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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北京大学等学校兼职

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同时，除整理碑帖、古籍和写作外，自1920年起，先后在北京8所大中学校兼课，至1926年8月离京南下时止。

这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文化革命的**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西方的其他各种思想也纷纷传入。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精神振奋，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50]，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奋勇进攻。当时，为尽量开辟新阵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是斗争的急需。我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亲自到大学任教，向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鲁迅与他们采取同一步调，以极大的热情满足广大青年的学习要求。于是在离开学校教学岗位8年之后，鲁迅又重新开始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为培养革命青年贡献力量。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兼课的第一个学校是北京大学。他于1920年6月8日收到北大的聘书，12月24号起到北大讲课，至1926年6月止。北大是当时文化革命最活跃的中心，校长是蔡元培。鲁迅先后在该校任中国小说史课讲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在北大任教期间，鲁迅还为北大的刊物写稿，扶植学生文学团体，培养了许多人才。许多著名的作家、教授，如冯至、曹靖华、章川岛等，当时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得到他的培育。鲁迅一直支持北大进步学生的斗争，曾被一时还未能控制北大的“正人君子”之流指为“北大派”。1925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建校27周年纪念会，鲁迅亲往出席，并撰写《我观北大》一文，热情赞扬北大进步师生“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向上的精神”，批判企图“勒转马头”的逆流。针对“正人君子”之流射来的暗箭，鲁迅公开宣称，如果支持北大进步师生的改革就算是“北大派”，那我就以“北大派”自居：“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校内新旧斗争激烈，鲁迅的行动给了北大进步师生有力的支持。

1920年9月起，鲁迅受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兼任小说史讲师，至1926年8月止。[51]1923年10月至1926年1月，鲁迅又受聘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国文系讲师，开设小说史课程；1925年10月，被聘为教授，至1926年8月止。鲁迅在师大和女师大任教期间，积极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活动。1925年，他亲自参加并指导了震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连续发表文章，声讨反动军阀对青年学生的血腥屠杀，参加被害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并写了《记念刘和珍君》这篇千古不朽的名文；1926年5月，他参加女师大召开的“五卅纪念会”，并在会上做了演讲，为女师大学生会出版的《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册》题字。此外，他还资助师大学生出版《国文学会丛刊》[52]，介绍外国进步作家到师大讲演。他经常在家里接待许多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的学生，给予各种帮助。

鲁迅在北京兼课的第四所学校是世界语专门学校。他一向支持世界语运动，1923年9月至1925年3月，他应邀在该校讲授小说史并兼任董事。任教期间，该校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激烈。这所学校进步势力强大，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在1924年曾爆发学潮。为了防止学潮再起，校内反动势力曾企图拒绝接收加入党派的学生进校，鲁迅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上坚决抵制了这一将进步学生逐出校门的阴谋。

据《鲁迅日记》，1924年5月至6月，鲁迅曾在集成国际语言学校兼课。5月8日记：“午后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5月15日、22日、29日，6月5日、12日，均记有“往集成校讲”。6月19日记：“上午寄集成学校信请假。”24日记：“上午得集成学校信，即复。”26日记：“午后往国际语言学校讲。”他在该校共讲7次。此后就不见记载。[53]这是一所什么性质的学校，鲁迅在该校讲过什么课，应谁邀请而去，何以离开，等等，这些问题至今未能弄清。这是鲁迅先后任教过的14所学校中唯一没有搞清的一所学校。本书作者曾先后请教过北京鲁迅博物馆及鲁迅研究室的同志，请教过当年与鲁迅来往较多的常惠、章川岛、许钦文等同志，请教过鲁迅研究专家唐弢、王瑶、林辰等同志，他们也都不了解。有的同志估计，这所学校可能也是世界语学校，因此我们曾去函请教我国长期从事世界语工作的方善境同志。他非常热情，1978年7月20日、21日连续来信，给我们提供弄清问题的线索。在7月20日的来信中，方善境同志说：“世界语本来叫‘国际语’，但在中国从未使用这一名称。其他国际语方案，一般也各有专名，而且也从未在国内流行。估计不会有专设的学校，如怕与世界语专门学校混淆，则不应有‘集成’两字。但也不能因为我们未曾听说，便由此否定这个学校。”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很值得注意。这所学校多次现于《鲁迅日记》，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能提供情况，弄清问题，补足鲁迅生平研究中的这一欠缺。

鲁迅兼课的第六所学校是黎明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北京、天津、通州、烟台等地觉悟起来的教会学校学生纷纷自动退学，在北京筹办的黎明中学除招收文商两科初高中学生外，也免试收容各地从教会学校自动退学的学生，让他们插入原有班次。为了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鲁迅从1925年9月至12月到该校任高中文科小说教员，采用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为教材，每周讲课两小时。[54]

大中公学是为了“增大孙中山主义在北方的影响”于1924年创办的，被北洋军阀视为眼中钉。鲁迅于1925年9月至11月在该校兼任高中部新文艺学科教员。

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兼任大学部文科国文系小说学科讲师。这所大学原名为国民大学，创办人是孙中山。

表1是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的详细时间表。

表1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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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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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兼课最多、最为繁忙的是1925年。这一年，“女师大风潮”正处在最紧张的阶段，鲁迅参加并领导斗争，经常废寝忘食。这一年，他写了《华盖集》《彷徨》《野草》，以及后来收集于《集外集》中的大量文章，还翻译了许多论文、散文。这一年，他同时在6个学校兼课。以11月为例，每周教课的情况如表2。

表2鲁迅1925年11月每周教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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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鲁迅已迁住阜成门内西三条，到兼课的学校路程很远，如到女师大，有六七里[55]，到师大，则有10多里。当时的北京，交通十分不便，汽车虽有，但不是一般人所能坐的。鲁迅外出讲课，有时乘人力车，有时就步行。到女师大，来回步行约14里路，到师大，则达20多里。再加上路面差，低矮的平房夹着崎岖不平的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赶上雨雪天，走起来更加艰难。鲁迅总是不顾辛劳，风尘仆仆地奔波，及时地赶到学校上课。有时上午到大中公学，下午又到女师大，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饭铺或者是街上的饭摊上吃一些应付一餐。

在北京各校兼课期间，鲁迅的身体已不好。他早已染上了肋膜炎、肺结核等重病，身体时时发热；从小就有的齿痛也经常发作。1923年8月，由于与周作人的思想分歧及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专横霸道，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暂住。工作的过分辛劳，加上委屈与气愤，使他生了一场大病。从10月1日起“大发热”，加以腹泻，两三天不能进食。此后一个多月，都以粥代饭，到11月8日，“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56]这是鲁迅在北京14年中病得最重的一次。然而正是在这“三十九日”之中的10月13日，他带病第一次到女高师上课。这一天，他“身子笔挺挺的走上了讲台”，目光“炯炯有神”，但“眼窝是下陷着的”[57]，没有人知道他正在大病中。在这抱病的39天里，鲁迅先生以忘我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到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校授课，前后竟有16次！

鲁迅在北京许多学校兼课，主要是讲授中国小说史。

鲁迅先生讲课，听的人很多。小教室坐不下，换了大教室，还是很挤。本来坐两个人的座位，常常挤上三四个人，连门边、走道窗口和窗外都站满了校内和校外的、选修和旁听的学生。那时点名是专人负责的，他是看座位点名的。遇鲁迅先生上课，他只好画个“全到”。[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