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公元前140年公元300年罗马对蛮族社会的影响（第2页）

第一个重大收获，是在公元前15年由德鲁苏斯和提比略取得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瑞提人和文德利基人，以及多瑙河中游的斯科迪斯克人被征服了，很可能在这个时候诺里库姆也被罗马吞并了。次年，开始镇压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地区，但直到公元前12年至公元前9年的一次重大攻势才得以完成。诺里库姆并不对罗马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当时帝国的政策是将疆界向北扩张至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几乎不容将这块飞地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潜在避风港，因此，在罗马商人的侨居地驻扎了罗马军队。唯一的重大影响，是马格达伦斯堡变得更加富足：吞并实际上只是近两个世纪之前与罗马建立第一个试探性贸易联系进程的最后一步。

莱茵河之外，公元前55年至公元16年

对罗马来说，莱茵河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用的边界线，尽管在某些人看来，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而且它标志着南部的凯尔特人和北部的日耳曼人之间的族群鸿沟。这至少是凯撒所选择并呈现的观点，尽管事实上情况更为多变。公元前1世纪中叶，河流两侧的部落非常混杂，不太可能识别出严格的族群差异，但沿河边界的建立，阻止了部落的进一步迁徙。这意味着北部的日耳曼部落，在其零星的南移中别无选择，只能集中在河流北侧以前由更多不同部落所占据的土地上。因此，罗马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加剧沿河两岸族群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公元前51年完成的凯撒作品，以及一个半世纪后塔西佗的著述，我们可以窥见日耳曼社会的某些本质。这两本书都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叙述，但都试图描绘一幅普遍的日耳曼人生活方式的逸事图景，以使读者感到有趣和惊奇。凯撒认为他们的农业并不是特别先进。土地由部落持有，按照既定的每年再分配制度分配给各个宗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防止因不断获取特别肥沃的土地而产生的财富积聚在任何一个群体手中。然而，人们还可以通过在突袭行动中表现出的勇敢行为和领导才能来获得地位。“日耳曼人，”凯撒说，“声称这是对年轻人的良好训练，可以防止他们变得懒惰。”在公众集会上酋长宣布了突袭行动，所有那些在这一激动时刻宣告自愿跟随的人，都应该在部队准备出发时现身，否则他们就会受到部落的嘲笑，丧失所有的威望。这个时代的权力，就像在传统的凯尔特社会一样，是由贵族阶层掌握的，并由其随从的规模和他们给予赞助的能力来衡量。是他们组成了部落委员会；只有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贵族成员才会被选举出来领导联盟军队。

一个半世纪后，到塔西佗写作之时，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最靠近边界的部落是这样。可耕地，现在是按照社会地位分配。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被认可，一种是包括贵族阶层的从小部分贵族家庭中选出的终身制的国王，另一种是根据军事中的英勇表现而任命的在困难时期统军的军事长官。贵族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全体战士集会时提交给他们的所遇到的问题：他们似乎无法主动采取行动。这种双重制度，显然是为了维持某种社会均衡的表象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主要特征存在于日耳曼社会中，就像在传统凯尔特社会一样，即个人吸引忠诚随从的能力。塔西佗巧妙地总结了这一点：

首领为胜利而战，追随者为首领而战。许多高尚的青年，如果他们的出生部落在长期的和平或不活跃中停滞不前，他们就会故意寻找其他手头有战争的部落。因为日耳曼人对和平没有任何的兴致；在危险中更容易赢得名望，除非借助于暴力和战争，否则不能将一大批随从维系在一起。

他接着说，最无畏的战士更喜欢战争而不是农业，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房屋、家务和田地，都留给妇女、老人和家庭中的弱者去照料”。那时的日耳曼社会与500年前的凯尔特社会非常相似，其威望体系依赖于冲突的维持，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永久的不稳定。

凯撒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3年横渡莱茵河，并不是一次认真的征服尝试；公元前38年阿格里帕发起的一场短暂战役也不是。在这段时间里，罗马人满足于把这条河发展成一条边境线，而帝国的事务则由奥古斯都和他的行政人员来整治。到公元前15年，帝国内部的局势已经足够稳定，能够着手实施征服阿尔卑斯地区的行动；到公元前12年，阿尔卑斯地区已经处于罗马控制下，伊比利亚西北角也已被充分制服，帝国现在能够从西班牙和阿基塔尼亚撤军，横跨莱茵河的新的前沿政策可以着手开始了。

