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外交1（第3页）

唐高宗死后，陈子昂曾上疏论及当时形势，说如今“燕、代逼匈奴（指东突厥）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三辅之闲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这是武则天独治初时的国家形势。

〔战略与军事行动〕当唐太宗为了洗雪国耻及追求“去既往之长劳，成将来之永逸”的国家利益之时，他其实已将守势国防改变成攻势国防，加上大唐负有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为此他调整外交政策和建立新的大战略。大战略的指导原则是“远程防御、国外决战”，意谓大唐此后以外交手段配合同盟作战，哪国挑起战火则在哪国烧，以维持国际秩序及国家安全。

为了贯彻这种大战略与新政策，自后大唐遂经常派军出国作战，并且在战后将各国落置为羁縻府州，遣军往戍，而远征军也渐渐常驻化，因此才有东从安东护府镇军，向西经燕然、单于两护府，以至安西护府四镇，及于阗至波斯等一百二十六个军府的大战略体系部署。这种战略威慑力至天皇中期而臻极盛，换取了大唐几十年的国家安全。其后虽有吐蕃的兴起和东突厥的复国，使大唐在国际间受挫，但国内仍然安全，战火未曾烧及本土。史家对此未经细审，遽谓“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其实此时用兵于境外，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使国内获得安全。

武则天承接了这种国家安全状况，想维持这种国际地位与声誉，但是因为她的外交与战略出现了问题，遂使大周一再严重受挫。主要问题发生于吐蕃、西突厥、东突厥以及契丹，使大周的国际冲突由西而北形成了一条漫长的弧形危机地带。先从吐蕃与西突厥说起。

唐高宗驾崩前后，大唐冲突来自正北的东突厥，西突厥十姓部落则呈无主状态，正被大唐安抚，而吐蕃则趁此情势与唐在西域争霸。临朝的武则天鉴于国内新平徐敬业不久，而对外又不想太下力气，故安排阿史那元庆和斛瑟罗重回西突厥两汗国为可汗后，遂于垂拱二年（686）再度罢弃安西四镇。她的构想不是要放弃西域的利益，而是交还政权给两可汗，让他们站上西域

武则天显然没有弄清楚吐蕃扩张的意志与意图，故此构想未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两可汗新立未稳、唐军刚撤不久，吐蕃大举入侵西域，尽占据焉耆以西诸城堡，又推翻阿史那元庆；翌年——垂拱三年（687）更攻破焉耆，长驱东向，兵临敦煌。原本不是真要放弃西域的武则天，于是在同年底命文昌右相、同三品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统三十六总管征讨。

降至永昌兀年（689）五月五日，唐军大败于寅识迦河（在今伊塞克湖一带），退顿于高昌。这是大唐第三次大败于吐蕃，主帅韦待价除名配流，副帅阎温古处斩，武则天改以安西副都护唐休璟为西州都督，安抚西土。明年复命继任右相岑长倩征讨，但中路退还。

当韦待价进军之时，武则天又想同时在四川西边开辟第二战场，调发梁（治今汉中市）、凤（治今凤县东北）、巴（治今巴中）蛋兵从雅州（治今雅安）开山信道，出击生羌，并因势进攻吐蕃。但是巴蜀人陈子昂上书反对，认为雅州边羌一向安居乐业，如今加以征发，必然引起**，使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战，此时吐蕃若乘机入侵，边羌为之向导，则巴蜀危险。因此建议说：“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动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武则天这才打消这一念头。

无论如何，大唐此时正处于天下大饥的处境，内有李氏诸王联兵匡复之事，外有东突厥的威胁，而且已经弃守安西四镇，示人以“务在养人，不在广地”，如今却大举攻击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复想开辟康藏第二战场，的确是失策的战略思考，让人觉得武则天有穷兵黩武之感。

因此，陈子昂后来又奏《上军国利害事》说：“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国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国之众，半天下受其弊。”故盼望武则天能予召见，给他一个面论的机会。所幸武则天正忙着革命，所以就暂时不对吐蕃用兵，再次用兵已是登基后两年——长寿元年（692）之事了。

长寿元年十月，王孝杰不负所望，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留重兵三万驻守。这支重兵是武威道行军的长驻军，军号即为武威军，因此丝绸之路自后得以确保，吐蕃与西突厥交连的战略形势亦被切断，甚至使吐蕃再难出于阗而攻疏勒。武则天深嘉王孝杰之功，明年迁为夏官（兵部）尚书。三年（694，即延载元年）二月，武威军复破吐蕃与西突厥联军，更进拜他为夏官尚书、同三品。

吐蕃失利于安西，遂改由东出陇右，证圣元年（695）七月钦陵进攻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娄师德曾以宰相身份在此地区充任检校营田大使，故武则天命他副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统兵迎战。

