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魏忠贤宦官专政的极端产物（第2页）

其时东厂特务们无所不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在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看来，只有高压和禁言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为了制造出这种局面，宦官集团调动全部特务系统积极活动，采取了全方位监视、恐怖震慑以及保甲连坐法等一系列手段。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苏州卫指挥朱祖文将自己在京的见闻写成了《北行日谱》，清楚地记录了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

当时的京城“禁门森严，正阳尤甚，一出一入殊有戒心”，对于出入城门者要进行严格搜查而且还要收税，京城内外也布满了番役探子。一次，朱祖文和仆人在城外正在赶路，突然遇到番卒三人阻拦，当场将他们主仆二人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在大马路上就这样肆无忌惮，住店更是不用说了，朱祖文就遇到了“有长髯居然闯入，四顾其行装者”的事。

厂、卫特务们还用威胁利诱等不同手段鼓励人们告密。朱祖文初次进京到友人家借宿，朋友居然害怕得不敢接待，告诉他：“倘客非其人，十家连坐，君以异乡入吾门，比邻已有密为觇伺者，君其务就逆旅乎！”就是说你来我这儿，邻居早就暗中观察好了，准备随时打小报告呢！请你一定去旅店住吧。这种严格的保甲之法大大扩充了特务们的侦察监视网。

在这种严密的特务统治制度下，即使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乡下，人们仍然会感觉到被注视的不安。朱祖文曾两度到离京数百里的定兴、吴桥等县，仍然是“主仆二人深藏如处子，不敢一窥户外”。

对于那些被查出胆敢犯禁的人，厂、卫特务都会进行无情镇压。除了厂、卫原有的各种酷刑外，魏忠贤时代又创造了剥皮、刲舌等杀人手段，并且“动以立枷示威，前后毙者以千计”。由于严密的特务统治网在整个社会铺开，富于效率又极其残忍，京师内外“大非昔比，即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整个社会都噤若寒蝉。

有明一朝是我国封建主义集权达到顶峰的时代。太祖皇帝出身贫寒，饱尝人间冷暖，于是在判断一切事物时习惯从“人本恶”角度出发，以保护自我、打击对方为目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朱元璋登基之后长期处于“寝食不安，忧悬于心”的状态中，而且处理事情十分偏激甚至到了残暴的程度。

由于对一切事物的怀疑与不信任，所以看似强势的太祖实际上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这个基因也遗传到了历代明帝身上，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信任。大将功臣们长期大权在握或者拥兵自重，这是皇帝不能接受的。即便再信任的人，长期不在身边也有“变心”的可能，只有常常相伴左右的人才能时刻察其言观其行，看看对自己是否忠心。在封建制度下的深宫高墙之中，只有一种人符合这个条件——宦官。出于身体上的残疾，宦官往往对皇帝的忠诚度极高，因为皇帝是他们在深宫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鉴于前朝的教训，太祖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即使是这样，也掩饰不住朱元璋对宦官的青睐。他的外甥李文忠有一次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皇帝听了大怒，竟然怀疑外甥是要削弱自己的势力，于是下令把李文忠的门客都杀了，而李文忠自己也“惊悸，得疾暴卒”。从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了巩固政权，开始大规模地起用自己身边的亲随宦官。永乐朝出名的宦官如郑和、阮安等也是层出不穷，充斥在政权的每个角落，如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明代强调皇权至上，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皇帝被神化，与神明一起被供奉起来。神仙怎么能让凡人经常见到呢？为了维持这种神秘感，皇帝甚至刻意地回避大臣，嘉靖皇帝就最喜欢“装神弄鬼”。皇帝被神化，导致君臣隔阂，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大开方便之门。