奥古斯都的意图似乎是使易北河—伏尔塔瓦河—多瑙河成为帝国的永久边界，但他严重误判了日耳曼人的抵抗力量。对于凯撒来说，侵占高卢相对容易，因为高卢人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农业基础的定居民族，而且现在许多部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以固定的奥比达城镇为中心。此外，来自地中海奢侈品的削弱效应，令高卢社会抵抗力减弱。日耳曼人则完全不同：流动性和战争是主旨，没有任何的奥比达；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南方奢侈品渗透到这个地区。通过围攻它的奥皮杜姆城堡来摧毁一个部落是一回事，而当它的军队只是缩进广阔的未开垦的防护森林中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起初，这一进展对罗马来说似乎并不算太糟。公元前12年到公元前7年每年的战役，以及公元4年至公元5年的又一次战役，使得罗马对莱茵河到易北河的这一地区有了足够的控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对波希米亚的征服，这是为易北河和多瑙河规划的边界区之间的重要纽带。对波希米亚的控制，也将为罗马商人提供一条通往北欧平原和波罗的海的主要贸易线，从那里可以得到一系列令人满意的产品。然而，在关键时刻，伊利里库姆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需要紧急关注：当罗马军事行动的主要砝码集中在应对这一局势上时，日耳曼部落却借此机会进行了重组。阿米尼乌斯，精英的一员，曾在罗马军队中担任骑兵军官，被选为军事领袖，效果令人震惊。三支罗马军团在条托堡森林深处被歼灭，罗马军队几乎被赶出。这对罗马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逆转。次年，即公元10年，莱茵河边界得到了加强，为重新夺回日耳曼领地所有权的新战役做好了准备，在随后的几年里，罗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通晓日耳曼语、在日耳曼打过仗的提比略皇帝最终承认这个族群是难以统治的。在公元16年的最后一次战役之后，他把罗马军队撤至莱茵河，从而结束了28年徒劳的努力。

然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后记。阿米尼乌斯，正如我们所见，是由他的部落凯鲁斯奇选出的战争领袖，领导了对罗马的军事起义。起义的成功无疑提高了他的威望，从而增加了他的随从，但他甚至在自己的家族中也没有被普遍接受。他的岳父塞格斯特斯和他的叔叔英吉奥莫鲁斯都反对他的政策，并且能够激发他们自己的、并非无足轻重的随从来反对他。这就是日耳曼社会中个人贵族的力量，以至于个人野心和反感可以掩盖整个族群的需要。事实上，人们不禁想弄明白，日耳曼民族所认同的观点是否更多的是罗马历史学家建构的，而非现实。公元19年，在与罗马人战斗了12年之后，阿米尼乌斯突然倾向于暴政。根据塔西佗的说法，罗马人撤离日耳曼，波希米亚亲罗马的国王马罗勃杜乌斯倒台，都促使他采取行动企图获得王权，但这对那些信奉传统价值观的人来说是深恶痛绝的。冲突爆发，最终“阿米尼乌斯死于背叛他的亲属”。这一事件强烈地提醒人们，公元1世纪初的德国社会与近80年前凯尔特高卢的情况相似，当时海尔维第人奥格托里克斯渴望王权，但受到其人民的制止，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扩张中的帝国：不列颠和达契亚，公元前60年至公元130年

将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的英吉利海峡，可能是罗马扩张的心理障碍，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其周围的人们来说，它是沟通的主要通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越过水域彼此交换商品。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康沃尔郡的锡原料供应引起了地中海商人的注意，在法国南部海岸被罗马人吞并后不久，古老的大西洋贸易路线因对奴隶和一系列原材料的需求而活跃起来，以换取大量的葡萄酒和各种小饰品。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布列塔尼北部滨海圣塞尔旺，以及索伦特海峡亨吉斯特伯里角之间，已经建立了一条常规贸易路线。

凯撒对高卢的征服，以及他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对不列颠东部的短暂远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罗马高卢现在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几英里远，随着整个高卢道路交通的改善，沿着大西洋的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线逐渐被废弃。对于商人而言，使用短途通道前往格索里阿库姆（今布洛涅），然后经陆路至索恩河畔沙隆，再沿着河流直达地中海，要比直线面对比斯开湾便利得多。另一个因素是值得考虑的，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凯撒与东方的某些部落建立了条约关系，特别是那些占领泰晤士河以北沿海地区的特里诺文特人。也许，为了确保他们继续与罗马保持友谊，他允许他们对跨海峡贸易拥有一些垄断权。无论如何，凯撒时代政治重新整顿的结果在不列颠是显而易见的：大西洋贸易迅速减少，与此同时，比利时海岸和泰晤士河以北的不列颠东部的海岸之间，发展起来一个活跃的交易体系。

