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土木堡之变帝国走向衰败的转折点（第2页）

而对面的瓦剌大军却是来势汹汹。正统十四年正月，锦衣卫吴良便得到重要情报，瓦剌在做全体动员准备大举南下，也就是说，也先提前半年就开始了战争动员，其所率领的南下大军也远远不止两万余人。

清代萨囊彻辰所著《蒙古源流》中记载：“本日带领都沁·都尔本二部落行兵于汉地。”“都沁·都尔本”在蒙语里是“四十四”的意思，实谓四十四万户，如果按此推算，一户出一兵的话，南侵大军就有四十万人。根据各史料的统计，土木堡之役时，蒙古军队主要由也先与阿剌知院两部组成，南下的部队约有10万~12万人，因此从数量上来说，瓦剌的部队也不在少数，且都是久经战阵的骑兵。在游击战中，骑兵的优势巨大。《太公兵法》中记述，骑兵在平原、山地中可以分别抵御八名到四名的步兵，而在冲锋的攻击作战中，一名骑兵甚至可以击退近百名的步兵。

虽然二十多岁的年轻皇帝挖空心思地要和瓦剌决战，但在得到了郭敬带回的信息和整个部队受到了阳和战败的冲击士气低迷的情况下，英宗总算是开了窍，下了回师的命令，此时，事关明军命运的一个重大选择，那就是回师路线。

回师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蔚州经紫荆关回京，一条是通过宣府从居庸关回京。英宗选择了后者，《明实录》将选择这条路线的原因归咎于王振，说他担心大军路过蔚州（王振的老家）会损坏自家的田庄。其时已是仲秋，塞外的蔚州按照常理应该结束粮食收割了，这个理由显然比较牵强，有为英宗开脱的意思。英宗在复位之后，专门派人去土木堡战场为王振招魂，太监刘恒上奏说：“王振恭勤事上，端瑾持身，左右赞襄，始终一德。”此话得到了英宗的认可，说明当年英宗在很多关键性决策上是自己做的判断。

从战场实际情况来分析，第二条也比较稳妥。因为这条路线本就是英宗北伐的进军路线，大军已经很熟悉了，而走蔚州这条陌生路线的话，一旦被瓦剌骑兵突击，地势相对平坦的蔚州作为战场显然骑兵更占便宜。于是北伐大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八月初部队开拔，八月四日才到达宣府，急得前边在鸡鸣山跪得膝盖生疼的兵部尚书邝埜冒着再次被罚的危险劝英宗尽快入关。英宗依然我行我素，在这里停留了三四天才慢慢开拔。在这期间明军派出了大量“夜不收”（明军侦察兵）刺探瓦剌军动向，朱祁镇还幻想着与也先决战。可惜十二日夜不收带回的消息让皇帝慌了神——瓦剌大军紧随英宗部队，并且形成合围之势。英宗先后派出了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和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两支部队意欲阻击也先，结果被瓦剌军全部歼灭，明军震恐。

英宗只能硬着头皮往怀来行军，然后到达了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此处既无险可守又无水源之地扎营。离怀来县城仅20里，急行军一个时辰就能够赶到，为什么不进县城？史学家又把这笔账算到了王振头上，说这个宦官是在等自己的辎重。实际上依据战场实际情况，辎重大概率已经被也先部队掠获，而此时怀来也大概率被也先的机动部队占领。同时蒙古人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切断了土木堡的水源。

既无险可守又饮食断绝，明军在土木堡理所当然地被蒙古人一举击溃，英宗北伐的愿望是实现了，但也成了俘虏。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左顺门。

代理朝政的郕王朱祁钰（宣宗子，母吴贤妃，朱祁镇异母兄弟）正在接见群臣。“王振已为国家死于土木堡前线，你们还在此啰唆什么！”马顺的话就像往棉花堆里丢了一个火球，瞬间燃爆了大臣们的情绪。给事中王竑大步上前抓住这位锦衣卫指挥使、王振死党的头发，一口就咬下了马顺脸上的一块肉，王竑的举动彻底激发了群臣长期以来心中的怨恨，平时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文臣们这时就像是一匹匹野兽，对着马顺就是一顿乱拳，瞬间将其打死。众人还不解恨，又要找王振的亲信宦官毛贵、王长随算账。为了平息众怒，太监金英将二人从宫门推出，于是他们瞬间淹没在众臣的“拳海”中，当场毙命。

朱祁钰被吓傻了，而此时于谦跪在郕王身边请求他给此次突发事件定性。在群臣的苦苦哀求下，此事最终被定为“王振一党乱政当死，廷击者无罪”。就这样，权倾一时的王振宦官集团被肃清了。

时间退回到几天前，皇帝被俘的消息传来，京师震动。大家嘴上不说，但所有人脑海中都浮现出了北宋徽、钦二宗被虏，北宋覆亡的一幕。面对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郕王朱祁钰召集权臣议政，抛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题——迁都。

迁都的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当翰林侍讲徐珵以“天象不利，惟南迁可以纾难”为由建议迁都时，被兵部侍郎于谦一句“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当场驳回，同时两朝太监，深得英宗信任的“外籍太监”兴安立即说道：“敢言南迁者斩！”不论是在迁都的事情上还是在面对“左顺门廷击”事件上，于谦都展现出大国重器的风采，给六神无主的郕王和众大臣吃了一剂定心丸，面对随时都会大规模南下的蒙古人，保卫北京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他的头上。于谦很快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且全权负责提督北京各部军马（明朝兵部尚书是无权调动军队的）。明廷在紧张备战，瓦剌在干什么？

