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北京大学等学校兼职（第2页）

他讲课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大声疾呼，但能使全场鸦雀无声。当时有不少同学听了一年鲁迅先生的课，第二年又继续去听，但一点也不觉得重复。[59]许钦文同志听了近3年，章川岛同志听了两遍，常惠同志则听了4遍。[60]

鲁迅先生讲课，总是先把讲义发给学生。用时油印讲义，上课时先校正个别错字，然后开始讲。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有重点地分析一些问题，有根据地阐明与别人不同的见解。[61]

他讲小说史，并不限于讲义，常常联系课文，宣传反对封建礼教，引导学生前进。“……有一次好像是讲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魔鬼将向你扑来的时候，你若大惊小怪，它一定会把你吓倒，你若勇猛地向它扑去，它就吓得倒退，甚至于逃掉。’当时我和一个同学说：‘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62]

“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蚘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中荒经》载西王母每岁登翼上会东王公。鲁迅说：‘西王母是地名，后人因母字附会为人名，因西有王母，更假设为东有王公，而谬说起来了，犹之牵牛织女星的假设为人，鸟鹊填桥成天河，即与此说相仿，为六朝文人所作，游戏而无恶意。’他随即在黑板上绘出中央一栓状为‘翼’、东王公西王母相遇于中央的状况，更形象地使人们破除了流传西王母故事的疑团。”[63]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周予同说：“西王母这一段，真是讲得‘神采奕奕’。”[64]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把他杀掉了。’”[65]

他在讲小说史时，常常结合着写作方法。“如讲《儒林外史》时，着重分析作者的讽刺笔法；讲《水浒传》时，分析作者对人物的刻画，也联系当时写战斗文章的做法。他说，他不喜欢面面俱到的驳论文章，写战斗文章，要‘攻其一点，破其全局’。正如他控诉章士钊非法免去他的佥事职务时，抓住章士钊‘倒填日期’这个要害予以驳斥并得了胜诉一样。”[66]

讲小说史，他还结合着讲对小说、对人生应取的态度和方法。“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地看，由细看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该站在槛外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他这种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正确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各种庸俗、荒诞小说麻醉青年灵魂的时候，尤有着清醒头脑的作用。这里鲁迅教导我们，不仅是看小说，就是对一些世事也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不要为片段状况所蒙蔽，亦犹如马列主义教人全面看问题一样。”[67]

鲁迅讲小说史，非常风趣。他常常讲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不笑，使学生在笑声中愉快地接受了教育。北大学生王儒卿在《回忆鲁迅》中写道：“……鲁迅老师给我们讲课时，讲完《红楼梦》那一部分，他问道：‘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当时许多同学都不假思索，随口乱答。其中一个同学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老师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爱。’又问：‘为什么不爱？’答曰：‘我嫌她哭哭啼啼。’这一次问答就此完结。我常推想这正是鲁迅先生教育青年改正数千年来以‘工愁善病’‘弱不胜衣’的美态看妇女的错误思想。所以这一段话永远在我的脑中深印着。”[68]

通过小说史的教学，鲁迅先生在“每个听众的眼前**裸地显示出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被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69]

冯至同志说：“他讲课超过一般的教育。回忆当年听的许多课，至今还起作用的，是鲁迅先生讲的课。”[70]

在北京各校兼课期间，鲁迅还给一些学校做过讲演。著名的如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师大文艺会上讲的《娜拉走后怎样？》。当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被介绍到中国，对“五四运动”后开始觉醒、积极寻找解放道路的青年妇女有一定的影响。鲁迅清醒地看到，娜拉般的“出走”并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他在讲演中指出，要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首先要用“更剧烈的战斗”取得平等的经济权，进而进行改变整个旧的“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这个讲演，对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1]1924年1月17日，应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邀请，又做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对天才与民众、天才与实践的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天才来自民众、好花一定要有好土的正确论断，并热烈赞扬甘于做泥土、甘于培育嫩苗的献身精神。

1924年暑假，鲁迅还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到西安讲学，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次讲学从7月21日开始到29日结束，共讲8天。

据陪同鲁迅上课的刘依仁回忆，鲁迅讲课，将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鲁迅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简练，有独到之处，深受听者欢迎。

