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夺门之变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第2页）

于谦性格刚直，一心为公，用人行事不避嫌怨。他不管是主持行政还是治军，都十分严格。一旦有违反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毫不偏袒，立即上奏，请示惩戒。代宗深知他忧国忘身，全身心投入到中兴明朝的事业，所以也是丝毫不疑，每用一人，代宗必秘密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也是据实以对，无所隐瞒。逐渐有很多官员因为于谦的苛察而受到责罚，心生怨恨，包括很多一手被于谦提拔起来的人，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亨就是其中之一。

石亨在正统时期的阳和口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朝廷将其论罪，降官。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失败，理论上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于谦爱惜其才干，请宥其罪，并推荐他为五军大营总兵官。在后来的京师保卫战中，于谦与石亨同守德胜门重挫也先。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战后石亨还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但是被于谦以儿子不堪大任为由拒绝。因此，石亨深感没有面子，开始嫉恨于谦。对于当时军队各营将军们私役、卖放军士的不法行为，于谦也是大力整顿。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于谦规定各营管军头目自总兵官至管队官军定额从六十人到一人不等，这一做法，又得罪了一大批武将。

夺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谋徐有贞，也同样受恩于于谦。

徐有贞，原名徐珵，颇有才能，精通天文、水利、阴阳方术。但是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提议迁都南方，遭到了于谦等主战派的力驳，在仕途上久不得志。于谦觉得他颇有才气，便推荐给代宗。代宗单独召于谦在文华殿内商议，觉得徐有贞“人品有问题”。徐有贞不知道于谦曾举荐过自己，得知此事后反而以为于谦在皇帝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于是便怀恨在心。

于谦的刚正不阿，让当朝的很多大臣都不适应，这确实是对明朝政治形态的极大讽刺。景泰一朝，于谦主持朝纲，风头正劲。现在代宗病重，如果在于谦的主持之下新皇储得到确立，那么新的一朝，于谦将继续作为朝中的“话事人”，这是石亨、徐有贞等朝臣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们便有了拥立太上皇朱祁镇复出的想法。

据明代杨瑄的《复辟录》中记载，石亨、徐有贞复辟得手后，鼓钟鸣，群臣百官入贺。代宗闻钟鼓声，问左右云：“于谦耶？”左右对曰：“太上皇帝。”代宗曰：“哥哥做，好！”之后便回到**睡下，一个月后，代宗去世，被以亲王礼节下葬在北京西山的景泰陵。朱祁钰也成了明朝迁都北京之后，第一个没有被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代宗的身份在死后的一段时间内极为尴尬，直到明宪宗即位后，才恢复朱祁钰皇帝之位，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南明时期，明安宗朱由崧加谥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代宗，但这一庙号未被清代官方所承认。

大明帝国的一代柱石于谦，在权力斗争的旋涡中也未能幸免。有人说如果于谦稍微有些政治头脑，也不致含冤九泉。其实这和头脑关系不大，宦海多年，于谦怎能不知官场的潜规则？可能“性格决定命运”用在于谦的身上更为合适。

本来于谦还有一线生机，英宗在是否要处死于谦这个问题上曾经犹豫过，毕竟在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刻是于谦力挽狂澜。这时徐有贞上奏英宗：“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于是英宗才下了决心。于谦死后被抄家时，除了皇帝所赏赐的蟒袍等物之外，别无余财。宪宗继位时，给于谦彻底平反，洗刷了冤屈。谕祭文公布，得到了天下传诵。

英宗与代宗兄弟俩，成了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三帝”，而兄弟俩在位的三朝也是插曲不断——宦官乱政、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等。在英宗与代宗在位的三十余年里，大明王朝由“仁宣之治”走向了下坡路。平心而论，这三朝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而这一时期的动**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