居庸关外，瓦剌大营。

在也先面前的财宝有珍珠六托、黄金二百两、白银四百两，绸缎蟒袍数匹，这是俘获了明英宗后淘到的“第一桶金”。这些财富来自英宗居住的紫禁城，这时的英宗还在幻想瓦剌只不过是想要一些赎金而已。尝到了甜头的也先则有着更长远的打算，他很清楚大明朝的实力犹存，因此将英宗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想赚取更多的利益。至于怎么样用好手中这张王牌，说实话，也先也没想好，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大明天子会成为自己的阶下囚，于是他决定“试试水”。

也先先后挟持英宗前往宣府、大同，想要以英宗威胁入城，但是守城将领表现出了极高的敬业精神，虽然确定城下的确实是英宗，但就是不开城门。副将罗亨信面对瓦剌叫门，大声回道：“臣罗亨信奉命为皇上守门，不敢为敌寇开门。”也先要求与主帅杨洪对话，守城军士却声称“杨洪不在”。而在大同，不但没能进城，还差点丢了自己的“肉票”。守将郭登派出夜不收欲救回在城外营地中的英宗，后因计划太过冒险而取消。除了有限的金银财宝，也先一点好处也没有捞到。

在也先试图利用英宗赚取宣府、大同的同时，也浪费了最重要的一个资源——时间。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也先拿到赎金算起，也先没有开展新的军事行动，也许是也先一开始就没有太长远的战略规划，只是希望通过劫掠补充因为终止互市和朝贡而损失的必需品，或是能够通过此次行动让明朝恢复互市。不管怎么说，也先浪费了最宝贵的一个月时间，而北京这边，于谦却一刻都没闲着。

英宗出征带走了京畿的精锐部队，此时的北京只剩下不足十万的老弱兵士，军备物资更是奇缺。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京畿震动，大量的富商和官员甚至暗中收拾家当准备南迁。面对危局，于谦临危不乱，首先急令两京、河南的预备部队加上山东及沿海专门阻击倭寇的军队和运粮的漕军进京，同时还命令入京路过通州的队伍将通州粮食库的百万石存粮顺路运往京城内，这样一来，兵员和粮草的问题就解决了。另外，急调南京武器库装备北上，同时前往土木堡收集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仅从土木堡战场收集物资这件事来看，就反映出也先不能称作一个合格的统帅，于谦从战场上收集到头盔与护甲一万多件、火枪一万多杆、火铳两万多支、火炮八百余门。就这样，时间、物资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成就了后来的北京保卫战。

然而就在京师的防卫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英宗怎么办？国不可一日无君，突来的变故将三个人推向了历史的舞台——皇太子朱见深、襄王朱瞻墡、郕王朱祁钰。

“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曰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这是孙太后在命郕王监国后发布的第二条诏书。孙太后，这个来自永城县的女人聪慧过人。因为害怕外戚坐大，明朝后宫选妃一般都不在权贵家族中选拔，这也为很多出身一般的女性打开了通往社会顶层的路径，孙皇后就是成功登顶的人之一。发布上述诏令，孙太后还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如果不立太孙朱见深为帝，那么自己这一脉血缘在帝位上的延续就算是断了，因此朱见深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当时的朱见深仅仅两岁，在承平时代主少还好说，在天下即将倾覆的危急关口，这个小孩当皇帝确实不靠谱。大臣们联名上书反对，并且建议郕王继位，左顺门事件让孙太后不得不重视大臣们的意见，于是她又想起了宣宗的弟弟襄王朱瞻墡。在她眼里，丈夫的弟弟继位总比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朱祁钰要好，因此她下令召襄王进京。也许是当惯了逍遥王爷，不愿意卷入权力的纷争，襄王对皇位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淡，拒绝了孙太后的请求。

八月二十九日，紫禁城内，孙太后看着奏章上“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几个字，发出了一声叹息，这时她眼前又出现了瓦剌兵临城下的景象。确实，两岁的孩子如何面对这惊天巨变？于是，孙太后传下了“命郕王继位”的懿旨。

九月六日，朱祁钰登基，这就是明代宗，大明王朝的第七位君主。

江山有主，大大提升了明军抵御外敌的士气。十月初，也先率领蒙古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内有新君，严阵以待的明军与蒙古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战决定着王朝的生死。于谦令京中22万大军全部列于京师九门之外，作为文臣的他也亲自披挂上阵与石亨同守德胜门。从十月十一日到十五日，明军与蒙古军队进行了多次战斗，战况异常惨烈。也先原本以为明军已是强弩之末，但是战斗中明军展现出的强悍战斗力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蒙古人在战斗中也没有捞到半点便宜，反倒是损兵折将。无奈的也先只得在十五日后北撤，并在十一月初全部退回塞北，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大明王朝浴火重生。

土木堡一战影响重大，英宗时代结束，代宗登基，明帝国也开始走向了衰落。土木堡之战后，明朝的军力大受影响，仅存的一批能征善战的老将在战争中伤亡殆尽，好在以于谦、石亨、王骥等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支起了大明江山。除了大受损耗的国力，明朝同建州、海西女真、朝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明廷“天朝上国”的形象大打折扣，朝鲜和女真都对明朝表现出轻视的姿态，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也从前期的主动出击进入到全线防御的态势。有人说土木堡之变是仁宗、宣宗未能延续永乐时期的铁腕政策，对蒙古长期怀柔所造成的。实际上，进入宣德、正统时代，明朝的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再加上国内的动**，要想发动大规模对蒙古的打击行动实在是困难。而土木堡之战的失败也意味着卫所制度红利的耗尽，直接促进了明朝军事募兵制的兴起。

蒙古方面，机关算尽的也先久攻北京未果，反倒促成了明廷另立新君。没有捞到好处的蒙古人几年之后又掀起了内战，也先兵败被杀，和他一起逝去的还有那雄鹰飞入中原的南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