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1 淮南子一史记一论衡 浪漫主义一现实主义历史的哲理思考（第1页）

3。11《淮南子》一《史记》一《论衡》：浪漫主义一现实主义——历史的哲理思考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有不少人我们很难把他说成是单纯的史学家、哲学家或文学家。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特征。不过，从个人的内在气质而言，三者还是可以划分的。如果说，司马迁看上去是个史学家，有《史记》为证，可从《史记》本身精美的文笔、出神人化的描绘等鲜明的文学性而言，我们却又不能不承认，他较之史学家而言，更是一位具有宏阔的史诗气质的文学家，因此，我们不能单凭他的“宣言”来评价他的历史观，而要看他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甚至连他本人也不曾意识到的历史观点。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没有“史识”，他的确从平凡的史料中发掘出了不少深刻的、新颖的思想来，这已有定论了。但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却还是不够的。

同样，王充的（论衡），作为一部“疾虚妄”的批判性的著作，固然有史论、文论，因而史学史、文学史皆不能不提及，可是仔细研究，它所具有的哲理性比其文学性、历史性更强，王充作为一个哲学家而言，更有其卓尔不群的意义。所以，发掘这位哲学家的历史观，就更接近于历史哲学的高度——虽然当时尚不可能有历史哲学产生。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不想重复与伦理史观的几个典型论点相近的若＋思想家的历史观，不希望把这部作品变成教科书、面面俱到——这留待以后足以称之为历史哲学家的学者们去完成吧，当然这更是一项更为宏伟的工程，花更多的心血。我们只期待提供一条线索，构造一个雏形，在历史哲学前进的大道上垫一块小小的基石，这就心满意足了。

同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相领顽的另一条路线上，我们感到刘安的《淮南子》（非他一人所著，但代表他的思想倾向）的历史观有必要一提。

《淮南子》如同（庄子》等著作一样，惯用历史传说以及神话故事来阐述其哲理，同时保存下了许多远古历史及文学的片断。如今流传甚）一的神话故事，尤其得助于《淮南子》。刘安很喜欢《离骚》，曾著《离骚传》，其文人气质之强，可想而知。所以，《淮南子》在追叙远古神话方面，颇有浪漫主义色彩，与庄子相通。诸如女蜗补天、后界射日等神话故事，皆是《淮南子》留下来的，它亦反映了人类同自然作斗争的伟大想象。

它认为人类的历史，也同样有一个浑沌未分、纯朴未散的“黄金时代”，亦即同老庄的“至德之世”。人们同焉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淮南子·本经训））。即便到了黄帝时期，人类有了男女、上下之分，却还是：

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绒；鄙族之人，相让以财；狗竞吐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览冥训》）

然而，这种“至德”的盛况很快便消失了，“栖迟至于昆吾、复后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宝，浇泊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生”（（椒真训））。人欲横流，分化加剧，道德沦丧了。贵族、人主醉生梦死，百姓则“冻饿饥疾寒，死者相枕席也”（《本经训》）。“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齐俗训））。

它隐约察觉到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背后的作用：

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作诱、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相而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此可谓惊世骇俗之言，划出了阶级分化从而产生所谓道德的情景。至此，与老庄的历史观仍一脉相承。

但它却赞成技术的进步，认为这与历史发展相适应，因为“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因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祀论训））。所以才从穴居、巢居到建造宫殿，由“刻耗而耕，磨屋而褥”到使用农具，由两手空空到“铸金锻铁以为兵刃”。

它认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祀论训》）。从而提出了“与化推移”的历史进化论观点，“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齐俗训》）。

在人性论上，它却认为性中有自己本有的“天理”：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形成，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原道训》）

但在“反己”的先天本性之余，他亦未否定后天对于人性的影响：

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齐俗训》）

可惜，他只认为惟圣人可归真反朴。

他看到“嗜欲”与“天理”的矛盾，却不主张禁欲，认为得“适情辞余，无所**”。“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并感悟到：

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相转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原道训））

所以，因性养性，不禁欲，却也得节欲，法制“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教化亦“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悬而不用”（《泰族训》）。这倒是真知灼见了。

这里多多少少已听得出“顺乎自然”的回声了，因此，对于治国，《淮南子》主张的不是“礼治”，而是“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与如今所说的，按照经济的规律搞经济，按照文学的规律发展文学，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去办事，已有不少相通之处了。它反对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社会，指出儒家的“礼治”是舍本求末，“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本经训》）。所谓“本”、“要”，则是因民性，无为而治。“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齐俗训》）。“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味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齐俗训》）。

（淮南子）在史观上的高明之处，便是指出了所谓道德与法均是手段、是工具，而不是“本”。本则在于民性、民力，在于社会物质的丰富或贫乏。这里，由自然史观出发，多多少少闪现出了一点唯物主义的光辉。

我们不可能要求古代思想家具有今人的唯物史观，其时，生产与科学并不发达，并未足以引起人们对其历史作用的足够注意，换句话来说，经济的力量在当时并未作为社会的显性因子而出现，所以，这个时候能或多或少留意到这一方面，便已难能可贵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曾这般试图从经济生活上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因，反对当时的饿纬神学的阴阳灾异之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史上，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阶梯。

司马迁对已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画面，作出前人未有的概括与总结，尤其是对汉初的古代社会，勇敢地作出“实录”，体现出一位史学家及文学家的非凡胆识。他的史学眼光是犀利而又广阔的，无论是朝代的兴废与更替，各民族的演变与发展，历史人物的各自面目、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毁灭，他都以卓越的艺术形象给表达了出来，并揭示出了深刻的内涵。其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均是无以伦比的。他的《史记》堪称中国的一部伟大史诗。

与司马迁意见相左的班固，也不能不叹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后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二十六）

所以，一部《史记》其历史思想的丰富厚实，两千年以来，仍未见发掘得尽，日读日新，这也正如庄子靠形象及寓言说话一样，对历史事实的真切描绘，所能揭示的思想是难以穷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