王枢之。这部名著基于作者的实际体验于1950年由岩波书店再版。铃江言一（1894—1945），笔名王枢之，中国革命史研究家。1919年3月前往北京，“五四运动”引起他的共鸣，从此参加中国革命。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为和平奔走。还著有《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1929年出版，后来石崎书店以《中国解放斗争史》的书名再版）、《中国革命的阶级对立》。

[5]中国同盟会1905年以推翻清朝为目的在东京成立。当时称中国革命同盟会，是基于为革命进行大同团结这一认识而成立的统一组织，合并了以孙文为核心的兴中会（广东系）、光复会（浙江系）、华兴会（湖南系）等，以孙文为该会总理。同盟会提出了将三民主义具体化的四大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民族主义”），创立民国（即“民权主义”），“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

[6]参见人民网（日语版），2011年10月10日。

[7]外務省調查部編『孫文全集』下卷、原書房、907頁。

[8]李鸿章（1823—1901），清朝政治家。19世纪60年代以后推进旨在改革清朝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3月）结束后，作为全权钦差大臣在《下关条约》（中国称《马关条约》）上签字。在战争前夕的1894年6月，二十八岁的医生孙文曾上书李鸿章，提出约八千字的政治改革案，并要求见面，但未能实现。上书中提出，欧洲富强的根本不仅在于“坚船、锐炮、坚垒、强兵”四者，而在“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财通其流”，此四事方为富强之道、治国之本，提出要复兴中国，应建立培育人才的教育制度，振兴农业、矿工业与商业。

[9]『三民主義（上）』安藤彥太郎訳、岩波文庫、92頁、123頁。

[10]内野熊一郎『新釈汉文大系4孟子』明治书店、25～26頁。

[11]『新釈汉文大系2大学中庸』44～45頁。

[12]『三民主义（上）』124頁、136頁。前文已有论述，见第二章第四节。

[13]公冶长篇第五。『新釈漢文大系1论语』112～113頁。

[14]『新釈汉文大系4孟子』491頁。孟子与惠王的对话参见该书第7～8页，与宣王的对话参见该书48～49页。

[15]『新釈汉文大系4孟子』501頁。

[16]袁世凯（1859—1916），清末民初的军人、政治家。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推动陆军现代化，并以其军事力量为后盾，曾任清政府要职。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复辟，即位“中华帝国”皇帝。翌年在反帝制运动中倒台。

[17]前掲『対話の文明——平和の希望哲學を語る』186頁。

[18]王赓武，代表亚洲水准的国际知名学者。其专业为历史学，但在哲学、经济学与文学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1930年生于印度尼西亚，幼时在马来西亚学习，十九岁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学习经济与历史，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后到伦敦大学留学，二十七岁成为哲学博士。其后在母校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1986年任香港大学校长。在香港曾任公害环境问题顾问委员会主席、文艺家协会主席、行政局议员等。1988年以后，与池田大作共有八次对谈。曾任新加坡国立东亚研究所所长。

[19]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20]墨家为中国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一，因墨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应活跃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时期）而兴盛。墨子批判儒家的仁爱是优先爱自己相近的人的有差别的爱，这种差别正是天下之害的根源。他认为，平等地爱所有人（“兼爱”）才是天的意志，主张由此而互相增进福利（交利）并实现人人幸福的“天下大利”。在战国时代，墨子反对战争，主张“非攻”。不仅否定对他国的侵犯，而且为了阻止侵略，他还致力于小国防卫，根据对方需要而负责城寨补修等土木工事、防卫兵器的开发与制造、防卫战役的指挥等。他还学习了守城所需的建筑、冶金、医术、农业等高级技术，学习了洞察人心的学养和为说服他人之用的逻辑学。因墨家守卫之坚固而有“墨守”之说。还有一说认为因其修筑工事及制造器具时，木匠大量使用墨水，故称“墨家”。墨家在战国时代具有与儒家相当的势力，但在秦统一中国后逐渐消亡。在晚清博爱主义受到关注以前被长期遗忘。

[21]杜甫（712—770），盛唐时期的诗人。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则被称为“诗圣”。杜甫科举未及第，故很久未能仕官，仕官不久又卷入战乱与政争而无法继续为官，一生过着辛酸动**的生活。其诗多咏社会实际，故被誉为“诗史”。他的不少诗也慨叹战争的悲苦，其中描写安史之乱时期（755—763）社会生活的“三吏”“三别”很有名（“三吏”为描写官吏征用年轻人当兵的《新安吏》，描写士兵因战斗失败而大量溺亡的《潼关吏》，描写因男丁不足而征用老婆婆当兵的《石壕吏》；“三别”为描写婚后不久丈夫就被征到战场的新娘之苦的《新婚别》，描写儿孙战死、与妻别离的出征老人的《垂老别》，描写战士因兵役而未能成婚、回乡后看到母亲遗骸早已腐烂的《无家别》）。在此前的作品《兵车行》中，杜甫抒发了他对不顾人民死活而穷兵黩武的统治者的愤怒。池田大作先生在北京大学的第二次演讲《迈向和平的王道——我的考察》（1984）中，曾提到这首诗。（前掲『21世紀文明と大乗仏教』283～284頁。『池田全集』第一卷、360～361頁。）此外，杜甫还有大量的厌战和反战的诗歌，如歌咏“国破山河在”的《春望》即其中一首。

[22]《大集经（大方等大集经）》第五十五卷有此论述。其说将释尊灭后的时期以五百年为单位进行了划分，这是对第五个五百年的描写：“于我灭后……次五百年，我于法中斗诤言讼，白法隐没……”（『大正大蔵経』第十三卷、363頁、上·中）

[23]外务省调査部编『孙文全集』中卷、原书房、318～319頁。

[24]马敏：《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启示》，载《光明日报》，2011-10-01。

[25]在明石海峡大桥旁边的神户市垂水区舞子公园内，展品主要为孙文与日本特别是与神户有关的遗物与遗墨，其前身是侨居神户的中国贸易商人吴锦堂（1855—1926）的松海别墅中的“移情阁”。孙文于1913年3月正式访日，造访了松海别墅，在那里参加了神户中国人及政界和财界同仁欢迎午餐会。两年后，吴锦堂建了八角三层的楼阁并命名为“移情阁”，1983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移情阁”被捐赠给兵库县，第二年11月12日（孙文生日），作为“孙中山纪念馆”向普通民众开放。因修建明石海峡大桥，孙中山纪念馆又经拆卸修复工程于2000年移至现址。2005年改称“孙文纪念馆”。孙文纪念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混凝土砌块建筑，属于日本国家级和县级重点保护文物。

[26]第十三卷「金の橘」の章。『新·人間革命』聖教新聞社、7頁。聖教ワイド文庫版、7頁。

[27]『私の釈尊観』文藝春秋、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