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公元300年700年的欧洲蛮族（第1页）

第十三章公元300年—700年的欧洲蛮族

马尔科姆·托德（MalTodd）

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北欧各族与地中海罗马帝国远未隔绝。虽然从18世纪开始，学者们倾向于将罗马世界与其蛮族邻国视为领土和人口独立的国家集团，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远比现存的文学记录所揭示的更为密切，并且在许多领域接触紧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文化和社会等。蛮族领域，从北海延伸到西部大草原，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延伸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在人口、经济和文化的表现形式上都是极其多样化的。这种多样性在我们现有的书面记载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考古学研究仍在揭示这一点。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现代学术界在欧洲史前人类学中所创造的唯一划分。在与罗马帝国共存的大体定居的蛮族社会和从4世纪末到6世纪后期横扫该帝国的移民部落之间，也存在着同样错误的区分；在那里建立的权力体系被公认为是蛮族的，尽管这些体系以罗马为基础。大规模的迁徙当然是改变欧洲的事件，但它们并不是由于环境的某些突然变化、某些新的民族入侵而引发的。更确切地说，它们的起源可以进一步追溯至将许多蛮族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大国联系在一起的复杂关系网络。要了解这些关系，就要掌握真实的迁移情况。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时机。

迈向迁徙

公元2世纪后期是中欧和东欧颇为动**不安的时期。人们南迁多瑙河和黑海的活动，影响了广大地区，使得许多部落与罗马边防军发生直接冲突，特别是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在166年至180年，罗马和多瑙河以北的各族群之间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战争，通常被称为“马科曼尼（Marannic）战争”——尽管夸德人（Quadi）也大量参与其中，通过军事力量和外交手腕的结合，罗马的权威最终得以维持，但略为不稳定。虽然帝国的北部边界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得以恢复，并因新的军事部署而得到加强，但马科曼尼战争的余波很快就显示出军事力量和野心开始向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蛮族转移。这些冲突结束后的30年间，有迹象表明，横跨中欧的各个族群进行了重大调整，在靠近罗马边境的地区出现了新的侵略性联盟。阿勒曼尼人，于公元213年在历史资料中首次被提及，当时他们被卡拉卡拉（Caracalla）大帝赶出了上德意志和腊埃提亚（Raetia）。20年后，他们再次闯入边境省份，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公元260年，他们，无疑还有其他各蛮族，导致了罗马对从莱茵河到多瑙河边境体系的放弃。阿勒曼尼人特有的名称，“所有的人”“每个人”，表明了联盟的起源，我们可以猜测，它是在几位领袖的领导下所组成的一个组织松散的联合战团。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领土位于易北河上游和罗马边境之间，苏维汇人（Suebi）和塞姆诺奈人（Semnones）早先曾在那里统治。后来，他们又向前推进到旧边界后面的楔形领地，并继续向黑林山和阿尔卑斯山北部进发。