明朝从永乐帝起不断被放大的宦官权力，慢慢形成了一股宦官参政的氛围。成祖、宣宗都属于英武之主，在位时尚且能够掌控宦官，英宗继位之时年幼，又遇到了王振，宦官专权成为必然。至于土木堡之变，英宗的初衷是好的，仰慕祖宗的伟业，想建立不世之功，本无可厚非，然而仓促的准备、混乱的指挥，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宣德后期到英宗执政前期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没有土木堡之变，也会有其他的事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果说英宗昏聩，那么应该是在土木堡之变前的执政时段。有史学家认为，夺门之变和滥杀于谦等贤臣也是英宗一生中的污点，我们来客观地看一下。首先，夺门之变很大程度上是石亨、徐有贞的投机行为；其次，在对于谦的处置上，英宗起初是很有顾虑的，后来在徐有贞的怂恿下才做出了杀于谦的决定。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已被软禁多年的情况下，朱祁镇的心理肯定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对于政敌更是心存戒心，可以说杀于谦是英宗受到心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某种程度上说，于谦之死是官僚政治集团间派系斗争的结果，因为于谦不死，石亨、徐有贞便无法把持朝政。如果说能给英宗一段缓冲期，那么于谦的命运很有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虽然“夺门”之后，石亨等一众大臣受到奖赏，但复位后的日子，朱祁镇也很快看出了这帮政客的小人之相，并且对杀于谦很是懊悔。不久之后徐有贞便被踢出权力核心圈，石氏叔侄也被英宗除掉，企图发动政变的曹吉祥也被诛杀。

如果说土木堡之变还没有引起朱祁镇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反思的话，那么夺门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英宗已对自己前半生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复位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清洗和权奸乱政，国家机器的运转慢慢趋于正常，主要原因就在于英宗的勤政和李贤等大臣的尽心辅弼。在权力的最高峰，能够从低谷中走出来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天顺年间的朱祁镇经常是五鼓而起斋戒拜天，随后就开始早朝，退朝后至文华殿与大臣商议裁决政事。事毕进膳，旋又批阅奏章，午休后又听内政。每一天基本都是操心国事，衣着饮食从不挑剔。在用人方面也能够不计前嫌，天顺初被除名的王竑，起复为军中参赞，旋又总督漕运兼抚淮扬。

英宗在位期间还开释了囚系数十年的“建庶人”[1]，废除了宫妃殉死的野蛮制度。对于流民的处理，也是英宗执政的一大亮点，英宗在位期间始终以“抚”为主，并没有像成化年间那样采取强硬的押解勒令返籍的对策，缓和了社会矛盾。《明史》称其“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

至于朱祁钰，抛开软禁哥哥和更易皇储之外，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也是可圈可点。帝国刚刚遭受土木堡之变，元气大伤，内地又水患频发，朱祁钰虽然只有二十岁，又是仓促登基，但不乏明主之相。他广开言路，重用于谦等贤臣，让朝局为之一新；厉行节俭，减免宫廷开支，又下诏促进各省农桑事务，发展经济；对受灾严重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赋税减免，并且安抚流民，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起用了在正统十四年主张南迁的徐有贞治理水患。

从正统十三年开始，黄河决口淤塞了济宁至清口之间的运河河道，不但漕运不通，而且让此地常遭水患。徐有贞经过勘察，上疏朝廷《言沙湾治河三策疏》，制定了造水门、开分河、挑深运河的三步走的治河策略，将黄河水引入运河，并且建造水闸来调节运河水量。在此基础上设立九堰，巩固堤防。这一做法既解决了黄河溃决问题，也解决了运河漕运水量不足的问题。徐有贞的治河策略让山东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百万亩的土地得到灌溉水源。

由于朱祁钰本人和于谦等一批大臣励精图治，元气大伤的大明王朝逐渐挽回了颓势，大臣们看到了中兴之兆，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纷纷来北京向明朝进贡。

明英宗复位后，朱祁钰被软禁在永安宫，仅仅一个多月后就去世了。死后的代宗被废去帝号，以亲王规制下葬，朱祁镇赐给这个弟弟一个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朱祁钰终身为恶，也反映出了英宗对弟弟的憎恨与不满。等到朱祁钰恢复帝号，已经是成化年间的事了。

夺门之变中，代宗也是政客们的牺牲品。代宗治国数年，颇有政绩。对哥哥虽然防范甚严，但还是存有手足之情的。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刑科给事中徐正向他进言：“上皇临御岁久，威德在人，沂王尝位储副，天下臣民仰戴，宜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别选亲王子育之宫中。”徐正以为此话正中代宗下怀，谁料代宗听后勃然大怒，指着徐正连说：“当死！当死！”将他呵斥出宫，最后将其充军于辽东铁岭卫。英宗虽然在南宫没有人身自由，但是代宗并没有阻止哥哥与后妃儿女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在被软禁期间，英宗还得了三个儿子，可见朱祁钰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一入宫门深似海”，生在帝王之家就注定了要先国后家，如果没有这次政变，也许大明王朝能够在朱祁钰的治理下渐渐中兴，朱祁镇也可能有另一种人生轨迹。

[1]　明惠帝朱允炆次子朱文圭，明成祖夺得皇位后，将朱文圭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