对罗马人来说，入侵初期的进展很顺利。沿泰晤士河口南侧，穿过卡图维勒尼人和特里诺万蒂安人的领土，迅速实现了军事攻势，并通过建立两个附庸国，即北部的爱西尼人王国和南部的阿特莱巴特人王国，促进了政权巩固。在两到三年之内，就建立了一个由福斯路连接的军事区，横跨杜罗特里吉人、多布尼人和科利埃尔塔维人的领土，在文明的东南部与仍然野蛮的北部和西部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克劳狄乌斯和他的顾问们，似乎决定只占领农业生产发达的东南部地区。贸易基地很快就在军事区的边缘发展起来。亨伯河口的南费里比及其在北费里比的跨河合作伙伴，促进了货物往来北部的运输，而像伍斯特这样的聚落，则与威尔士边境地区的群落和远处更广阔的山脉相连。

接纳罗马的本土掌权人物，很快就从占领中获益。沿着南海岸，在尼禄统治时期，存在着许多令人惊讶的富有的罗马别墅，它们都以新样式的罗马风格进行了奢华装饰。在费施柏尼的其中一座，很可能属于当地的附庸国王提比略·克劳狄乌斯·科吉杜布努斯，据塔西佗所言，他对罗马自始至终都非常忠诚，并被赐予额外的土地。到此时，东南部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迅速展开。殖民地已经在卡木洛杜鲁姆（今科尔切斯特）建立起来，维鲁拉米翁（今圣奥尔本斯）可能是一个罗马自治市，伦敦到处都是商人和管理者，较小的地区首府卡莱瓦（今锡尔切斯特）和诺维奥马格斯（今奇切斯特），正在迅速为自己装备罗马城市生活的外部标志。

威尔士部落的敌对行动、爱西尼族的反抗，以及北部的政治动**很快表明，克劳狄乌斯只限于东南部范围的政策代价太高，无法维持。大约在公元70年，他决定完成对整个岛屿的征服——这一政策最终在阿格里科拉将军的率领下迅速推进到苏格兰，以公元84年格劳庇乌山战役结束，当地的抵抗被粉碎。

为了诱使一个迄今散居的、原始的、由此有战斗倾向的民族，愉快地适应和平与安逸，阿格里科拉对寺庙、公共广场和私人宅邸的建造，给予了私人支持和官方援助……从他那里争得荣誉，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此外，他还对酋长们的儿子进行了人文方面的培训……其结果是，人们对拉丁文的厌恶被转化为一种驾驭它的热情。同样地，我们的民族服装也受到了青睐，托加袍随处可见。于是，不列颠人逐渐被引导到令人愉悦的舒适设施上——游乐中心、浴室和豪华宴会。他们谈论诸如“文明”这样的新奇事物，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其被奴役的一个特征。

在这一段话中，塔西佗概括了罗马的征服精神及其帝国主义政策。

克劳狄乌斯也活跃于东方。公元前46年，罗马最终将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附庸国的色雷斯吞并，力图将世界上一些组织混乱且不稳定的地区纳入更牢固的罗马控制之下。多瑙河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边界，但北部的部落此时开始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主要的反对派重点是达契亚人——一群占领特兰西瓦尼亚高地、处于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山脉封闭山系保护中的广泛的民族联盟。他们最早是在布雷比斯塔的领导下崭露头角的，在公元前60年，布雷比斯塔率领一支由20万名战士组成的军队，向西对抗定居在匈牙利的凯尔特部落，并沿多瑙河进入前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向东扩张，吞没了多瑙河下游的富饶土地，威胁着黑海沿岸的古城。布雷比斯塔的帝国终成泡影。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末，他被暗杀，由于国家中心在敌对派系之间分裂，外围的占领地很快就失去了，但这向罗马发出了一个警告，即这个未被征服的地区在一个强大领导人的率领下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

