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安史之乱 被腰斩的盛唐（第2页）

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唐初，刚刚经历完隋末大乱，许多人口死亡或逃跑，国家手头有大量的无主荒地，所以如果有府兵立了功勋，朝廷就可以把这些土地赏赐给这些有功将士们，这样一来，府兵们打仗的热情自然高涨。

可随着承平日久，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始终就是那么点，而且几十年来朝廷把手头的土地差不多赏完了，没有多余的田地给府兵们，于是均田制走向瓦解，府兵们既然得不到奖赏，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打仗的积极性，战斗力就衰了，府兵制实在办不下去，所以唐玄宗只能把这个制度给废止掉了。

这是最常见的传统史学理论，我不能说它不对，只能说它不全面，或者说有点过时了。

首先，当年宇文泰创立府兵制，面向的从来不是劳苦大众，而是小地主阶层。这个道理很简单，府兵的装备需要自费，一般只有小地主才可以承担得起。普通自耕农一天到晚在地里刨食，一个个都挣扎在温饱线上，你让他们自己买装备，等于是把他们往死里逼。故而早期的府兵制，选的都是“高户多丁户”（门第高且男丁多）的家庭。

可是常言道，富不过三代，许多家庭当年被定为府兵家庭的时候，或许真是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可是万一子孙不肖，家里破产，从地主变成了贫农，可朝廷还让他们继续自费装备服兵役，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还有如花木兰这样的家庭，虽然家中没有衰败，可是人丁不旺，没有多余的男子，朝廷还非要让他们出人参军，难不成逼人大变活人？故事中的花木兰还可以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可在现实中，你真当所有人的眼睛都跟古装偶像剧男主一样，连战友是男是女都分不出来吗？

最关键的一点，府兵制虽然名义上是“兵农合一”，说是不耽误打仗，也不耽搁种地。可在实际操作中，每个士兵经常需要参加训练、宿卫、演习，以及远征打仗，怎么可能有空闲去耕地？

王安石为了恢复府兵制，搞了一个“保甲法”，然后就发现府兵所谓的“战时兵、平时农”根本就是骗人的。一来，不是每个人都精力旺盛到可以将二者兼顾；二来，不是每到农时的时候，府兵们都正好有时间回家种地。于是，府兵在本质上与脱产士兵没有两样。

如果是“高户多丁户”的家庭，府兵给家里人挣来了勋田，可以交给家中的其他男丁或是花钱雇几个家奴来打理耕耘。可正如我说的，那些破落的普通家庭，就算你给了他们勋田，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人手去种，只能荒着，那跟没授田有什么区别？

所以，府兵制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了普通家庭就算能授到田，也没有精力去种，虽然官府给他们免掉了租庸调等税负，可还是抵不上当兵时要自己置办的装备口粮。长此以往，这些普通家庭活不下去，只能沦为地主家庭的附庸，冒名顶替地主家的傻儿子到战场上当炮灰，而地主阶层既有外人替自己家的娃服役，还能得到勋田，更有多余的人手进行种植生产，于是到最后肯定要变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糟糕状况。

在这种巨大的制度缺陷下，就算均田制没有崩溃，朝廷可以继续保证充足的授田，府兵制难道就真的可以继续推行下去了吗？

所以，岑仲勉先生就讲过，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并不先进，而是一种游牧社会的落后组织，只不过是鲜卑族入主中国，把这种汉族早就淘汰掉的制度再给借尸还魂，拉着中国往后走了而已。

三

晚唐的时候，有个人叫李繁，他在《邺侯家传》中写道：“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之力也。”

很多人因为这一条记载，就把唐朝初年的赫赫武功，都算到了府兵的身上，还表示府兵制是真的香，能打又省钱，多好。不得不说，李繁这句不负责任的口嗨，直接带歪了后世无数人，其中就有王安石、朱元璋，结果等他们模仿府兵制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么一回事儿。

因为府兵制发轫于关中，所以隋唐两朝虽然是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可还是将关中秦地算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皇帝在推行府兵制度的时候，大多数军府都建在了关中，即“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把府兵主力都留在了关中老巢，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外轻内重”的格局。

但是，如果遇到战争了该怎么办？

在唐朝初年，如果边疆发生战事，皇帝就会临时派遣一个“行军大总管”，把府兵全权交给他，让他带出去打仗，等打完了仗，再把军队还回来，大总管回归本职，士兵则通通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看出这个制度的弊病所在了没？