翌年三月，王娄二人大败于素罗汗山，王孝杰坐免，娄师德被贬。这年五月契丹反周，东突厥也入侵凉州，当此大周危急之际，吐蕃却于九月遣使来请和，希望趁机以外交手段取得安西四镇。武则天乃派奉宸监丞郭元振前往观察交涉。

郭元振此次奉使甚为成功，于交涉中婉拒钦陵请罢四镇戍兵和割让十姓之地两大要求，令钦陵二度派使随他回朝再议。回都后郭元振上疏建议以羁縻手段拖延吐蕃所请，不可直接拒绝以阻逆其意，俾他有理由再开边患。疏中又对此事的利害详加分析，认为“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内患者，甘凉瓜肃是”，因此应“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不过，他又估计安西诸国比较亲唐，一旦割让而舍弃他们也非制驭之算。

因此，最佳的方法莫过于通过外交，说明周朝的安西战略构想，并且要求吐蕃利益交换，以塞钦陵之口，使议和拖延而不完全绝望。他建议向吐蕃的答词是这样的：“国家非惜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若顿委之于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也就是向钦陵说明安西四镇是中国钳形威胁吐蕃，使吐蕃不易东扰或不能全力东侵的战略部署；如果吐蕃无意东进，则应以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作为与中国交换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条件。郭元振又根据到吐蕃观察的心得，评估吐蕃除了钦陵主战之外，人民普遍厌战愿和，因此要用离间之策——亦即采用外交拖延的战术，每年派和亲使前往；钦陵如果经常否决和议，则必会导致上下猜怨，也就难以举国来犯。他的前后建议均被武则天采纳。

两人的意见其实就是羁縻四夷、保全中国的传统想法，十年前武则天即已采用过，却导致吐蕃大入西域，西突厥二汗国沦丧，大周安全至今备受威胁的局面，所以此次武则天均不采纳。如是者到了圣历二年（699），果然不出郭元振所料，吐蕃君臣因猜怨而交战，钦陵兵败自杀，党羽二千余人也被赞普所诛，子弟率众来降。

武则天乃命娄师德充任陇右诸军大使，就近安抚来降者。不久娄师德死，先后继任大使的有魏元忠、唐休璟和郭元振，都是一时之选，故吐蕃多次入侵皆为周军所破。尤其武则天在长安元年（701）以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他任职五年，将州境拓大了四倍，加强军事设施，广开屯田，积军粮可支数十年，牛羊遍野，令行禁止，路不拾遗，使吐蕃、突厥不复能侵至城下。

至此，吐蕃北上和东进均受挫，故于长安二年遣使入朝请和，次年初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武则天许之，邦交又见缓和下来。同年年底，吐蕃南边尼婆罗等属国皆叛，赞普征讨，死于军中，诸子争立，国内大乱，最后立了年仅七岁的幼主为新赞普。

当此之时，突骑施大将阙啜忠节想南引吐蕃助其政争，郭元振又上疏提出分析和警告说：

往者吐蕃所争唯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所以屈志，且共汉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镇也。如国力殷足之后，则必争小事，方便绝和，纵其丑徒，来相吞扰，此必然之计也。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直欲公为吐蕃做乡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故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实为非便。

寻因忠节被其可汗所平而止。

阙啜忠节为何要请准唐朝才能引用吐蕃，此又与西域政情的变化有关。原来此时西突厥二汗国已经沦亡，忠节臣属于原为西突厥旧部、如今已经兴起的突骑施，因对新可汗娑葛不服，数相攻击而不支，故请求已复辟的大唐发安西兵及准引吐蕃来援助，并请求让居住于长安的旧可汗子弟阿史那献回国为可汗，以招抚十姓部落。二汗国为何沦亡，大唐何以在安西有如此直接而强大的实力?此又与当年武则天的西域政策和西突厥复国表现有关。

西突厥自立的意图始见于阿史那都支。自从龙朔年间（661～663），弥射和步真相继死亡而十姓部落无主，咸亨元年（670）吐蕃连陷西域十八州而大唐首次弃守安西四镇，高宗稍后反击，并命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抚部众，几年后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且与吐蕃联合攻击安西。十姓早已分为左、右两厢，唐朝因势利导将之分为两个汗国，如今都支自称十姓可汗，依违于两大之间以谋利益，显有复国统一之意，因此朝议欲发兵进讨，以除后患。吏部侍郎裴行俭则建议趁波斯王新死，可以遣使护送波斯质子归国为王的名义，假途其地，出其不意而不血刃擒之。

