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外交1（第2页）

龙朔二年（662），唐朝复立在京的百济旧太子扶余隆为王，授他为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并令与新罗和亲。其后高丽灭亡，新罗渐强，当唐将刘仁轨等率兵撤还唐朝后，扶余隆畏惧新罗，竟于仪凤二年（677）也弃国归唐，其国遂为新罗所据。高丽原本最强，但乾封元年（666）盖苏文死，诸子内乱，高宗乃乘机命司空李劫（太宗死后避“世”字讳）为辽东道大总管前往征伐。李劫持重，直至总章元年（668）底才平定高丽，将高藏等一行献俘至京。

唐朝也将高丽分置府州，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领之，命薛仁贵总兵镇守；其后唐军撤还，高丽亦为新罗所据。大唐因盟主身份而卷入朝鲜三国的纷争，为了扮演“国际警察”而耗时耗力，积两代的努力才能以武力解决问题；不过维持不久则因吐蕃的兴起而力不从心，放弃朝鲜半岛的经略，拱手让与新罗，可谓为他人作嫁衣，赔了夫人又折兵。

西北边的问题也就是西域——中亚问题，此地区国族复杂，以西突厥最为霸权。基本上西突厥位于欧亚大陆中心，介于中国、波斯、拂棘（东罗马）与天竺（印度）四大古文明之间，腰控丝绸之路，对中国而言，具有甚大的文化经济利益。相对的说，西突厥对大唐的国家利益主要在文经，不像东突厥般严重地构成了国家安全上的威胁。

其实隋唐之际，西域诸国虽多臣属于西突厥，但对中国也颇友好，甚至先后经高昌国来朝。唐朝为了实行对付东突厥的大战略，又为了外交与文经利益，故插手西域事务乃是早晚之事。

吐谷浑之南是党项诸羌之地，贞观三四年间，唐太宗因党项诸羌陆续内属，遂因势开为十六州，后来又列原与吐谷浑联盟抗唐的拓拔部为三十二州，“自是从河首大碛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是西进政策的先声。西南诸民族部落情势已定，要经略西域则必须先打通河西走廊。

建国于青海的吐谷浑，与大唐关系时好时坏，曾多次寇掠鄯、兰等州，对走廊安全构成威胁，故唐太宗多次遣使责备交涉，均无远效。外交手段既然不能解决问题，则军事行动势在必行。

贞观八年（634）底，唐太宗命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兵部尚书侯君集、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刺使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联同突厥、契芯之众往击之。尽管吐谷浑拥有优势战略地缘，但是唐军进展顺利，至九年五月攻至河源（黄河发源处），会师大非川。可汗慕容伏允之子慕容顺斩其国相举国来降，伏允则逃入沙漠中，寻被左右杀死。国人乃立慕容顺为可汗，称臣内附。

慕容顺在隋炀帝时曾入隋为质子，大唐高祖皇帝时始放还，唐太宗以他早慕华风，深识逆顺，能立功补过，特宜原免，因此仍授他为可汗，封为西平郡王，命李大亮将兵为其声援，但也因此使其国内分裂为亲唐派与反唐派。未几，反唐派政变杀慕容顺，而立其子诺曷钵。唐朝遣兵来援，仍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授以可汗之号，展示武力的支持，甚至在贞观十四年

（640）以弘化公主妻之。吐谷浑的威胁解除，河西走廊信道安全，该年，大唐平定高昌。

高昌国在武德时即已与大唐交往，唐太宗时更成大唐监听西域动静的前哨。其后高昌自恃有西突厥撑腰，故遮断西域诸国入唐的信道，拘留隋末流亡至其国的中国人而不让他们归唐，复与西突厥攻击伊吾、焉耆，离间薛延陀与唐的关系。焉耆向唐投诉，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遣使前往问罪，要求改善，否则“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值薛延陀也请为向导以击高昌，唐太宗冀其悔过，再遣使交涉，高昌王曲文泰仍置之不理，故决定命参预朝政的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会同突厥、契芯之众，联军数万征讨。曲文泰以为路长，中有二千里沙漠狂风，唐军后勤补给困难，必不能至。

