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公元300年700年的欧洲蛮族（第2页）

由蛮族人建立的两个最大的罗马王国是哥特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以及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从长期臣服于匈奴人中摆脱出来，在最伟大的蛮族政治家提奥多里克领导下于488年入侵意大利。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君士坦丁堡作为人质度过的，接受过罗马教育，精通罗马的治国方略，但又不失天生的战争嗜好。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以几个古老城市为基础的王国，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政权，但在他死后却无力反抗复兴的拜占庭帝国。提奥多里克王国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国王本人。在保留那些可以为他的目的服务的罗马等级制度和行政管理要素的同时，提奥多里克仍然是一位日耳曼国王和指挥官，另一方面还具有非凡的视野和外交技巧。他通过哥特会议统治哥特人，并雇佣日耳曼军事指挥官。但他也任命罗马人在宫廷中担任要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卡西奥多鲁斯，其信件透露了提奥多里克的意大利消息来源。东哥特王国的弱点，是东哥特族人民本身。他们似乎没有服从国王分配给他们的社会角色。他们的主要聚居中心仍在意大利北部，在北部亚平宁山脉以南发现的东哥特人物品极少。尽管在488年之后，意大利在近半个世纪内一直享有免受外部攻击的安全保障，但哥特族对北部的控制却未能形成一种经历提奥多里克之后还能存在的凝聚力。526年国王去世后，意大利再次暴露在外部势力之下。

在罗马土地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耳曼王国，是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从5世纪后期开始，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北部的势力得到巩固和扩大，他们很快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早期，他们得到了提奥多里克的大力援助，但到了530年，西班牙王国的独立性得到了保证。它一直存续至711年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的西哥特人，虽然略显内向，但却是罗马和日耳曼元素的完美融合体。西班牙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南部，从6世纪中叶开始，王国定都托莱多，奇怪的是，它靠近日耳曼人定居点的南部边界，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都是从这里被统治的，但是苏维汇人占据了西北角，直到6世纪80年代才被统治，而东南沿海的一条狭长地带，在6世纪中叶被拜占庭人占领。西班牙西哥特人的物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罗马晚期的行省及拜占庭。西班牙特有的“哥特族”遗物，无论它在6世纪意味着什么，都是稀缺的，而且在质量上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利奥维吉尔德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这个王国在6世纪后几十年里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时它享有在任何蛮族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精神生活，即使是如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这般的罗马晚期那么有代表性的学者，也可以在里面舒适地工作。假设它在7世纪后期停滞不前，那么在711年阿拉伯人横渡直布罗陀海峡时，它绝不是行将灭亡的。但面对强大的入侵者，它以惊人的速度崩溃。

法兰克人：从高卢到法国

法兰克人的势力在高卢北部的崛起，并没有在该地区的考古学中得到明确反映。历史资料表明，到5世纪中叶，莱茵兰的大部分地区、默兹河（Meuse）流域和摩泽尔（Moselle）河流域，以及比利时广阔的平原，都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但考古记录中并没有清楚地表明有大量蛮族人的存在。只有在此世纪的下半叶，法兰克人的墓地才大量出现在这些地区，其墓葬物品标志着与罗马晚期历史的决裂。这片土地的殖民化似乎相对缓慢，可能是从一些原本相当小的飞地扩展出来的。其中之一位于莱茵河下游，是起源于4世纪的作为法兰克人一支的撒利族人（Salian）的聚落；另一处位于默兹河谷和摩泽尔河谷；第三处位于比利时南部，其中心在罗马小镇图尔奈（Tournai）；随后，兰斯（Reims）周围地区吸引了一些法兰克人群体定居下来。直到5世纪后期才出现了中央集权，当时克洛维将这些分散的酋邦合并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并扩大其对高卢北部大部分地区的领土控制，将国土面积从莱茵河扩展到卢瓦尔（Loire）河。到6世纪初，克洛维已经与莱茵河以东的图林根人和阿勒曼尼人、高卢东部的勃艮第人（Burgundians）展开了战斗，最重要的是，他在武耶（Vouille）战役中赢得了反对西哥特人的胜利。当克洛维于511年去世时，受到拜占庭皇帝和意大利提奥多里克尊崇的法兰克人成为高卢的主人，并将一直如此。