在莱茵河下游东部的法兰克人，虽然在公元250年后才首次出现在我们的文献里，但他们在3世纪初可能已经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出现了。他们也可能起源于几位领袖控制下的侵略性战团，趁罗马人对边境控制有所放松，敢于攻击罗马各行省。目前尚无早期法兰克人实施中央政治体制的依据。后来的法兰克人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历史有着颇为模糊的概念，统一的进程是缓慢且相对平淡无奇的。法兰克人在3世纪以海上和陆路突袭而闻名，就像他们的北方邻居撒克逊人和弗里斯人一样，同时他们的野心也超越了北部沿海地区。即使有明显的文献资料证据可以表明，在3世纪晚期，莱茵河下游以西的法兰克各族的聚落处于罗马的管理统治之下，但考古学上几乎没有关于3世纪、4世纪的法兰克人的发现。然而，在4世纪后期，在莱茵河和塞纳河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惊人的战士墓葬，随葬品极为丰富，通常有精致的武器、个人饰品、玻璃以及精美的陶器，某些墓地与罗马城镇和堡垒有关，另一些则位于农村地区。这些墓葬，往往随葬有莱茵河以东生产的物品，而这些墓葬作为战士墓葬的这一基本事实，进一步说明其墓主的蛮族身份。在这些日耳曼人的墓地中，也有女性墓葬，因此，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家族或亲属群体显然是从莱茵河对岸来到高卢北部的。直到最近，可能与这一进程有关的聚落遗址仍未找到。但现在已经确定一个约公元400年的日耳曼人聚落，位于默兹（Meuse）河流域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附近的尼尔哈伦-雷肯（Neerharen-Rekem），靠近一栋废弃的别墅。一些战士墓地，与法国东部和比利时的山顶要塞有关，譬如菲尔福兹（Furfooz）和维勒-莫兰（Vireux-Molhain）。在大约公元400年的数十年动**时期，这些地区驻防的军人或许在保护晚期罗马庄园和其他领土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东欧，也存在着民族迁徙，日耳曼民族及其游牧和半游牧邻国的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从2世纪后期开始，维斯瓦（Vistula）盆地的居民与黑海腹地和草原边缘地区的混合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发展。人口向东南部的大规模迁移很可能没有发生，但很明显，战团确实进入了黑海沿岸地区，那里聚集着盟军和资源，使他们能够攻击东罗马世界。这些新的群体被罗马作家称为“哥特人”（Goths），这个术语包含了广泛的种族成分，并给成分复杂的部落集合体、战团，以及其他群体，赋予了一种虚假的统一体气氛。因此，3世纪在黑海以北形成的权力框架，在文化上极为混杂，汇集了各种游牧民族、东日耳曼人，以及黑海沿岸古希腊和罗马城市及其周围的居民。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无须寻找任何独特的“哥特式”文化，因为它并不存在。然而，这种新兴力量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是实质性的。从238年起，哥特人军队攻击了多瑙河下游地区，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其国王克尼瓦（Kniva）的足智多谋的领导下，他们于251年在阿伯里图斯（Abrittus）大胜罗马军队，杀死了罗马皇帝，并从其继任者那里获得了巨额赔款。后来，哥特式袭击的范围扩大到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发生过重大战争的小亚细亚，还有爱琴海。这些攻击必定是从港湾发动的，这是蛮族入侵者的一个新方案，由此造成的破坏是广泛的。公元257年，几支哥特人武力入侵希腊，标志着他们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顶峰。这场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一系列入侵突然结束。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公元332年签订的条约得以稳定，该条约规定罗马每年向蛮族支付金钱，以换取人力，并允许恢复多瑙河两岸的贸易。金钱、人力、兵役、商业：作为帝国联盟的哥特人已经到来。

考古学上所定义的东南欧文化，给那些试图将不同民族区分开来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难题。这是一个在罗马铁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人口巨大变化的地区，导致了复杂令人费解的文化联系。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在寻求正常经济活动时高度流动的地区：并不是所有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都永久生活在西部大草原上。对位于顿河和多瑙河之间这片庞大领土上的民族的研究尚未取得多大进展，自19世纪以来所做的一切学术努力都被民族主义者的自说自话困扰。这里最广泛的考古文化被称为“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它起源于公元前1世纪，涵盖大片地域，从德涅斯特河上游流域到匈牙利的蒂萨河，再向北到达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流域，一直繁荣到公元5世纪。这是一种不规则的地方嵌合文化，深受诸多民族的影响，包括日耳曼人、多瑙河中游盆地的凯尔特人、草原居民以及其他民族。有些人在普热沃斯克文化的东方传播者中探寻斯拉夫人的祖先，但这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在这些领土上，很少有针对聚落进行的调查：墓地提供了可供我们支配的大部分物证。战士墓葬很常见，很多都随葬有马具。有少量墓葬的随葬品非常丰富，但绝大多数死者的随葬品数量是适度的。普热沃斯克文化统一体在5世纪初突然结束，这可能是由于随后匈奴人的出现和哥特人的到来迫使他们南迁和西迁的重大转变所致。

与此同时，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一种广泛的文化逐渐兴起，即以基辅附近的一处墓地遗址命名的“耶列尼亚霍夫（jakhov）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于2世纪，起源于俄罗斯西部的斯基泰人（S）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在4世纪这种复合文化达到顶峰，当时它可能由于哥特人及其盟友的作用，已经向南扩展到多瑙河。耶列尼亚霍夫文化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文化，其特点是精美的抛光陶器、高品质的金属制品和优质的铁器。对于这一文化的传播者，人们仍然争论不下。乌克兰的广袤流域可能是它的发源地，但它向西南的延伸，则意味着向日耳曼人和达契亚人的传播。这种稳定的文化在4世纪后期完全丧失，可能是由于导致普热沃斯克复合文化终结的同序列事件所致。

