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安史之乱 被腰斩的盛唐（第3页）

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山西，对付突厥，兵额五万五千人。

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北京，对付契丹、奚，兵额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辽宁，对付室韦、靺鞨，兵额三万七千五百人。

岭南经略使，治所在广州，对付……啥都不对付，就是抚宁当地的土著，兵额一万五千四百人。

以上就是所谓的“天宝十节度”，乍一看会让人有一种这都什么鬼的感慨。不过我之所以把上面这些列出来，还把兵额告诉各位，主要是想辟清一个谣言：盛唐真的是“兵不在多而在精”吗？

因为，咱们把天宝年间的十个军区总兵额加起来，发现也才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认证“凡镇兵四十九万人”，于是一些人就认为盛唐时期，全国一共就只有四十九万常备军。

由于我们从小看《三国演义》长大，对什么七十万、上百万大军耳熟能详，还有白起长平一战就杀掉了四十万大军，这些都还是区域性的割据政权，而相比之下，唐朝作为一个大一统政权，还处在鼎盛时期，怎么不得常备上个百万大军，可怎么才不到五十万人？

现在很多学者都持有相关言论，认为唐朝总兵力不多，还能大杀四方，可见军队战斗力与人数不挂钩，结果给国家建言献策，裁撤军队的声音一浪接一浪。

可问题是谁告诉他们盛唐只有四十九万士兵的？

先不谈这个兵额只是天宝元年的数据，日后有没有增加变动还是个谜，就一个问题：司马光只说过这四十九万是“镇兵”，可唐朝的常备军难道就只有镇兵吗？

当然不可能。

从中央来讲，唐玄宗分别有北衙与南衙两大禁军，共计兵额就高达十八万。还有，唐玄宗虽然在天宝八载下诏收回了折冲府的征兵权限，但并没有真正解散府兵。事实上，只要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这些上番宿卫的府兵其实一直活跃在整个中晚唐时代。

在边疆，除了镇兵，还有在蕃兵与城傍兵，以及外蕃兵。

在蕃兵，就是一些游牧部落被唐朝征服以后，这些部落的人丁被安置在了地方上的相关州府，由汉族官员押领，也就是所谓的“羁縻统治”。如果发生了战争，皇帝有权征调羁縻州府的在蕃人员，随从唐朝的镇兵一起作战。

城傍兵，就是有一些归降的游牧部落，不愿意被打散重组到羁縻州府成为大唐市民，还想跟随原来的头领，继续以游牧部落的组织形式在军镇周边游**，这些人在战时也会被征发从军，有点“兵牧结合”的意思。

再有就是唐朝会经常调动一些附属国家与部落，协同唐朝的正规军参战。比如高仙芝在怛罗斯与阿拉伯帝国交手的时候，就征调了葛逻禄部作为仆从军来协同作战。当然了，在战场上葛逻禄临阵倒戈，导致高仙芝大败，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因为唐玄宗给了节度使较大的自主权力，导致国家体制内的军队渐渐忠于边疆的节度使个人，那么万一碰到个暗藏野心之辈，安史之乱的发生就必不可免。

不过，我认为节度使制度给安禄山造反提供了温床，这个自然没有争议，可是安禄山最终造反，还引起盛唐直接跟自由落体一样地陨落，这个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

首先，节度使本只有节制军事的权限，可唐玄宗为了事权统一，让节度使兼任了采访使、观察使、度支使等，把行政权、财权以及军事权力都集中在了一人之手，连个制约都没有，导致节度使在地方跟个土皇帝一样，那怎么可能不出事？

其次，如果只是将权力分封给十节度，那么好歹还能让他们十人互相牵制，每个人都不敢动。可唐玄宗不知道怎么想的，节度使这玩意儿居然还能兼职，到后期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这跟把华北地区割让给了安禄山又有什么区别？

最末，唐玄宗听从李林甫的建议，节度使人员主要任用番将，比如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是粟特杂胡；安西、北庭节度使高仙芝是高丽人；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是西突厥突骑施人；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粟特人。虽然少数民族未必就不会忠于大唐，毕竟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还是契丹人呢，可是从小骑马射箭、摸鱼抓虾长大的少数民族，比起从小读“君为臣纲”等儒家经典长大的汉族人而言，那个先天性的忠诚度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试想，如果唐玄宗没有将行政、军政、财政三权集于一人，规定每个节度使只能节制一个军镇，调整好各大节度使中胡族与汉族的比例，那么就算唐朝施行了节度使制度，也未必就会出现安史之乱。

只可惜，唐玄宗几乎是完美地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安禄山一人节制三镇兵马，华北军政大权系于一身，麾下将领如史思明、孙孝哲、蔡希德，还有他组建的帐下亲兵“曳落河”皆是外族，杜甫写诗描写安史之乱，描述安史叛军的时候用的词汇都是“胡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安史之乱是民族矛盾呢。

四

我觉得很有必要说一说安禄山这个人。

安禄山原本姓康，这个姓氏是西域的昭武九姓之一，所以有人推测安禄山的生父是粟特胡人。他的母亲是突厥女巫，改嫁给一个叫安延偃的突厥人，因此连带着他的儿子也改姓安，这才叫了安禄山，所以《旧唐书》称其为“杂种胡”，是一个混血儿。

安禄山从小生活在多民族杂居的东北，长大后，因为懂六种（一说九种）番语，在当地当上了互市牙郎，说白了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商品交易的中介。因为一些机缘巧合，被当时的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赏识，收为义子，任为“捉生将”，就是行军打仗时，活俘敌人的探子。

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因为一次轻敌冒进，导致唐军损失惨重，他被扭送到洛阳受审。当时的宰相张九龄要求杀了他，可是唐玄宗想卖给张守珪一个面子，就把安禄山放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唐玄宗第一次认识了这个长相可爱、有点憨憨的大胖子。

在义父张守珪死后，安禄山官运亨通，在天宝元年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次年入朝长安。他以前当互市牙郎，靠的就是能说会道嘴巴甜。现在他又把唐玄宗与杨贵妃哄得十分开心，认了比他还小的杨贵妃为干娘，还及时拜了宰相李林甫码头，迅速平步青云，在天宝三载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载再兼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麾下兵马将近二十万，为天下诸位节度使之首。

那为何唐玄宗对安禄山如此宠信，安禄山却还要造反？

其实，除了野心驱使这一因素，安禄山和曹操、李世民一样，都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干。因为当时朝堂之上，除了唐玄宗，其他的势力都想让安禄山死。

第一个势力：太子李亨。

天宝六载，安禄山进宫拜见唐玄宗，太子李亨也在，李隆基就命他拜见太子，可安禄山居然拒不下拜，左右催促他，可他就是不跪拜太子。

安禄山一脸呆萌地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

唐玄宗哭笑不得，就给他解释道：“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