利用宦官牵制文臣，也是明代宦官政治形成的重要原因。明代特有的政治形态就是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模式。司礼监是内廷宦官机构十二监中的首揆，重要的职能是代行皇权。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部门，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掌管批红及宣传谕旨，是司礼监的重要工作，相当于掌握了帝国最高行政命令的审批回复。与此同时司礼监还是左手握着“笔杆子”，右手握着“枪杠子”，他们控制着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机构，执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各地还有为数不少的镇守太监。这样设置的本意是实行双轨制，实现权力的制衡，但是由于内廷的宦官往往与皇帝朝夕相处，深得信任，因此在授权执行旨令方面具有优势。比如魏忠贤每次奏事都会选择明熹宗玩木工的时候，于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的情况。再往前朝，武宗时期的刘瑾奏事专挑皇帝全神贯注欣赏杂技的时候，因此刘瑾常常自作主张。而且宦官长期伴随君王左右，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外廷千言不如近密片语”的状况经常出现。久而久之，在明中叶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逐渐“居内阁上”，形成了“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的现象，司礼监的首席太监也被称为“内相”。在出现大宦官的朝代，廷臣往往都敬而远之，也有很多官员开始自甘下流，巴结宦官以求仕途。英宗时王振权倾一时，有位官员刘睿，“路遇王振，跪于道中”。王振非常高兴，便提升刘睿为户部左侍郎。一日王振又问侍郎王佑：“王侍郎，你怎么没胡子？”王佑立刻跪倒：“老爹没有，佑安敢有？”王振大喜。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宦官权势可见一斑。

宦官能够在明朝形成一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充当了皇帝敛财的工具，诸如采办、矿税、盐政、市舶、织造等大量国家垄断的重要经营或者税收机构都由宦官执掌，宦官对经济领域的荼毒往往比政治领域更深。虽然是给皇帝办差，但是由于庞大的宦官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往往在“龙旗”的庇护之下滥加苛捐杂税，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虽然明太祖一再对宦官加以限制，但实际上从洪武年间宦官实际上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疑神疑鬼的朱元璋便“遣中官（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开启了宦官干预财政的先河。永乐十九年皇帝又派遣宦官参与核天下库藏和仓粮出纳之数，勾起了宦官心中的贪欲，及至正德年间，各地税务已普遍由中官管理，掌握了税务权的宦官变本加厉。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九门的税收，而监税的全部是内官。据《中官考》记载，九门税收最初在弘治初年是钞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到了嘉靖二年增至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三十文。天子脚下都是如此，其他地方不言而喻，到隆庆时期发展到“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而明朝起用宦官对商业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商税，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变本加厉地征税导致商业繁荣的长江、大运河等经济带遭到严重摧残，昔日“吴丝衣天下”，随处设肆的繁华盛景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在纺织业发达的苏州府，万历年间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使得这一地区“家家割机”“闻风逃窜”。万历年间皇帝又派出矿监到处开矿，开矿工程大，更容易从中舞弊，敲诈勒索。宦官在全国采矿过程中在为皇帝捞钱的同时也疯狂地中饱私囊，甚至在有些地方借着奉旨开矿的名义抢劫家财，拆毁民房，挖坟盗宝，疯狂至极。

明面上为皇帝和自己敛财，暗地里更是“挖墙脚”，贪墨国库财物也是宦官常用的伎俩。崇祯帝曾经痛斥魏忠贤“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异珍异宝金银等，朋比侵盗几空”。正德二年，大太监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地方把历年积储的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如此巨大的财富有一半进了刘瑾的腰包。隆庆四年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

到明朝中后期，宦官经理仓场、提督营造、市舶、织造，各处经济命脉近乎处处可见宦官身影，虽然宦官们在不同的岗位，工种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出奇一致，那就是敛财。弘治时，宦官张庆采办以进贡为名，每年搜刮百姓财物数万；正德时期，镇守河南太监廖堂打着进贡的旗号，“无名之征百出，其后继之者率以为常”。除了横征暴敛、贪墨公款，宦官恣意侵占官民田地和屯田更是在腐蚀封建王朝的经济根基。说宦官导致了明朝覆亡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宦官制度绝对是有明一朝的政治毒瘤。明朝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的宦首如同接力一般，加速了明朝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使王朝大步走向了覆亡的万丈深渊。