聚落、文化以及战争

蛮族欧洲某些地区的聚落和聚落类型，要比其他地区保存得更好。总的来说，人们对西欧和北欧这一主题的了解，要比东欧的更多，那里迄今为止还很少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无论是罗马铁器时代还是大迁徙时期，信息最丰富的地区，是德国北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大迁徙之后，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尔干半岛的前罗马行省内的聚落，都有零星的保存。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法国和不列颠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但仍有很多未知情况。在迁移之前，蛮族各族还没有发展出城市类型的聚落，也没有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仍然是部落社会，在其结构上也很相似。中央的经济和行政管理职能是不完全的和不稳定的，还没有可能出现稳定的城市中心。当早期国家形成之初，这种情况并没有迅速改变。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欧洲就存在的主要据点或山堡，在公元一千纪里的蛮族社会中并不常见。确实存在的那些，似乎只是地方政权的据点，而不是联系更广泛的区域中心。

这并不意味着蛮族欧洲不存在大型群落聚居地。北部的大规模挖掘表明，自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开始，就存在着大规模的且布局有序的聚落。那些罗马铁器时代的定居点经常展现出从简陋家园的稳步发展历程。威斯特的情况就是如此，公元前1世纪初始它是一个小农场，但到了3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观的村庄，以木栅栏为标志的棋盘式的道路布局也做了常规规划。它又持续发展了一个世纪，然后在早期迁移阶段相当突然地结束了。像威斯特这样规模的定居点在其人口顶峰时（在4世纪可能有200人居住），只能是稳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很可能是在当地酋长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菲德森-沃尔德（FeddersenWierde）的海岸遗址，也有一些这样引人注目的建筑，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一个聚落按照其年代顺序，占据了威悉河口附近一处不断扩大的土丘。这也是一处结构井然有序的遗址，其房屋呈辐射状排列。到2世纪，靠近南部边缘的一处住所已被一道围栏隔开；在这种筑有围墙的院落里，工匠们使用各种材料劳作。这大致被视为一位当地领主的住处，控制着群落和一群附属工匠。菲德森-沃尔德最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这种内部排列方式一直维持了两个多世纪。

在日德兰半岛，也发现了大量4世纪、5世纪的聚落遗址，这些聚落往往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在沃巴瑟（Vorbasse），一系列长屋坐落于一条中轴线街道的两侧，每一栋住宅都设置有自己的围墙。这个聚落代表的只是有限区域内房屋使用的一个阶段，在几个世纪中，聚落的主要居住区从铁器时代早期地层转移到了维京时期。这种聚落变迁现象，在丹麦、荷兰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都得到了充分证明。确切地讲，其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与需要保持集约化利用农业用地的肥力有关。这种集结的村庄绝不是北部聚落的唯一类型。众所周知的弗勒格尔恩（Flogeln）小规模聚集农场，也是单一农场。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分散的农场类型，例如瑞典南部，瓦尔哈加（Vallhagar）零散的遗址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时期的遗址。瑞典以及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和厄兰岛，也发现了大量早期移民时期的小型设防遗址，其中埃克托普斯-伯格（Eket）的研究最为全面。到现在为止，再往南还没有类似的情况。

北欧各族人民的农业经济以混合农业为基础，但畜牧业是大多数地区的主要特征，对此确实有可靠的资料存在。正如塔西佗这样描述早期德国人：“他们的财富存在于牛羊群中。”在聚落发现的动物遗骸，以及作为欧洲长屋一个基本特征的畜舍隔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在北部的几乎任何地方，牛都是最重要的家畜，它生产肉类和奶并可以用作耕畜；排在第二位的，是猪、绵羊和山羊，它们在不同地区的比例各不相同。马一般是大型动物中最不常见的。大多数动物的北方品种，很少受到其他地方的杂交繁殖的影响，必然导致个体动物要小于欧洲南部的那些动物。牛肩高通常只有1米多，马仅有1。5米；猪极小，但绵羊和山羊的大小较接近于那些罗马社会的。家养的狗是用来放牧和看家的。奇怪的是，尽管北欧地区事实上有很多可用的野生动物资源，尤其是野牛、獐和马鹿，但狩猎在肉类供应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沿海群落从事捕鱼和海豹捕捉的活动，但这些活动的重要意义只在少数地方持续存在。最重要的是，蛮族人是农民，他们对土地资源的开发效率是极高的。