在奥古斯都当政期间，多瑙河边界正式确定下来，与北部各部落发展了一条正常的贸易航线。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第纳里形式的罗马银币流向北方，毫无疑问，是用来交换奴隶和毛皮。地中海的葡萄酒、油和其他奢侈品也被运往北方。在此期间，达契亚国家也迅速发展起来。精通银器制作的工匠，正在为上层阶级生产一系列商品，高质量的轮制陶器被普遍应用，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被用于各种形式的记录保存。在达契亚领土的中心，在奥拉斯迪山中，萨米色格土沙的奥皮杜姆城堡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集中点。由于希腊军事建筑的技术，这里被石头筑成的防御工事所包围，大量的居民安全地生活和工作着，因为他们知道通往城市的道路受到一系列战略堡垒的保护。在萨米色格土沙，人们建造了一座精致的圣殿，其石柱和木柱分别代表着日、季和年，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将一个月分为5个星期，每个星期有6天。

公元1世纪80年代初，王国交由一位能干的年轻贵族戴凯巴路斯掌管，他很快将不同的派系融合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公元85年，他越过多瑙河，击败并杀死了罗马总督，并横扫莫西亚行省。罗马人的初始反应是入侵达契亚。起初，战斗对他们不利，但最终，戴凯巴路斯以对达契亚人来说颇为合理的条款进行求和，包括每年从罗马得到补贴，以及借用一些罗马工程师。

这一不稳定的和平又维持了10年左右，在此期间，戴凯巴路斯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但公元98年，图拉真被提升为罗马皇帝，使事态迅速变得十分尖锐。达契亚被意识到对罗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一观点部分基于军事考虑，但无疑受到达契亚国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影响。公元101年，图拉真行动起来对抗达契亚。战争的细节尚不清楚，但第一年的战役并不果断。然而，次年，戴凯巴路斯求和，作为条款的一部分，他同意放弃王国的西部地区，同时接受罗马在他的首府萨米色格土沙驻防。和平一经建立，戴凯巴路斯就开始重新武装起来，到公元105年，已经强大到足以变为侵略国。罗马兵营的指挥官被扣为人质，达契亚人横扫了莫西亚行省。图拉真的反应仅限于救援该行省，但次年他准备采取主动。罗马军队向萨米色格土沙进军，包围了首府。当贵族们饮下毒药时，戴凯巴路斯逃离并最终自杀了断。彻底失败后，很大一部分人口向东迁移，把一片废弃之地留给了罗马人。

达契亚因此成为罗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外多瑙地区的行省。在距旧都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乌尔皮亚-特拉亚纳，并促进了其他城镇的发展。丰富的银、金和盐矿藏，得到了迅速而彻底的开采，但达契亚在帝国的边缘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棘手的赘生物，没有任何的自然分界线，除了长期以来由其控制而形成的。但最终，在作为一个行省的短暂的150年之后，达契亚被遗弃。很可能正是这些东欧人口的流动性，使得罗马难以维持对它的控制。

罗马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人力供应。其疆界的不断扩张，使得贵重金属和其他商品的来源处于其边界之内，但许多奢侈品位于无法直接到达的蛮族土地上：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遥远北部的琥珀和毛皮；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以及来自更远处撒哈拉沙漠的黄金。这些东西只能通过贸易获得。但是，罗马对蛮族外围的最大依赖，在于它需要奴隶来提供维持罗马体系运转所需的能量。奴隶贸易的规模是巨大的。据卡西乌斯·狄奥记载，在帝国初期，每年约有25万名奴隶在公开市场上被转手，由于这些奴隶是出于纳税目的而记录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实际的交易数量要大得多。据估计，仅在公元前1世纪末的意大利，600万总人口中就有200万是奴隶。假设每年的损耗率约为7%，为了维持这个规模，每年需要将14万名新奴隶投入市场。因此，斯特雷波不经意间说，在得洛斯岛的奴隶市场上，每天有1万名奴隶找到买主并不稀奇，这绝非夸大其词。

补充奴隶储备的手段多种多样。海上劫掠提供了稳定的奴隶来源，当局于是任由其继续下去，而战争也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方式。倘若我们还能忆起，单单在一次对抗阿杜亚都契人的战役中，凯撒就把5。3万名俘虏卖为奴隶，那么他8年的战役必定满足了帝国的大部分需求。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在2世纪初逐渐消失，奴隶的主要来源已经脱离罗马人的直接控制，这种需求必须通过边境以外的蛮族中间商来得到满足。