十四年五月，闻知唐军已兵临碛口，遂惶惧发病而死，其子曲智盛嗣位。联军继进攻击，其屯驻附近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盟军惧而西走，不敢来救。八月，曲智盛投降，留守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军也来降，战事结束。

唐太宗决定将高昌改为直属州，乃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焉耆原来声援唐军，不过高昌灭后未几，却与西突厥结盟，遂缺朝贡，唐太宗批准安西都护郭孝恪所请，由孝恪往攻其国，俘虏其王龙突骑支，另委其臣摄理国事。于是唐朝直属领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东西凡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焉耆之西有臣属于西突厥的龟兹国，但对大唐也朝贡不绝。当郭孝恪进攻焉耆后，自是对唐职贡颇缺。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五将，联同铁勒十三部、突厥、吐蕃、吐谷浑兵十余万骑往伐龟兹。联军屡败龟兹、西突厥盟军，最后在二十二年底破擒龟兹王，另立王弟为君主而旋。龟兹之败，西域大震，于阗等国争相归唐。

其后大唐乃将龟兹、于阗、疏勒与焉耆合为安西四镇。半年之后唐太宗驾崩，高宗令将先帝陆续降服的各国君长，自颉利可汗以下凡十四人，皆琢石为像，刻名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以旌其功。原来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构想，尚待高宗努力继续推动。

当西突厥强盛，为中亚第一强权之时，与东突厥为敌，而高祖皇帝要远交近攻的对象正是此时的统叶护可汗。可汗后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为莫贺咄可汗，国人不附，迎立前汗之子为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俱遣使来朝并请婚，让大唐对西突厥轻易取得了国际的主导权。

唐太宗面对分裂内战的西突厥保持中立，各不许婚，仍讽令他们“各保所部，无相征伐”，亦即分而治之的政策。于是臣属的西域各国乘机背叛，西突厥国内空虚。显然维持二汗分裂、促使其属国脱离，对大唐极为有利。肆叶护可汗虽然一度统一西突厥，寻因内政无方，为国人所叛，逃至康居而卒。国人遂从焉耆迎立咄陆可汗。咄陆可汗曾入唐，与唐太宗结为兄弟，故遣使诣阙请降。唐太宗乃于贞观七年（633）遣使赐以名号及鼓纛，正式对西突厥行册礼，取得了宗主国的地位。

咄陆可汗死于翌年，继任的沙钵罗可汗也曾在贞观九年请婚。当时与唐结婚可以提高该国的国际地位，唐太宗可能鉴于此，故仍不许，惟厚加抚慰而已。沙钵罗可汗分其国为十部，号称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左厢在碎叶（今俄罗斯托克马克）以东，号五咄六部落；右厢在碎叶以西，号五弩失毕部落，总称为十姓部落。此次改革后不久，国人又因不服而起内战，贞观十二年乃以伊列河（今伊犁河）为界，东属沙林罗可汗，西属乙毗咄陆可汗。

翌年沙钵罗可汗因部落叛乱，出奔而死，部落乃立沙钵罗叶护可汗。两汗频相攻击，西域诸国则左右依违，唐太宗仍是扮演调停的角色。其后乙毗咄陆可汗攻杀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国，自恃强大，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反击，西突厥开始与唐冲突。

大唐这时新置安西都护府，尚未有解决此霸权的构想，仍以维持西突厥分治的外交政策为主。

贞观十五年（641），部众叛乙毗咄陆可汗，各遣使诣阙请立可汗，唐太宗乃遣使赍玺书册立乙毗射匮可汗。由于乙毗射匮可汗也不为部众所附，故唐太宗一度许婚，并令他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以为聘礼，用意是扶植他以制衡乙毗咄陆可汗。其后唐太宗崩而阿史那贺鲁反叛，乙毗射匮可汗部落遂为贺鲁所并。