调露元年（679）六月大唐遂命裴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使。裴行俭则奏请以肃州刺史王方翼为副使，仍令检校安西都护。七月来至西州，裴行俭召集四镇诸胡酋长，伪装会猎，智擒都支，于是囚之以归，留王方翼使筑碎叶城。王方翼以安西都护重筑碎叶城并留守，显示大唐对西域仍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有决心确保四镇，以维持其优越地位，并无意扶植西突厥复国。因此，都支的意图仅能昙花一现。

而到武则天临朝时，为了表示要垂拱而治、务在养民，遂推行“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的政策，分在垂拱元年（685）十一月立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领五咄六部落；翌年九月又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兼蒙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领五弩失毕部落。她表面上沿袭了分十姓而治的传统羁縻政策，但是却于次年年底罢弃四镇，则实际上连安西监护的力量也撤退了，故造成吐蕃乘机大入的后果。

吐蕃大入虽然与武则天罢弃四镇，使西域防务一时真空有关；但却也与她让二可汗复国，与民心想法不同，及处理不当有关。揆诸事实，武则天其实并不了解无主已久的西突厥民心政情，选择人选又不适任，扶植也无周详计划和不积极，所以反受二可汗的牵累，卷进一场大风暴中。

试看郭元振后来针对阙啜忠节奏请让袭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元庆之子）归国抚众一事，所提出的分析检讨吧。他对此奏请反对，指出此非得计，因为当年立西突厥王族，以为可以招抚十姓部落，不料相反的使到部落不安，使“元庆没贼，四镇尽沦”。后来又让“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接着他解释原因，说这些王族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惟与四镇却生疮瘠，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今料献之恩义，又隔远于其父兄。向来既未树立恩威，亦何由即遣人心悬附?若自举兵力势能取，则可招胁十姓，不必要须得可汗子孙也”。显示十姓部落此时已无故主之思，对这些旧汗子孙更无向心，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领袖魅力的新主。武则天既无知于此，扶植不得民心的旧汗子孙，反而适受其累，卷进此地的政治漩涡，及至吐蕃乘时介入，造成了武则天必须承担的大包袱。

当吐蕃大举侵入之时，斛瑟罗即已因屡被东突厥所侵，故部落散亡，力量薄弱，或谓韦待价迂回进军寅识迦河而败，可能就是要往援斛瑟罗，以图控制十姓可汗的故地。无论如何，随着韦待价的战败，斛瑟罗也人居内地。

翌年武则天革命，他率诸蕃君长请赐废帝姓武氏，武则天以为忠，乃拜他为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仍兼蒙池都护，也只不过是遥兼而已。

圣历二年（699）吐蕃政变，钦陵被杀，武则天以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归国抚镇其国人；然他用刑残酷，诸部不服，所属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崛起，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后来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此。斛瑟罗遂收余众六七万人再度人居内地，史谓他此次内迁，不敢复还，西突厥阿史那氏王朝于是断绝。

斛瑟罗寻卒，子怀道在大周成长，长安末累授诸卫大将军等官，兼蒙池都护、十姓可汗，但也因突骑施强大而终不敢回本蕃，最后亦死于长安。显然武则天扶植多个阿史那王族都未得到十姓的支持，他们反而支持别部领袖乌质勒，因此之故对大周不很亲附。是则王孝杰收复四镇后，等于复将不很亲附的十姓部落直接置于监护之下，使大周更立于冲突的第一线。

由于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名存实亡，丧失功能，因此安西大都护府直接监护的幅员就更加辽阔，故武则天在长安二年（702）于庭州另置北庭都护府，以监护突骑施、坚昆以及东突厥，基本上就是以监护当年西突厥本部为主。此后北庭、安西二府遂以天山为界，以北属北庭府，以南属安西府，共同负担监护西域诸国的责任。

据此可知，武则天虽然沿袭大唐对西突厥的传统政策，但是却显然没有完全贯彻，所以才在有意无意之间，让两可汗先后复国、失势以至亡国，使中国直接置身于与列强——包括吐蕃、东突厥、突骑施，以至后来加入的大食——冲突交争的第一线；中国若要维持西域的优势，则必须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武则天的西域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还是重新回顾几年前——神功元年——新任宰相狄仁杰所提的意见，及其所引起的争议吧。

首先，他从中国本部与方外的概念，说明“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现在领土已经远超周、汉，前代所不能臣之远裔也已兼包在内，如果尚要消耗人力资财以向荒外开拓，则实有违此分隔中外的天限。

其次，他认为因国家不断拓展，已出现如此问题：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闻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行役既久，怨旷亦多。今关东饥懂，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根本一摇，忧患不浅。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苍生之道也。

亦即扩张政策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全，再下去将会忧患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