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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董仲舒：道德的神化与“三统之变”

本来，孔子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不过是哀衰诸公中一位落魄者，终身不得其志，到处出尽了洋相。所以，他对于死后的殊荣，则是不曾料及的。“子不语怪、力、神”。敬鬼神而远之，却万万没料到，自己竟也被定为“千古一尊”的神，教后人顶礼膜拜，历史给这位大教育家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他叫别人不要这么做，可后人却偏要对他这么做。他不信神，可别人把他当了神，而且愈当愈大，“屈于一时，伸于百代”，他成了众多统治者的师表。

正如前所述的，道德或礼，从来是保守的、落后的、传统的。一切即将覆灭的阶级，其最后的、也是无可奈何、最无力的呻吟或挣扎，便是诉诸道德，要求人们继续对其效忠，不要有不忠不义的悖逆之举。而这时，毕生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子所鼓吹的“礼治”，便最投合他们的心理需要，他们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就不想撒手，以致最后一同沉没。

把孔子最早推向神的位置，也就是把道德伦理神化，置伦理于历史之上，首功当推汉代的董仲舒。在伦理史观的峰巅上，孔子成了素王，董仲舒的“废默百家、独尊儒术”也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痕，迄今不可治愈。

然而，正是董仲舒这一主张的确立，也标志着伦理社会由盛及衰，伦理史观已不足以制约时代，生气勃勃的秦汉伦理社会，已趋于保守与没落，所以才不得不改造和利用孔子的道德伦理思想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孔子愈被视为绝对权威，社会就愈是保守与没落，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了规律。所以，在西方文艺复兴、进人工业革命之际，中国日趋落后，孔子便愈捧愈高，溢一号愈大得吓人……

对于捧孔子的“始作俑者”的董仲舒，是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的。

董仲舒的政治活动岁月，正处于汉代由盛及衰的峰峦之上。汉武帝建功立业，兴水利、逐匈奴，倒是朝气蓬勃的。后来却自叹无法力挽狂澜，晚年下了一道悔过的诏书，说他的“雄才大略”己无法实施。他完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大业，却也到了极限，走向了反面，不久，便是王莽的“新朝”，陷人了内乱，西汉王朝便最后崩溃了。

董仲舒对汉武帝以“天人三策”：就是适应这盛极而衰的专制统治的。也就是说，在当时不仅在社会结构上得“定于一尊”，加强伦理秩序，而在人们的思想上，也务必“定于一尊”，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所以，必须“废默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术——礼治，对统治者很是投契，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颇有点法西斯的味道了！

但当时的董仲舒，为儒家争得正统地位，个人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而百家之学仍然存在并在发展。其主张得以实现，当在其后。他毕竞拿出了个纲领，思想先行了！

在历史观上，为强化伦理道德的绝对统治，他继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融合了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的著名论断，把伦理秩序加以了绝对化及神化。

他是这么说的：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

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人间的伦理秩序，便是天定的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不可移易了的。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策三》）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

为完成他的理论，他可谓绞尽脑汁了。应该说，为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他是不遗余力的，以致不惜借用天的力量。

他在《举贤良对策》中作了总结：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之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之者而大本举矣。

于是，历史的变化是自人事而感应于天，违反了三纲便是得罪了天，“反天之道，无成者”（《天道无二》），于是，历史、人伦与天，三者统一了起来：

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汉书·董仲舒传》）

历史的前进，也就在于“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尧舜》），所以，无论是进是退，“大原出于天”，最后还是好的不变，万古不变！

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一直到“王者法天”、“王道配天”，董仲舒只是把濡家的伦理史观，作了神学的解释与印证，借天以吓唬民众以遵守伦常秩序，用心良苦，换句话来说，在伦理史观下，他的理论与孔子的一套，也并无歧异之处。

在人性的问题上，他也作了新的综合与发挥，提出了“性三品”说。

孔孟是主善的，认为善是历史的动力，人性本是善的。荀子却认为人性是恶，但可以“化性起伪”，改造为善，从而推动历史前进。韩非来得更彻底，人性是恶的，而惟有恶，才能左右得历史。凡此种种，把中国历史观中关于人性问题单独抽出，足可以与其他什么“民本思想”之类独立成篇了。

董仲舒则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篇，这也是一种伦理秩序。他说：“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那么，这种天生的资质是善是恶呢，他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