皇家墓地和其他装饰华丽的墓葬，在法兰克人的考古定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年代最早的也是首次被发现的皇家墓地是去世于481年或482年的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的墓葬，于1653年在图尔奈（Tournai）被发现，随葬品在不久之后即被公布。这位国王，克洛维之父，被一堆金、银和石榴石包围，其中包括两把剑鞘镶嵌着石榴石的巨剑、金腰带搭扣、一个金饰环、一枚罗马晚期军官佩戴的十字弓胸针、100枚金币和200多枚银币，以及一件绣着300只金蜂的精美锦缎披风。这座墓葬用无与伦比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5世纪晚期金属和宝石的精湛加工工艺。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墓地周围的帝国回声，尽管他和他的儿子是十足的蛮族国王，但他们将接替罗马在西方的权力。

希尔德里克是一个异教徒，他的埋葬位置并不确定。但是克洛维受洗为基督徒，从他那个时代起，法兰克国王、他们的家人以及许多贵族都寻求葬于教堂或靠近教堂。在巴黎附近圣但尼的一座小型长方形基督教堂下面，有一位40多岁的贵族妇女的墓葬。她躺在石棺中，身着华丽的衣服，披着一件淡红色的丝绸斗篷，佩戴着华丽的珠宝。她的金图章戒指上刻有阿尔内贡迪斯·雷吉娜（ARNEGUNDISREGINE）字样，由此可以确定她是克洛塔尔（Clothar）的第二任妻子阿尔内贡德（Arnegunde），死于570年左右。科隆大教堂下方的两座墓葬，与圣但尼墓葬同属王室，也许早于前者20年。其中一座墓主是女士，另一座墓主是个小男孩，可能是她的儿子。这名妇女墓中的珠宝，是已知欧洲日耳曼时代最精美的珠宝之一。这个小男孩，大约6岁，装备有全套微型法兰克战士的武器：头盔、剑、斧、矛、盾和刀。但是，并非所有的法兰克贵族都被葬于教堂中。在克雷费尔德-盖莱普（Krefeld-Gellep）的墓地里，有一些装饰华丽的6世纪和7世纪的战士墓，远离任何明显的教会遗址；而位于莱茵兰莫尔肯（Morken）地区的一座武士酋长墓则被埋葬在一栋罗马别墅里，后来被一座教堂覆盖，但二者貌似毫无关系。在蛮族贵族的世界里，古老的习惯根深蒂固。伟大的战士及其女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很久之后，仍然必须随葬有适合他们地位的物品。逐渐地，在教堂里安葬才成为人们公认的方式，尽管如此，墓葬品也没有被完全抛弃。

早期的法兰克人聚落显示出与罗马晚期人群的密切关系，鉴于其中许多人群的强大，即使在5世纪，这一事实也不足为奇。在皮卡第（Picardy）大区的贝里欧巴克（Berry-au-Bac），人们对一处高卢罗马人的乡村遗址关注的焦点，是一群法兰克人的半地穴式小屋格鲁本豪瑟（Grubenhauser）和长厅，对它们的使用可能没有中断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法兰克人的墓地往往位于高卢北部和中部的罗马别墅或附近，转而成为以墨洛温（Merovingian）王朝或加洛林（gian）王朝的教堂为中心的中世纪村庄。这表明罗马晚期的别墅庄园、法兰克人的聚落和墓地，以及后来的村庄，这一系列形态有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演变顺序。但作为一个整体，目前还尚未在任何一个遗址完全显露出来。后来的法兰克人聚落，在结构和布局上远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研究最深入的，是位于新维德（Neuwied）附近的格拉德巴赫（Gladbach），它由许多格鲁本豪瑟组成，围在一个长方形大厅周围。在加来海峡（PasdeCalais）的布勒比耶尔（Brebieres），6世纪和7世纪的大量的格鲁本豪瑟与各种产业活动有关，可能是附近维特里昂纳图瓦（Vitry-en-Artois）皇家别墅的附属建筑。法兰克贵族的住所，尚未在考古中明确发现。很有可能它们通常位于罗马城镇和城市内部，从而使识别成为一件无把握的事情。即使在乡村，对法兰克人聚落的了解也远不具有代表性。