明晚期宦官之所以能够触碰到权力的顶峰，除了皇帝的信任，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也是功不可没。封建王朝中能够触碰到权杖的有四股势力——皇权、外戚势力、内臣（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明朝皇权得到空前的加强，外戚势力也控制得很好，皇帝的娘家人虽然在宪宗等朝扩张迅速，但更多的是贪恋荣华富贵，始终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再看看宦官与文臣。有了正德时期的教训，世宗皇帝上台以后对宦官大力整治，可以说将宦官们打回了原形，嘉靖一朝宦官始终安分守己。到了万历一朝，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党争。

其实党争在嘉靖一朝就初现端倪，只不过世宗有足够的掌控力驾驭群臣，而到了万历一朝，皇帝出于立储等问题和官员集团对抗，长期怠政，使得朝堂之上逐渐地在后期形成了各系的党派。在万历朝晚期，政坛上出现了东林党、浙党、齐党等文臣势力，这些政治势力各自为政，完全不将国事与朝局放在第一位，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往往在讨论国策的时候为了反对而反对，斗得不可开交，没有原则和底线。朝局的失控，让皇帝必须寻求新势力，于是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正式上线了。

天启一朝，魏忠贤权势滔天，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海内争相望风献媚，有不少的文臣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完全将士人风骨抛在脑后。督抚大臣纷纷沦陷，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相为魏忠贤颂德立祠，唯恐落后。整个明朝上到大臣下及武夫、商贾小人都为他建祠。监生陆万龄甚至请求以魏忠贤配祭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祭启圣公。正当魏忠贤风光无限的时候，天启七年熹宗在西苑游船戏耍时不幸落水，到八月发展到浑身水肿病重身亡，这位木匠皇帝就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人生。由于朱由校没有子嗣，帝位落到了弟弟信王朱由检的身上，这就是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

八月继位，十一月皇帝就贬魏忠贤到凤阳守陵，这位权倾一时的大太监在当月就自杀了，年轻的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阉党。这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在已经确立了绝对皇权的明代，也只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需要时，可为“将帅”，无用时便为“弃子”。

在封建帝王时代，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每当政局逐渐稳定，生产力恢复，皇帝的消费欲望就会越来越大。打天下的开国皇帝经过创业艰辛大多还能克己自律，但是他们的后代往往管不住自己，含着金汤勺出世的这些龙子凤孙们肆意追求享乐，无底线地吮吸民脂民膏。大明王朝极具代表性，明中叶后的皇帝如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皇帝长期沉迷于酒色，或者醉心于神仙丹术，行为荒诞不羁，总之是不干正事。这对于权力集中的封建王朝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作为国家统帅将朝讲、召对、面议俱废，朝局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权力是不可能出现真空的，皇帝不管事，权力自然要转移，而明代特殊的内阁与司礼监制度，让权力自然地会流向这两个集团。但是明朝的皇帝天生对文官不信任或者是讨厌——洪武帝最憎恨的就是官僚集团，武宗觉得天下事未必就是阉人所坏，神宗更是对言官和朝臣头疼，那么权力被宦官所掌控就很正常了。

明代大家王世贞说过：“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嚬（皱眉头）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宦官得势可以权倾天下，但皇帝一旦发现宦官有野心、对皇权构成威胁时，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宦官专权是封建皇权专制的产物，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去除的肿瘤，皇帝需要宦官的存在来制衡文官集团，身体残缺的宦官也只能依靠皇权生存。这就是明朝宦官专权屡禁不止的原因。魏忠贤死了，大明王朝却在朝堂无休止的党争中迎来了自己的末日，直到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城时，陪在崇祯帝身边的居然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而忝居朝堂的一班大臣降的降、跑的跑。在他们看来，明朝的灭亡只不过是改换门庭而已。

明朝晚期国家已经从各个方面陷入腐朽，士人正气也**然无存，我们又何必纠结于宦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