鲁迅在西安讲课期间，曾到西安易俗社剧院看过几次戏。那时适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曾亲笔题“古调独弹”匾额赠送，表示祝贺。离开西安前，鲁迅和孙伏园各从自己的讲学酬金中取出50元，捐赠给该社。这是鲁迅“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72]主张的具体体现，更是鲁迅提倡文艺改革的实际行动。

鲁迅讲课结束后，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想利用鲁迅扩大自己的影响，又托人要求鲁迅给士兵讲一次话。鲁迅回答：讲是可以的，只是仍讲小说史。让这个军阀碰了一个软钉子。

8月4日，鲁迅与孙伏园等辞别西安，同回北京。

在北京任教期间，鲁迅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关怀爱护青年。他帮助和指导青年学生办刊物，尽力满足他们提出来的各种要求。李霁野同志在《鲁迅先生和青年》中写道：“……他不仅喜欢青年来访问，也费尽苦心来鼓励他们、培养他们。他看改我的译稿时那种诚恳、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所以以后偶有写作，也寄给他去，我知道他是不会笑话青年人的幼稚的。在收到我的一篇题作《生活》的小说时，他立即回信道：‘……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结束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顾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先生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竟这样周到，实在令人感愧。以后送去自己的或别人的写作时，常常觉得唐突，也诚实地写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总说，哪有一生下来就完全成长好了的人呢？说到我们译文的生硬，先生总比喻说，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遇有实在费解的地方，他总用小纸条注记，夹在译稿里面，等见到时商酌……”

鲁迅先生处处关心青年、体谅青年，对别人的困难体贴入微。但他绝无“恩赐”的思想。鲁迅先生的伟大，正在于他助人是完全出于赤诚。他付出的，从不记账，收入的，却一笔笔记上，即使受人赠一盒蛋糕，也必记于日记。青年学生总把鲁迅先生视为“伟大的导师”。由于受一向的“师道尊严”的影响，学生初次见他时总有些敬畏之心。但他对平凡的青年学生从来没有一点“伟大”的架子。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他希望自己“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事实正是这样。青年们见了他之后，只要自己是要求上进的，总能很快地与他融洽相处，谈笑自若，毫不感到拘束。住在北京砖塔胡同时，他既是俞家三姊妹的好老师，又是好朋友，他叫俞家姊妹为“野猪”“野牛”，姑娘们叫他“野蛇”。川岛等青年人要骑驴玩，拉了他去，他就同他们一道骑，一道谈笑。正像他自己后来所主张的，“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

但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爱护是有原则的。当他发现青年们有错误时，往往严肃批评，希望他们改正；改正了，他就表示谅解。有时鲁迅没有弄清情况，批评错了，发现后，他便立即改正，把真实情况公布于众，不使被批评者蒙受不白之冤。

1923年7月，有位北大学生在文章中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加以奚落，鲁迅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便写文章批评了他。后来这位学生认识并改正了错误，鲁迅便表示谅解。

1924年11月，北师大学生杨鄂生，妄称该校国文系主任杨树达之名来到鲁迅家，说了很多似疯非疯的话，并硬向鲁迅要钱，形迹十分可疑。鲁迅怀疑他是别处派来的流氓，于是写了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予以揭露，发表在《语丝》第二期。事后鲁迅收到北师大学生李遇安的来信，内有文稿《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证明杨鄂生确系神经错乱。鲁迅收到这封信，十分惨然。为了消除对杨鄂生的误解，鲁迅又写了一篇《关于杨君袭来的事件的辩正》，并写信给《语丝》的编者，要求将自己的信与李遇安的文稿同时在《语丝》上发表。为了不使刊物因增加版面而提高售价，鲁迅主动提出负担所需的费用。他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先生爱护青年，但不姑息溺爱，对青年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但也是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因此有的青年虽然受过鲁迅先生的指责，或者反对过鲁迅，但到后来明白了真相，便又都衷心地敬佩他，甚至与他建立起很好的友谊。宋紫佩先生曾经反对过鲁迅先生，后来却成为与鲁迅最亲近的友人之一，是鲁迅可以委托在京照顾家务的少数人之一。闻一多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后来说：“现在我们要向他忏悔，我们骂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战士，但他从不因为私怨而战斗。他像真理自身一样朴实。在北京期间，他就用真理教育了年青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