5世纪初，高卢东部的大片土地被勃艮第人占领。在6世纪，这个民族已经远迁西部，获得了靠近罗马边境的美因河-内卡河（Main-Neckar）地区的控制权。但是，高卢的土地具有极强的**力，406年年底，他们在国王贡多哈尔（Gundohar）领导下，参与了大规模穿越冰封莱茵河的行动，并在沃尔姆斯（Worms）、施派尔（Speyer）和斯特拉斯堡周围定居下来。435年，他们试图通过向西北迁移到高卢行省比尔吉卡（GalliaBelgica）来扩大他们的统治，但被罗马指挥官埃提乌斯（Aetius）击退。随后，一支仍在贡多哈尔（Gundohar）统治下的勃艮第军队，被入侵的匈奴人包围并摧毁。这场惨败有效终结了勃艮第人在高卢的扩张，但它促使勃艮第人的名字被庄严地载入后世欧洲的神话里。它是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ebelungenlied）的起源，这首诗详细叙述了侠义面纱之下几个复杂纷乱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西的扩张时期。

在443年，勃艮第人仍然有足够的影响力来赢得联邦地位。这使得罗马给予了他们新的聚落区，位于萨帕迪亚（Sapaudia）、瑞士西南部，以及与法国毗邻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可以协助罗马人控制通过阿尔卑斯山口进入意大利的通道。他们通过在451年与匈奴人作战，以及456年在西班牙与苏维汇人（Suevi）作战，履行了作为联邦成员的义务。罗马权威在高卢的最终崩溃，使他们得以向罗纳（Rhone）河延伸，从而最终控制了这条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大部分土地。但这也是他们权力的最高点，他们无法抵抗法兰克人不断扩张的疆域，重要地位很快减弱，只在法国地图上留下了勃艮第的名字。

高卢北部也接纳了移民来的撒克逊人，这一事实常常被遗忘，主要是因为直到最近还很少出现表明他们切实存在的考古证据。在诺曼底的巴约（Bayeux）周围，撒克逊-拜奥卡西尼（SaxonesBaioi）被建立起来，并两次被“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ofTours）”提及。撒克逊人的陶器和金属制品，在当时的卡尔瓦多斯（Calvados）省日益受到人们的认可，譬如在吉布韦尔（Giberville）和圣纳维尔（Sannerville）的墓地里。其他撒克逊人定居在索姆（Somme）盆地和加来海峡（PasdeCalais），在这里出现了太多他们的坟墓，例如蓬蒂厄新城（ieu）；另一群撒克逊人冒险前往高卢西海岸，定居在卢瓦尔（Loire）河口附近。到6世纪末，这些北方人已经融入了高卢墨洛温（MerovingianGaul）文化。