从聚落的种子残骸、泥炭沼泽中保存的人类尸体和胃中的内容物，以及花粉谱系，就可以知晓北部种植的农作物。大麦仍然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谷物，用于酿造啤酒和提供食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这里一直种植有多种类型的小麦，特别是单粒小麦和二粒小麦。燕麦、小米和黑麦分布广泛；还有亚麻，因其种子中所含的油及其纤维而被广泛种植，可用于制作亚麻织品。种植的蔬菜包括豆类和豌豆类，可以在其中添加各种野生植物，包括芹菜、菠菜、莴苣、萝卜和芸薹属植物。菘蓝也被收集用于纺织品染色。欧洲大片的蛮夷之地很可能也是膏腴之地，与某些古典和中世纪早期作家的树木丛生的蛮荒印象相去甚远。但是饥荒和困苦可能会发生，特别是冬季常常很严酷的东部地区。

工艺

从3世纪开始，欧洲蛮族大部分地区的工匠在技术和设计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贵金属的设计制作方面。黄金和白银的供应量大大增加，这些主要是以罗马硬币和其他物品的形式出现。首要的原因是，贵族都渴望在精美的饰品和武器装备方面展示他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威望。从技术上讲，金银丝细工饰品美化、镶嵌工艺，特别是半宝石（尤其是石榴石）的镶嵌等工艺更加成熟，这些都改变了蛮族欧洲的金银加工业态。从3世纪晚期开始，这些奢侈品普遍见于华丽的墓葬中：在中欧的哈斯莱本和扎克罗、多瑙河5世纪的墓葬和窖藏中发现的琳琅满目的珠宝首饰里；以及后来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法兰克的高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的金属匠的辉煌成就里。半宝石与黄金相结合的多色装饰风格的发展，是3世纪至5世纪精细工艺最鲜明的一个特征。长期以来，这一直被视为哥特人西进运动的结果之一，他们带来了一种起源于草原民族的风格。虽然新设计的某些元素确实起源于遥远的东方，比如伊朗和俄罗斯南部，但它们极盛时的艺术繁荣现在看来似乎归于5世纪早期在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劳作的工匠。罗马尼亚阿帕希达（Apahida）的豪华墓葬，以及同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的令人惊叹的器皿和珠宝窖藏，是金属匠的精湛技能及其主人财富的最好展示，而这一切从欧洲大迁移早期就广为人知。金属匠人在此处取得的成就，很快就被欧洲其他地区仿效，比如希尔德里克墓葬随葬品、克雷费尔德-盖莱普（Krefeld-Gellep）、多马尼亚诺（Domagnano）和萨顿胡（SuttonHoo）。就像蛮族欧洲许多地区一样，对这一惊人成就的贡献来自几个地域，尤其是东罗马社会。

直到欧洲民族大迁徙时代之后，蛮族人基本上仍然目不识丁。然而，早在4世纪初，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主教乌尔菲拉（Ulfila）就把《圣经》翻译成哥特语，这几乎是超人的成就，他为此发明了一个字母表。乌尔菲拉是一名哥特人，他的祖先中有一名基督教囚犯，在3世纪的一次突袭中被哥特人从小亚细亚掳走。在这么早的时期试图将日耳曼语翻译成文字作品的其他事件，历史上没有记载。不过，确实存在一种使用符号进行交流的系统，至少从2世纪起就开始发展，尽管它是用于相对专业化的用途。这些符号——自17世纪以来被称为如尼文（runes），其早期的形式表示单个名称或单词，最常见于武器或装饰品上；有一些似乎是命名一种特定的武器，或为了表达其力量；其他的似乎是对神灵的献辞或针对敌人的咒语，可能还与占卜和宣读众神的旨意有关。如尼文的起源还不完全确定。早期的如尼文〔古弗萨克文（futhark）〕或字母表中，包含24个字符，其中4个可能与拉丁字母有关，而有9个类似于至少在公元1世纪流行于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北意大利语族的字母表，如尼文可能部分来源于此，但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而这些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直到后来的大迁徙时代才确实出现了如尼文字的铭文，它已不同于之前的符号体系。正是在波罗的海西部地区，这种发展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一直延续到维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在其他日耳曼领土，如尼文的出现较为零星，主要是在祭拜和巫术领域。