为了保持邻近蛮族部落中一定程度的稳定和控制，罗马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可以简单地用奢侈品或金钱来收买土著贵族，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特殊的垄断和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青年可以“养育”在罗马皇室中，并在适当的时候返回他们的部落，于是他们的举止要比纯正的罗马人更罗马化。所有这些方法都经过了试验和评估，使得罗马占得了先机。

人们对贸易和交换的实际过程并不十分了解，但古典作家提供了一系列逸事信息，给所运行的体系提供了一些启示。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以好战著称，然而他们却完全愿意接纳商人到他们的国家，“这样他们就会有战利品的购买者，而不是因为他们想进口任何东西”。这可能指的是他们对葡萄酒的厌恶，他们认为葡萄酒使男人变得“女人气，不能忍受困苦”。罗马商人的团体定居于日耳曼，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时定居于波希米亚的是马科曼尼人首领马罗勃杜乌斯，他的反对者在公元18年发现了“来自罗马行省的商人和随军商贩，他们先是受到贸易协定的引诱，然后又寄希望于赚更多的钱，于是从他们的不同家园迁往敌人的领土。最终，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国”。这些人显然满足于定居在具有丰厚利益的地方：其他人则更具冒险精神，比如罗马骑士。在尼禄统治时期，罗马骑士探索了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以搜寻野兽进行角斗表演。他们偶然发现了贸易港口（商业贸易），获得了大量的琥珀，并将其运回罗马。商人也并非总是裹足于一方。塔西佗提到了赫尔门杜里人，他们是“唯一与我们进行贸易的日耳曼人，不只在河岸上，而且在我们的边界之内……他们深入自己想去的地方，没有一个卫兵监督他们”。从这些记载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货物易手的一些方法。

在蛮族领地深处，输入的罗马奢侈品种类有限，最常见的是与酒饮仪式有关的成套的金属器皿、桶、瓮、罐和圆盘饰。从东部的波兰一直延伸到北部的瑞典和挪威的一片广阔的弧线范围内，已经发现了数百件上述遗物。在这片区域内，有许多奢华的墓葬，里面随葬有成套的奢侈品。这类墓葬以波兰的卢布索遗址命名，在这里发现了5座这样的墓葬。最壮观的发现之一是来自丹麦洛兰岛上的霍比古墓，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初。在这里，死者被安葬于一具木制棺材中，随葬有他在阴间享受盛宴所需的一切——成块的烤猪肉，以及一套酒具，包括一个青铜瓮、一个罐和一个圆盘饰，一个银勺、两个银杯置于一个青铜托盘上，还有两个嵌有青铜的角杯。他的个人物品包括青铜的、银的和金的饰针，金戒指、腰带配件以及一把刀。显然，霍比古墓属于当地的一位贵族成员，他凭借自己的地位，能够获得一套最昂贵的罗马奢侈品，他的宗族随葬于此，以宣告他们的地位。卢布索墓葬，似乎代表了那种名贵商品经济，这种经济是由西哈尔施塔特酋长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见第十章），以及不列颠东部和比利时的贵族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运行的。

这些墓葬的分布，恰好处于帝国边界前面的一片广阔区域，使帝国边界免受市场经济区的侵害，这强烈地表明，这里实行的较为“过时”的奢侈品经济形式，可能反映了当地上层阶级在促进商品从波罗的海以外的地区向罗马世界流通时所起的作用。换言之，他们充当中间人，并从中获益。

在这一贵族墓葬区的东北部，从波兰北部一直延伸至芬兰湾，此时可以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确定两种文化群体：维斯瓦河下游地区和但泽湾的欧克斯威文化，以及维斯瓦河-奥得河地区的普热沃斯克文化。人们主要通过墓葬才知晓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它们是典型的战士墓。死者中的大多数都随葬有他们的剑、盾和马刺；但也有少数较高地位的人，随葬有银制或金制带钩。这一战士群体可能从事的职业，是通过突袭和战争，获取俘虏，然后将其驱赶到罗马边境南部，作为奴隶出售。

第一次有记录表明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出现在公元162年，当时一个名为卡蒂族的边境部落试图向南迁移进入罗马领土。几年后，伦巴德人和马科曼尼人横渡多瑙河进入外多瑙地区的匈牙利；随后在公元167年，马科曼尼人、夸德人和埃阿热格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迁徙，他们设法成功到达了亚得里亚海角，包围了阿奎莱亚。这些事件，以及罗马在公元166年至180年为阻止人口流动而发动的马科曼尼战争，标志着在3个世纪内摧毁帝国的移民潮的开始（见第十三章）。