贺鲁原隶于乙毗咄陆可汗，因乙毗射匮可汗之迫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率部内属，诏令徙居庭州，授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高宗继位，进拜左骁卫大将军、瑶池都督，寻率部西走还国，乘乱壮大，统有十姓与西域诸国，出现统一的新形势，且有兵数十万，遂进寇庭州。唐朝有意趁此新兴霸权统一未稳之时遂行攻击，乃于永徽三年（652）命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等率燕然都护府所部回纥骑兵五万征讨。这是大唐对西域霸权第一次大举用兵。

显庆二年（657）复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出征，破其千泉牙帐，又大胜于碎叶水（今楚河），贺鲁逃至石国（今塔什干）被俘，解送京师。唐朝乃将诸部落置为州府，各给印契，以为征发符信，行使统治权，这些州府又分隶于昆陵、蒙池二都护府，分别任命随军的安抚大使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押领五咄六部；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押领五弩失毕部，贯彻扶植西突厥王族监护西突厥旧部、分而治之的政策。两都护府此时均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为了更有效及更便利大唐直接监护十姓部落，故于翌年五月二日又进一步移安西都护府治于龟兹国。显示大唐要加强贯彻西突厥本部分治，而不让原来臣属的诸国仍然臣属于他们的政策，并向西移治，增强监护制度的机能，对西突厥两汗国及西域诸国实施了更直接而有力的统治。

西域既平，同年五月大唐遣使分往康国（今撒马尔罕）及吐火罗（阿富汗北、葱岭西）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成《西域图志》六十卷以供参考。降至龙朔元年（662）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奏准从于阗以西至波斯以东，分置八十个都督府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并在吐火罗国立碑。这些州府也并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此时朝鲜半岛问题还未解决，显然唐朝因已征服北狄，力量又伸至安西，故屈服西域霸权比解决东夷霸权来得容易。步真是弥射的族兄，两人因宿怨而有隙，及至龙朔二年（662），两人奉令从唐将苏海政讨伐龟兹，步真诬告弥射谋反，使他被海政所杀，而步真不久亦死，自此十姓部落无主。对于大唐的霸权，十姓部落似乎也有亲唐和反唐的派系，故诸部仍有战争寇掠的行动，且开始连引吐蕃加入，只是此时对国家安全影响不大，尚引不起大唐的重视。

几年之后，大唐陆续平定了百济和高丽，虽然稍后将国防线退至辽东，但是东夷无虞，国家安全也无重大威胁。这是西北边和东北边国防外交在武则天统治前的情势。尽管调露元年（679）东突厥复反，但在高宗生前还不构成国防上的严重问题，此时的重大威胁来自西戎系统的吐蕃。

吐蕃约略与大唐同时崛兴，在唐太宗时一度因求婚被拒而入侵，但关系大抵尚好，以致在贞观十五年（641）将文成公主嫁给其主松赞干布。吐蕃甚至出兵助唐使王玄策平定中天竺，及奉命参与昆山道行军讨伐龟兹。高宗嗣位之初，更曾封拜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松赞干布死于永徽元年（650），其孙立，年幼，国事皆委于禄东赞，唐、蕃关系仍和好。降至显庆五年（660），吐蕃基于扩张政策，东进与吐谷浑冲突，自后两吐遂互相攻击。又叠相表奏唐朝。

唐朝对此两个有舅甥关系之国似无良法以对，又未认识到吐蕃的强大与其攻浑的意义，依违其间未为与夺，适足以恶化他们的冲突，且使援浑抗蕃错失了先机。及至龙朔二年（662）苏海政枉杀兴昔亡可汗，西突厥别部弓月遂援引吐蕃来战。海政因师老不敢战，而以军资贿和。此后吐蕃开始介入西域事务，展开了北上政策。吐蕃北上政策与大唐的西进政策，也就从此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

龙朔三年（663），反唐亲蕃的吐谷浑人勾引吐蕃入侵，吐谷浑大败，可汗率领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这时正是大唐经略朝鲜半岛吃紧的时候，高宗命将分屯凉、鄯二州防御，并遣使降玺书责备吐蕃；然已因此而丧失了唐、蕃两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使唐之西进政策及西北国防备受翼侧威胁。