它为我们粗略地记录了北方诸神的角色和势力范围。与大多数原始社会一样，生育、死亡和战争等神灵拥有最强大的权力。尽管他们的身份鲜为人知，但水池和泥炭沼中的献祭遗物仍显示出显著的祭拜仪式的遗迹，尤其是在丹麦和德国北部。19世纪，在托尔斯伯格（Th）、维莫塞（Vimose）和尼达姆（Nydam）发现了三处大型祭祀遗迹，康拉德·恩格尔哈特（gelhardt）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最近被发现的还有丹麦的伊勒鲁普（Illerup）和埃斯博尔（Ejsbol），以及厄兰岛的斯凯德莫塞（Skedemosse），这些遗址对上述祭祀遗迹的历史和意义进行了重要的澄清与补充。罗马铁器时代晚期的大量遗物，主要是武器和其他战争装备：剑（占大部分，如果不完全是罗马风格）、矛、标枪、盾和盾牌零件、刀、皮带和马具。在托尔斯伯格（Th），以精美的服装和装饰品为代表，胸针和罗马硬币占遗物的大部分，甚至在尼达姆还发现了3艘完整的沉船。在埃斯博尔和伊勒鲁普，也发现了大量战争主题和战利品祭品遗物。在埃斯博尔，大概是在4世纪末，大约可以装备60名战士的武器装备似乎被一次性地献祭到泥炭沼泽里。动物和人类的献祭情况，在其中一些遗迹中也得到了证实。在斯凯德莫塞，马是献祭时常见的一种祭品，或许是献给一位天空之神，这是他的象征。在某些遗址，包括托尔斯伯格，遗物堆积是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那些与战争有关的遗物堆积开始于3世纪。在其他案例中，在重大的胜利之后或许会发生单一的献祭事件，如同在伊勒鲁普和埃斯博尔的。战争装备的献祭遗物一直持续到5世纪，然后就告一段落，也许是因为军事上的重心不再位于北欧。

在泥炭沼泽中发现的遗物，是关于北方各族使用的武器和作战装备的非常宝贵的信息来源，可以作为墓葬和浮雕之外的一种补充证据。到4世纪，剑显然已经变得更为广泛，其中大多数是罗马产的，质量很高。弓箭越来越重要，但远距离作战的主要武器仍然是标枪，通常是装有倒钩的安戈。飞斧变得越来越普遍，成为对抗武装精良的对手的有效武器。但是，在所有的蛮族中，胸甲仍然极为罕见。只有前列的战士才能获得头盔，而且在4世纪末之前，人们几乎不知道如何遮盖身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战士都像几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一样，缺少防护地投入战斗。在某些民族中，特别是东欧那些与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和匈奴人有联系的民族，他们使用骑兵编队的情况有所增加。哥特骑兵，在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后来成为入侵意大利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蛮族军队仍然主要是步兵，装备相对轻捷，其效力取决于他们传统的勇猛和体力。战术依然是简单的，从隐蔽位置的突袭仍然是最重要的策略。通常会避开对有城墙的城市和其他要塞的袭击，因为这种行动可能徒劳无功，这需要运用围城器械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蛮族知之甚少。尽管如此，蛮族军队能够，而且确实战胜了罗马军队。事实上，罗马人和蛮族人在这一领域的划分变得越来越难加以区别。从4世纪中叶开始，大多数军事交战都是在帝国之外的一方蛮族人与在罗马服役的另一方蛮族人之间进行的。

罗马帝国军队中的兵役，为蛮族人的好战性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表现机会，从3世纪起，蛮族人军队成为罗马兵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4世纪后期，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们构成了帝国军队的大部分，这部分反映了帝国内部的人力短缺，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战斗力受到高度重视。对于野心勃勃的蛮族人来说，在罗马服役可以为其提供财富和地位，远远超出其本国人民的预期。康斯坦丁大帝建立的机动军团，对招募日耳曼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新部队很大程度上是从蛮族队伍中抽调出来的，其许多军官都出自同族。在4世纪上半叶，阿勒曼尼人在高级指挥官中表现突出，法兰克人和其他民族后来也加入了部队。后者中包括西尔维纳斯，他在4世纪50年代曾在高卢担任军事长官，在罗马观察员看来，他似乎是“献身于帝国”，但他却宣告自己为皇帝，以保护自己免受阴谋的侵害，不料不久后竟被自己的士兵谋杀。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许多最高级的军事指挥权都被德国人控制，尤其是在西方。他们的权力可能和他们名义上效忠的皇帝的权力一样大，甚至更大。