阿勒曼尼人

在260年罗马边界被放弃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阿勒曼尼人（Alamanni）并没有向莱茵河和多瑙河进发。然而，到大约300年时，成群的移民占领了黑林山（BlackForest）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土地，不久之后阿勒曼尼人就开始攻击莱茵河上游流域和高卢东部。4世纪50年代，尤利安（Julian）皇帝发动了反击他们的战役，并几次击败了他们，最令人瞩目的当属357年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那次。尽管如此，他们对高卢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参与了406年或407年新年前夜的大入侵。其主体部众占据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并不利于统一权力的建立。阿勒曼尼人的军队，通常由不止一位国王或战争领袖指挥，而在这些指挥体制下，相应地，亲王又领导着规模较小的氏族部落。这些地方酋长的据点，是考古学上阿勒曼尼人版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法兰克人的扩张，促使他们周围的阿勒曼尼人越来越紧密相系。于是，阿勒曼尼人向南望向阿尔卑斯山谷和巴伐利亚以寻求未来。从这里他们仍然能够突袭高卢、意大利，以及多瑙河上游地区。到500年时，他们控制了阿尔卑斯山北部最好的土地，作为克洛维（Clovis）将他们排除在莱茵兰之外的补偿。阿勒曼尼人感受到了意大利的**，但他们的实力不足以入侵意大利，无法占领那里的领土。在6世纪期间，东部法兰克人对阿勒曼尼人行使了越来越大的权威，直到8世纪初查理·马特（CharlesMartel）最终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帝国。

汪达尔人

汪达尔人对帝国的入侵遵循了与众不同的模式。在406年年末横渡莱茵河之后，汪达尔人穿越高卢，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到达比利牛斯山脉。然后，他们偕同苏维汇人（Suevi）和阿兰人（Alans），横扫西班牙，发现那里的肥沃土地防卫不足。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狂欢之后，几个汪达尔群体聚集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强盗和海盗是财富的主要提供者。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良港，促进了穿越海峡的冒险；正当贝提卡（Baetica）的财富开始枯竭时，非洲的巨大资源也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428年5月，一支庞大的船队被集结起来，受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控制，由盖萨里克（Geiseriseric）指挥。盖萨里克是所有蛮族国王中最有才干且最残忍的一个，他是一位权威显赫的战争领袖，也是一位颇具技巧的政治家。在他死后很久，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将其描述为“最聪明之人”。汪达尔军队可能大约有2万名战斗人员，据我们确凿的资料，越过海峡的总人数为8万人。在非洲的罗马军队本应有能力对付这种规模的敌人，从海上进行攻击。但他们领导不力，从未抓住机会去强力抵抗侵略者。从汪达尔人登陆丹吉尔港（Tangier）附近的那一刻起，就未实施重要的对抗。汪达尔人向东横扫，其速度是令人惊叹的，其影响是毁灭性的。两年内，沿海地带只有三个主要城市仍然坚持反抗他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侵略者不必浪费时间寻找补给。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可以用于对城镇和领土的夺取。在极少数城市驻军的抵抗下，汪达尔人在两年内完全控制了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和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罗马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个盟约，期望他们能满足于其已经拥有的。但是盖萨里克想要的更多，他袭击了富裕的非洲行省，在439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迦太基。这给了他一个威胁意大利的基地，440年，一支汪达尔部队侵入西西里岛。罗马用另一个盟约收买了盖萨里克，汪达尔人又恢复到老样子，开始享受他们征服北非的成果。

北欧各族

在约公元400年人口开始迁移之前，北欧沿海地区各族长期以来一直在袭击高卢和不列颠。这些民族包括：荷兰北部的弗里斯人（Frisians）、易北河下游和威悉河（Weser）地区的撒克逊人（Saxons）、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盎格鲁人（Angles），以及来自日德兰半岛的其他民族。对于迁徙的刺激因素，人们往往认为是沿海地区定居条件的恶化，海平面的上升致使大片土地无法耕种。这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人口的增长至少也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而且，北部各族不会一直觉察不到罗马在维持其在日耳曼和不列颠的防御方面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困难。撒克逊人的名字，在我们的书面资料中占据了最显著的地位，但很可能这是一个适用于任何跨越北部海域的袭击者或移居者的名字。这些民族的政治组织鲜为人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组织，而他们领导人的名字充其量只是虚无的，如果不完全是虚构的话。迁往不列颠和高卢的撒克逊人及其他人，是作为战团和小型移民群体抵达那里的，只是在他们到达之后才慢慢发展成为政治单位。因此，这并不是像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或后来的伦巴族人那样的运动，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也许是长达两个世纪里人口的零星迁移。撒克逊人的松散体系，持续贯穿于5世纪，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德国北部的故乡。这一世纪是沿海地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许多定居点被放弃，并且再也没有被重新使用。大型火葬墓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些民族的文化信息，往往在5世纪上半叶就告一段落；其他的则开始于500年之前，并持续了3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为了应对一系列压力，显然正在发生重大的人口重组。