禄东赞死后，其子钦陵等复专国政，此下三十余年更恒为唐的边患。及至平定高丽后两年——咸亨元年（670），吐蕃北上，连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攻陷龟兹，大唐为之罢弃安西四镇，乃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统兵十万往击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军至大非川，钦陵将兵四十万来会战，因副帅郭待封与统帅薛仁贵不和，唐军大败，正、副统帅仅以身免，遂与钦陵约和而还。唐、蕃第一次大战唐军覆没，是大唐开国以来国际战争首次的惨败，国防线遂由河源退至赤岭（今日月山）一带。

吐蕃自此占领了水草丰美的青海地区，国力得到新的补充而更强大，不断攻击河陇，遂使河西、陇右成为唐朝重兵常驻区，大量消耗唐之国力。不仅如此，吐谷浑亦因复国不成，又畏吐蕃强大，不安其居，造成令唐朝头痛的负担。

后来在朝议之中，唐休璟等建议徙吐谷浑于秦、陇或丰、灵，“贵令渐去边隅，使居内地，用为防闲之要，冀免背叛之虞”。郭元振则有异议，以为此非长久之策，理由是“若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居；如在丰、灵，复与默啜（东突厥）甫迩”，威胁国防安全。建议不如就其来降之地，分别安置于凉、甘、肃、瓜等州，一者此数州皆是其旧居之地，易于安情恋本；二者可以分裂其势而不扰民，甚至可以提供诸州役使，往后纵有叛乱，其势当不会太大，故无伤于中国。最后天皇决定将他们徙置于灵州，其国遂皆沦入吐蕃，等同亡国。

吐蕃不断寇边，大唐予以极大的重视，其重视程度可由以下的措施看出来：在武则天和高宗称为天皇和天后的第三年——仪凤元年（676），唐高宗将安东都护府及朝鲜半岛兵力后撤至辽东，将统帅刘仁轨调回中央；取消原订在该年冬天封禅中岳嵩山的计划，并一度史无前例地发表洛州牧、周王李显为洮河军行军元帅、并州大都督、相王李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各统兵往讨吐蕃；事虽不行，仍于翌年八月命刘仁轨以宰相身份调往鄯州洮河军充任镇守大使，且在十二月下诏发大兵以讨吐蕃。

翌年——仪凤三年（678），刘仁轨因留在中央而不知兵的宰相李敬玄对他多所裁抑，故请改调李敬玄为统帅，仍募猛士，及发剑南、山南兵以赴战。九月，李敬玄统兵十八万被钦陵大败于青海之上，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刘审礼战死，幸唐将黑齿常之小胜，监察御史娄师德议和成功，余众乃得退守鄯州。

唐军第二次大败，吐蕃为患转甚，高宗乃召侍臣商议攻守方略。多人认为攻不足而守有余，故主张发兵备边、明立烽火，采守势国防，待足食足兵然后再图攻取；中书侍郎、同三品薛元超则以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卒老。不如料简士卒，一举灭之”。高宗衡量“宿将旧人多从物故”，顾谓黄门侍郎：“李劫已后，实无好将。当今以张虔勖、纪及善等差为优耳!”来恒回答说：“昨者洮河兵马足堪制敌，但为诸将失于部分，遂无成功。今无好将，诚如圣旨!"

于是决定采守势，自后大军供补遂成西边国防的严重问题。其后黑齿常之升任河源军经略大使，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才战守有备；然而吐蕃侵境不已，师旅仍不给，“乃购运酬勋，募耕入选”，终究稳住了情势。河陇方面的边地防御战略，后来仍为武则天所沿袭。

从青海之败至高宗驾崩，吐蕃北上和东进政策并举，一方面联合西突厥部落而与唐交争于安西四镇，一方面东攻诸羌之地，于是领土大拓，东与凉、松、茂诸州相接，南至婆罗门，北抵西突厥，地方万里，西戎自汉、魏以来莫此为盛。此期间，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先后去世，吐蕃请和，并求婚于太平公主，严峻的西边国防始暂时缓和下来。唐朝此时又出现了新的国防问题——即是东突厥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