哥特人：从巴尔干半岛到意大利和西班牙

在332年签订条约之后，靠近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与罗马国家保持着一种联邦制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无疑或可靠，但大体上是恰当的。到如今，这些蛮族人通常被称为“西哥特人”，以区别于他们东方的同胞，即“东哥特人”。在哥特人自己的传统中，这种分裂可以追溯到来自维斯瓦河流域迁徙期间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发生断裂，致使两族永远分离。事实上，这两个集团在黑海后面的平原上定居之后，可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在4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对这两种哥特政权知之甚少。他们都与西部草原民族有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政权似乎都很稳定，占据着富饶的土地，并且与黑海沿岸的其他民族保持着联系。在公元370年之后不久，这块相对安全的领域就被突然地破坏了。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为“匈奴人”的草原游牧民族，迅速向西突击，似乎让蛮族人和地中海社会都措手不及。侵略者以惊人的速度侵占了东哥特，并使得他们在接下来的80年里一直臣服。西哥特人及其邻国，立刻领略了西部大草原新主人的生猛力量。376年末，大量的哥特人乞求罗马皇帝允许他们穿越多瑙河，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一旦到达那里，他们就发现生活条件几乎没有比可能留下来忍受匈奴人的统治要好多少。在经历了两年的严寒困苦之后，西哥特人及其盟友在阿德里安堡使得一支罗马军队遭受了惨败，并杀死了皇帝瓦林斯。在西哥特人被正式确定为同盟者之前，发生了更进一步的混乱战争，根据382年签订的条约，莫西亚是为帝国内的蛮族人设立的最早的行省。然而，他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供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定居，因此他们将目光向西转向意大利北部。在他们的领袖阿拉里克——一位有战斗力但并不出色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在5世纪的头10年，他们从北部基地威胁到了旧帝国的心脏。由于斯提利科的阻击，阿拉里克的军队陷入了困境，直到408年斯提利科被处死，阿拉里克的军队才最终于410年8月占领了罗马。这一事件震惊了同时代的人，但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影响。阿拉里克的注意力迅速转向了非洲的财富，但在准备横渡地中海的入侵时，他突然去世。在帝国境内，西哥特人仍旧没有稳定的家园。他们的新领袖阿萨尔夫在意大利北部基地维持了一段时间；在他被谋杀后，他的大批人民再次根据条约的条款，于418年被安顿在阿基坦。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将一直是西哥特人的领土，以图卢兹为中心。在政治和文化上，阿基坦地区的哥特王国在5世纪的动**事件中起到了相对次要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是451年作为击败高卢的匈奴侵略者的重要一员。西班牙北部的部分地区也处于西哥特人的控制之下，随着法兰克人的势力稳步向北部扩展，伊比利亚半岛广阔居留地的吸引力也有所增加。

阿基坦的西哥特王国，是欧洲日耳曼时代早期最不为人所知的强国之一。墓地考古是有关这一时期大多数民族的主要信息来源，但西哥特人特有的物质文化却鲜在墓葬中表现，因为在死者周围放置许多来世的物品并不是他们的习俗。因此，我们甚至不清楚西哥特人的主体在公元418年的聚居地。他们的国王以图卢兹为首都，这应该意味着加伦河上游是罗马后期大量别墅庄园的所在地，接纳了许多的盟员。普瓦图和圣通日辽阔的平原提供了另一片肥沃的土地，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那里发现西哥特人的任何证据。无论他们抵达阿基坦时自身的物质文化如何，他们似乎很快就将其摆脱，并适应了高卢罗马人所遗存的独特文化。事实上，他们现在与其他日耳曼族群隔离开来，这可能进一步抑制了任何明确的文化意象的发展。王国的内部历史同样鲜为人知。在阿基坦的第一任国王提奥多里克一世的长期统治期间，一般都遵守了盟约条款。451年，在卡塔隆尼平原上面对匈奴人的罗马军队核心成员，是由西哥特人组建的。提奥多里克本人在那次重大战役中丧生。他的儿子，另一个提奥多里克，仍然是罗马的盟友，但他的王国很快就受到了因法兰克势力崛起而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早在507年武耶战役中败给法兰克人之前，西哥特人的目光就已经向南转向西班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