在整个6世纪和7世纪，欧洲大陆的撒克逊人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是，像莱茵河以东的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无法抵御法兰克人，最终在8世纪晚期被查理曼大帝统治。他们的弗里斯兰（Frisian）邻国在战争中远没有那么强大，但在北部海域发展贸易网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释放精力和航海技术的出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在这项事业中树立了相当大的声誉。

在迁徙时期，波罗的海西部的土地，仍然保持着其作为权力和财富中心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来自外部地区各族群的任何程度的公然侵扰。这块土地物产丰富，提供的资源可以用来交换来自东罗马世界的黄金。源源不断的黄金，到达瑞典南部，以及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Gotland）和厄兰岛（Oland），其中一部分可能输送给拜占庭皇帝以支付东部各族的战利品和补贴。在斯堪的纳维亚收到黄金的那些人，将其加工成胸针、螺旋环、华丽的项圈和其他饰物。这一时期最大的窖藏是来自南曼兰（Sodermanland）的蒂勒霍尔姆（Tureholm），有重达12千克的纯金铸块，而在特罗莱伯格（Tr）发现的一枚戒指，重达1。25千克。斯堪的纳维亚的黄金时代，名副其实。

波罗的海西部与包括罗马世界在内的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在古默（Gudme）地区的菲英（Fyn）岛上有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19世纪，人们注意到此处堆积有丰富的贵金属遗物，最近的发现更加深了这一认识。出现在这里的，有许多罗马晚期的硬币，连同银器、胸针以及其他饰品。发现这些物品的区域，占地面积为200公顷，其中设置有许多定居点。新知晓的图景是一个权力中心，它能够吸引大量便于携带的财富，并在波罗的海西部地区广泛地重新分配。这只能通过海上运输才能实现，而古默距离海岸只有5千米，可能性不大。在伦德堡（Lundeb）有一个著名的港口遗址，在此处更进一步发掘出了大量的罗马进口商品和迁徙时期的金属制品，其中包括丹麦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黄金窖藏。古默和伦德堡建筑群，被证实很可能是后来几个世纪著名的商业中心的前身，譬如西部的多雷斯塔德（Dorestad）和昆都维克（Quentovic），北部的海泽比（Hedeby）和比尔卡（Birka）。

瑞典南部有更大的权力中心。在距现代城市北部不远的旧乌普萨拉（GamlaUppsala），附近有三座巨大的墓葬，周围有数百座较小的墓葬。对其中两处大型墓葬的发掘可知一处可追溯至约500年，另一处则大约晚半个世纪。从挪威人和英国人的传说中可知，这些墓葬几乎可以肯定属于斯维阿（Svear）王朝时期的伊林格人（Ynglingas）。位于旧乌普萨拉的中央土墩，尚未发掘，这可能是该王朝创始人奥恩（Aun）的坟墓，他死于5世纪。乌普萨拉以北几英里的地方是汪达尔（Vendel）遗址，在那里依旧矗立着另一个巨大的土墩，它是奥恩之子奥塔尔（Ottar）的亡冢，他阵亡于战斗中。这座建筑的年代尚不确定，但已经采集到一枚5世纪的金币。从现存的墓冢遗迹似乎能够确认，在瑞典至少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在马拉尔（Malar）湖畔的巴德隆达（Badelunda），从一个可能有15米高的土丘俯瞰，可以看到一组巨大的船形石砌古迹。直到完全进入中世纪，这里还一直是“议会”或政治集会的场所。