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前第一千纪一直到公元后一千纪的两千年里，北欧平原的定居模式都呈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在北海地区，从荷兰到丹麦，人们可以认识到罗马的临近对发展中的定居模式的影响。临近北海将确保这里的人群能轻松保持与南方商人的贸易往来，而不必考虑民族进一步向内陆的迁移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影响。这种贸易的强度，最明显地体现在大量小饰品和陶器上，譬如萨摩斯陶器，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北欧沿海地区的村庄。综观聚落本身，可以发现两种趋势：生产的集约化和等级化。在罗马时代之前，经济似乎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为基础的，几乎不需要参与复杂的长途贸易模式；没有生产大量盈余的企图，因此，基于生产垄断的财富和声望在考古材料中是无法识别的。然而，受罗马影响的市场的发展，某些本地商品增值并提供了一系列较低价值的外来物品作为交换，这为社会和经济变革提供了动力。

最显而易见的，是对地方专业化生产的日益重视。在下萨克森州的弗勒格尔恩村落，作坊的数量开始增加，特别是从公元3世纪初开始，有证据表明，金属加工和可能的皮革加工的规模正在扩大。在更北部的日德兰半岛的德伦斯特德，铁的生产量远远超出当地人群的需求，而且附近的丹基尔克村落发现了奢侈品遗存，包括玻璃制品和铅铸块，这些都表明当地贸易水平有所提高。在这种生产集约化的同时，有可能辨别出农庄中出现的显著规模差异。例如，在不来梅港附近的菲德森-沃尔德，从2世纪起出现了一个规模和中心位置有别于其他建筑独立的建筑，它的地位进一步体现在大量的青铜器皿、珠子和萨摩斯陶器等罗马进口商品的聚敛上。据推测，这里大概是村落头人的宅地。

最后，我们必须转向罗马世界的西端——不列颠群岛。到公元84年，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所领导的战役，将远至北部格兰扁山脉山麓丘陵地带的整个不列颠，划入了罗马政权统治之下。在格劳庇乌山与卡尔加库斯领导的不列颠军队进行的最后一场大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事件。不列颠人的武装很陈旧：双轮战车仍在使用，这种技术已在高卢废弃了近200年，而他们的长而钝的剑，在与手持尖利短剑的罗马军队近距离肉搏中几乎毫无价值。这场交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1万名不列颠人遭到360名罗马人屠杀的溃败（或者，是塔西佗想让我们相信是这样的）。但是苏格兰没有被长期控制，到2世纪初，横跨泰恩河-索尔韦地峡的边界线已经建立，后来被称为哈德良长城；对于其他占领区，帝国边界在此处及沿着克莱德河和福斯湾一线的前沿位置之间波动。

在这个广阔的边疆地区内外，土著部落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罗马的影响。自由苏格兰的生产能力极为有限，尽管一些古老的山堡充当了生产和交换集中的部落中心，但很少的贸易发展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西部和北部的群落，直至设得兰群岛，仍然分散在孤立的聚落中，占据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地点，使用并有时修整已有的建筑。正是这些完全不同的北方部落，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自由联盟，名为皮克特人，即“刺花文身的民族”，意指在身体上装饰的悠久传统。从3世纪开始，皮克特人成为来自不列颠日益严重的威胁，并最终导致罗马在该岛的统治被摧毁。

公元82年，阿格里科拉站立在苏格兰西海岸，眺望着爱尔兰。“我经常听到阿格里科拉说，”塔西佗写道，“只要一个军团和一些辅助人员，爱尔兰就可以被入侵和征服。这将是一个优势，特别是在平定英国的时候，如果到处都能看到罗马人的武装，独立领主们就会被从地图上抹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爱尔兰仍然是凯尔特社会中唯一免于罗马奴役的地区。一些商人穿过爱尔兰海，到达都柏林湾海港和科克港，他们带来了许多小型饰品、相当多的奢华的萨摩斯陶器和一些青铜器皿；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奴隶、兽皮和著名的爱尔兰猎犬，但他们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凯尔特人一直将爱尔兰作为大西洋地区特色的捍卫家园持续建设，丰富的口头传说继续流传，远古的法律法规继续制约着人民的行为。因此，凯尔特人的社会就这样设法生存了下来，几乎没有变化地贯穿了这一罗马穿插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