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朝堂墨香（第1页）

河渠局开了三个月，档案整理了大半。混一每天泡在故纸堆里，把几十年的河工记录按年份、地域、事由分类编目。助手们叫苦，她不说苦。两个年轻翰林，一个姓吴，一个姓郑，都是二甲进士，比混一大好几岁，但品级比她低。他们起初不服——一个十九岁的修撰，凭什么指挥他们？干了一个月，不服也得服。混一记得每一份档案的位置，记得每一条河工数据的出处，记得每一道圣旨的原文。她的大脑像一座精密的索引库，问什么答什么，从不迟疑。

“沈修撰，您是不是过目不忘？”吴翰林有一天忍不住问。

混一想了想。“不是过目不忘，是看得多。看得多了，就记住了。”吴翰林不信，但也没再问。

河渠局的隔壁，林逸每天下午准时在院子里背书。背完《史记》背《汉书》，背完《汉书》背《后汉书》。混一偶尔从窗户看出去，能看见他站在槐树下，手里拿着书，嘴里念念有词。有时候背到得意处，他会微微点头，嘴角翘起来，像偷吃了鱼的猫。混一想起第一世界的林逸——那个辞了七品官、跟她去北境、在马上说“下官会打算盘”的林逸。两个林逸的影子在她脑海里重叠了一下，又分开了。她关上窗户，继续修书。

四月初，河渠局的事情告一段落。混一把编好的目录和摘要呈给徐掌院。徐掌院翻了一遍，提笔批了四个字：“有条不紊。”混一拿着批文回到河渠局，对吴、郑二人说：“河渠志的底稿已经编完。接下来是校勘。你们俩一人负责一半，十天之内校完。”吴翰林问：“沈修撰，您呢？”混一说：“我写序。”写序比编目录难。目录是技术活，序是文章。一篇好的序，要概述全书的内容，要说明编纂的缘起和体例，要表达对治河之策的见解，还要写得有文采、有气势、有格局。混一写了三天，改了七遍。最后一遍写完，她搁下笔，读了一遍，觉得差不多了。

序的最后一段，她写道：“河之治乱，关国运之兴衰。昔大禹疏九河，定九州，万世永赖。今河工不修，水患频仍，民不聊生。修此编者，非为博名，非为邀宠，欲使后之览者知河患之烈、治河之难，勿以一时之安而忘百年之忧。”没有“不分男女”，没有“唯才是举”，全是公事公办。但字里行间，有一股冷峻的忧患之气。徐掌院看完序，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沈修撰，你这篇文章，可以让很多人睡不着觉。”混一说：“学生只是实话实说。”徐掌院摇了摇头，没有反驳。

四月下旬，《河渠志》底稿校完，交付誊录。混一闲了几天。每天按时到翰林院，坐在办公房里，表面上在看书，实际上在等。等什么？她也不知道。也许在等皇帝再次召见，也许在等那道奏折的时机，也许只是在等《女学》的传播。

说到《女学》——手稿还在她手里，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皇帝说“朕看过了”，从哪里看到的？她想了很久，想不出答案。但既然皇帝已经知道了，她就不必再藏了。她开始把手稿里的内容一篇一篇地抄出来，用普通的信笺，不加署名，托人带出翰林院。通过王大娘的客栈，通过京城几家书铺，通过她在翰林院认识的几个可靠的同僚。她把这些文章散布到京城的知识圈子里——不是正式出版，是私下传阅，像种子一样，随风飘散。

效果比她预想的好。

五月，京城开始有人谈论《女学》。不是公开谈论，是在私下的聚会上、在书铺的角落里、在茶楼的雅间里。一些开明的文人和官员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有的甚至专门托人来打听作者是谁。混一没有出面。她让王大娘挡了回去——“不知道，不清楚，只是代转。”

林逸是第一个主动来问的。

那天下午，林逸敲开了混一办公房的门。他手里拿着几页纸，正是混一托人带出去的那批文章。他站在门口，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兴奋、紧张、好奇、敬佩，混在一起。

“沈修撰，这是您写的？”他直截了当地问。

混一看他。“你觉得呢？”

“下官觉得是。”林逸走进来，把那几页纸放在桌上，“这两篇文章，第一篇讲班昭，第二篇讲花木兰。班昭续《汉书》，花木兰代父从军。文章里有一句话：‘女子不是不能做这些事，是没有人告诉她们可以做这些事。’下官在翰林院读过很多文章，没有人写过这样的话。只有您会写。”

混一沉默了一会儿。“你为什么来找我？”

林逸深吸了一口气。“下官想跟您学。”

“学什么？”

“学写文章。学做人。学——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混一看着这张年轻的脸。太像了，和第一世界的林逸太像了。同样的热血，同样的直率，同样的“想跟着将军学打仗”。她垂下眼睛。“你不用跟我学。你自己写得很好。”

林逸愣了一下。“沈修撰读过下官的文章？”

“上次你给下官的那篇论科举改革的文章，下官看了。观点新，胆子大，文笔有灵气。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林逸的脸红了。“沈修撰过奖。”

混一没有过奖。林逸的文章确实好，比她十九岁时写的还好。但她不会收他做学生——她是女子，他是男子；她是假扮的修撰，他是真正的庶吉士。师生关系太近，容易露馅。她不需要门生，她需要的是同道。

“林逸。”她第一次直呼其名。

“下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