第一，行军大总管是临时设置的，他带的兵也是临时在各地召集的府兵，这就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这算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因为士兵跟大总管不熟，如果大总管想造反，士兵们不会盲从。坏的方面是大总管与士兵萍水相逢，没有忠诚度就代表没有什么作战默契，战斗力方面大为削弱，所以隋炀帝、唐太宗才会动不动就御驾亲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皇帝的威严比普通将军要强上一点儿。

第二，天下八百折冲府，五百都在关中，可以说边疆其实没有部署多少兵力。如果外敌入侵，就很容易破关劫掠，而以古代的消息传递速度，外敌打进来的消息先到长安，皇帝再赶紧选个临时大总管，召集府兵，等到军队集结完毕，再从关中出发，一路走到前线战场……敌人早跑了，这一来一回，严重贻误战机。

所以，在唐太宗时期，朝廷引入了一种叫“兵募”的征兵制度，意思就是某地发生了战争，大总管可以临时签发当地的壮丁从军。而这些“兵募”不但没有府兵的待遇（免税、授田），还要承担府兵的义务（自带装备和干粮），所以日子过得十分苦逼。之所以他们还能愿意打仗，一来是强制征兵，这仗你不打不行。二来是唐初的战争，朝廷几乎战无不胜，而且是行云流水的灭国战，战争时间短，往往个把月就打完了，不会出现“壮士十年归”的情况。最关键的是，每次打胜仗士兵都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而许多“兵募”也因为在战争中立功，步步高升，成为了人上人，比方说我们所熟悉的薛仁贵同志，他就是以“兵募”入伍，在唐伐高丽的战争中表现亮眼，被唐太宗一眼相中，从此平步青云。

贞观年间，唐朝的作战方向为草原戈壁（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青海新疆（吐谷浑、高昌、龟兹），还有东北朝鲜（高丽）。在这其中，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都是经济基础薄弱的部落民族，唐太宗以外交手段分化瓦解，趁对方天灾或者内乱重拳出击，故而每战必克，以风卷残云的速度消灭了这些部落联盟；西域都是一群小邦国，以唐朝的国力，能轻而易举地灭掉在情理之中，不足挂齿；而东北的高丽，在第一次战争中唐军虽然斩获颇多，但并没有打下来。

发现了吧，唐初的战争基本上都是速战速决的灭国战，所以不会出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情况，只要让府兵和兵募一次性出征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一旦面对高丽这样拥有完善制度与庞大人口的国家，唐太宗就无法复制之前的一战灭国，战争逐渐走向长期僵持，这样光凭府兵与兵募就不行了，毕竟这帮当兵的可不想在外地一待就是好几十年，所以唐太宗打高丽时只能动用契丹、奚的部族军，这两个部族本来就在东北，为唐朝威逼利诱而化用，成为了在前线与高丽对峙的炮灰，后来在武则天时期，契丹发动叛乱，东北的两番不能再为唐廷所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的敌人要么是吐蕃、大食、南诏这样组织严密的国家政权，或者契丹、回纥这样向心力极强没有内乱空子可钻的凶悍部落，所以自然就不能复制唐初时期那样动不动就灭国的战争神话了。

自唐高宗以来，边疆的战争就逐渐出现了胶着化、长期化，战场上爆发的也往往不是两国决战，而是一来一回的拉锯战。这样一来，关中的府兵们不愿意常年背井离乡在边境站岗放哨，兵募们也不愿意打了半天也没有如唐初那样的战争红利，于是“义务兵”与“征兵制”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到了开元时期，国家富强了，要往外面打了，那唐玄宗就必须得再重建一个全新的军制，来应对眼前纷繁复杂的战争状况。

开元十年，唐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进行“募兵制”。也就是在边疆设立一个军事长官，叫节度使。这个节度使不是大总管那种临时官职，而是可以长期留在边疆节制军队，不但可以不用请示就能够全权指挥部队作战，还能在当地自行招募“健儿”参军入伍。这样一来，节度使制度就可以抹平府兵制“兵将不熟”“贻误战机”这两大短板。但缺点就是，你猜这些被节度使招募的“官健”们，他们是忠于皇帝，还是忠于节度使本人？

天宝元年，唐玄宗一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实力略次的岭南五府经略使，史称“天宝十节度”，我可以简单地列举一下：

北庭节度使，治所在新疆，对付突骑施、坚昆，兵额二万人。

安西节度使，治所在新疆，对付吐蕃，兵额二万四千人。

河西节度使，治所在甘肃，对付吐蕃，兵额七万三千人。

陇右节度使，治所在青海，对付吐蕃，兵额七万五千人。

剑南节度使，治所在四川，对付吐蕃，兵额三万九百人。

朔方节度使，治所在宁夏，对付突厥，兵额六万四千七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