在汪达尔和瓦尔斯加德（Valsgarde），有两个随葬品丰富的6世纪后期和7世纪的墓地，使人对统治北方这一地区的王朝的财富和与外界联系有了一定了解。汪达尔的墓葬群是船葬，位于中世纪教堂附近。随葬品有装饰华丽的剑、盾、头盔、马具和个人物品，连同葬礼上献祭的马和狗，伴随这些酋长家族成员去往来世。

在500年到700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更广阔世界之间的联系依旧很显著。东罗马硬币大量涌入波罗的海群岛，尤其是哥特兰岛和厄兰岛。在厄兰岛和博恩霍尔姆岛上，5世纪后期皇帝发行的铸币较为常见，而在哥特兰岛上更为普遍的是后来的统治者发行的。其中绝大多数发现于窖藏中，埋葬于6世纪的动乱时期。在瑞典本土，拜占庭硬币的使用频率较低，但在马拉尔湖畔的赫尔戈（Helgo）有一个重要的集中区。赫尔戈遗址，从罗马铁器时代晚期到中世纪一直被使用，其意义和经济基础在这漫长的时期内发生了变化。在500年至700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活动中心，接收来自欧洲及欧洲以外许多地区的进口商品。玻璃制品来自法兰克王国，金属制品来自西欧的几个地区，精美的青铜器来自地中海，青铜佛像来自印度北部，还有来自8世纪爱尔兰一名主教的牧杖。这种惊人的不同长距离交通背后的组织机构，目前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与权力中心的联系显然是要寻找的，但仍旧无从捉摸。赫尔戈，不仅仅是外来进口品的接收点，它还从事制造，特别是金属制品，在这里为本地市场进行生产；而其他没有留下任何考古痕迹的活动，可能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人们质疑这里可能也是一个宗教中心，爱尔兰的牧杖也许是基督徒到北部传教的遗物。关于赫尔戈，仍有许多尚难解释的。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用途很复杂。

6世纪，发生了来自俄罗斯西部以及更靠东部的大草原的大规模入侵。大约550年，被称为阿瓦尔人（Avars）的游牧骑兵出现在高加索地区，在拜占庭皇帝的支持下，他们开始攻击黑海沿岸各族。他们迅速向西进发，在6世纪60年代抵达多瑙河中游地区，填补了盖皮德人（Gepids）分散后留下的空缺。当伦巴第人（Lombards）南下进入意大利时，阿瓦尔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放手扩大其行动范围，他们迅速控制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甚至向北扩张至易北河流域。阿瓦尔人的势力一直持续到7世纪初，但当时崛起的斯拉夫人取代他们成了东欧和中欧的主导力量。

斯拉夫人的起源隐含着不确定性，现代的诠释使得其愈加难以理解，这些解释更多的是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公正的学术研究。早期关于斯拉夫人起源于特定区域的观念，现在已被普遍抛弃，尽管仍旧出现斯拉夫人完全产生于普里皮耶特——马什（PripyetMarshes）的某些论述。较为合理的是，斯拉夫人源于拜占庭的斯克拉维尼人（Si），系5世纪末和6世纪初东部的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以及西部的维斯瓦河和奥得河之间的文化群体的融合体。他们必定与北部的波罗的海各族和西部的不同日耳曼族群相联系。日耳曼人进入多瑙河地区，促进了他们向西和向南的迁移。在我们确认的书面资料中，斯拉夫移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进入波希米亚，从那里沿着易北河谷，向北扩张进入波兰和德国东部，经由保加利亚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进一步扩张到西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莱茵河以东法兰克人的进发使其中止。斯拉夫人的确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北部，不过他们对希腊的占领在9世纪被拜占庭人终结。如此广泛的人口扩散，必然导致众多斯拉夫国家的出现，而不是欧洲日耳曼更为统一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