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爱琴海文明在青铜时代末期的崩溃（第2页）

为了分析剧变的性质和原因，我们先前已经提及了公元前1200年之后时代的某些特征：伴随着巨变带来的居民大幅度减少导致某些地区几乎被废弃；人们转而在其他地区重新集中；一些移民的可能性；在迁往天然卫城的活动和接近那些早已防守森严地方的人群中，人们所体现出的一种不安全感。所涉及的其他特点是：起源于欧洲的新型武器出现，在某些实例中为确切的意大利类别；灾难发生之前，在一些遗址中出现的少量但具有重要意义的完全异域的手工花瓶（并且，在先前提到的地点中应该加上梯林斯）；同样，在某些实例中，最有可能是与意大利的具体联系；武士墓葬和火葬也出现了。

对于其中的某些方面我们将做进一步探讨，但在这之前，有必要确定一个时间顺序，尽管不精确，但也可以将不同的特征或变化纳入其中。这样的一个序列是大约40年前由富鲁马克在他对迈锡尼陶器的伟大研究中建立的，当时他提出了希腊青铜器时代文化晚期IIIC期的三个主要阶段，随后的资料证实了这是一个有效且有用的时间框架。自那时起，人们提出了各种附加的细分或阶段，但除有价值的局部改进外，尚未看到它们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适用性。富鲁马克三个阶段中每一阶段的持续时间，目前都只不过是聪明的猜测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须过多关注，除整个IIIC阶段开始和结束的日期外，它始于约公元前1200年，不过可能要晚一点，以约略的整数而言，大概结束于约公元前1100年。基于陶器风格的划分，可能具有更为普遍的有效性，表现为先是稳定期，然后是恢复和创新期，最后是贫困和衰落期。

破坏之后的整合

初始阶段，我们可以首先对勒夫坎狄的色洛波利斯遗址展开讨论，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再转而关注总体的埃维厄岛。虽然在这里和其他方面必须强调的是，除表面上的探索以外，该镇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勘探过，但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表明该聚落在公元前1200年的普遍破坏中受到了影响。然而，可以相当确定的是，在IIIC阶段开始时，整个山丘遗址都进行了筑防，经过了全面重建，当时它的人口大幅增加。埃维厄岛中部的其他遗址，看起来情况也是如此。这些“难民”的可能来源，如果他们是的话，则来自维奥蒂亚的对岸。这个新的聚落，在它被夷为平地之前，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足以进行地板的重新铺设，还有一些建筑的重构。据我所知，这场灾难可能普遍发生于该岛的中部地区。通过更常规的计划和略有不同的定位，几乎立即夷平废墟并进行了重建，这表明破坏者已经定居下来。

这些最早居住者所使用的陶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迈锡尼传统的，色彩略为暗淡，点缀较少，这是公元前13世纪潮流的延续。然而，在意大利南部一座住宅的一处被破坏的堆积中发现了一种手工制作的抛光杯，这是一个例外。这并非这种制品的最早亮相，因为在新移民到来之后的最早阶段，发现了一种类似构造的陶器。但是，主要形状却有所不同，杯子较浅，具有一个高拱形的手柄。它出现的数量很少；更受喜爱的是按照当地轮制传统制成的仿制品。在色洛波利斯遗址，这种器型的存在期很短，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出现在梯林斯、迈锡尼，以及阿戈里德半岛科拉库的后期阶段。因此，很可能埃维厄岛最初的“难民”中含有外国人：来此之后，他们可能与自己的家乡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就像上文提到的杯子所表明的那样，在同一处堆积中还发现了一把青铜刀，刀片的顶端具有非迈锡尼式的浮雕饰。是否有证据表明，在维奥蒂亚，这些外国人于公元前1200年之前就已经抵达并定居在那里，我们还无从知晓。

重建后的色洛波利斯被再次焚毁，这表明在公元前12世纪初期，动乱仍在继续。鉴于现有的证据不足，不可能说明它们的分布到底有多广泛。然而，可能有另外两个遗址大致在同样的阶段也遭受了损害，一个位于帕罗斯岛，另一个在埃利斯北部，它们彼此相距很远。提及IIIC早期对帕罗斯岛上库库纳里斯的占领和设防，人们认为它可能是避难聚落的一个案例，之后不久它就被烧毁了；但由于它与勒夫坎狄迥异的陶器风格，因此无法进行精确的年代对比。

对位于开法勒尼亚对面、科林斯湾入口处的设防卫城泰霍斯-迪迈恩而言，情况可能更为有利。相关资料的不足，给其年代的鉴定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但它连同许多的其他遗址似乎在公元前13世纪已被摧毁；之后可能像位于附近的爱奥尼亚群岛一样，它又接纳了新的抵达者，并在IIIC期加强了其防御。随后它再次被毁坏，但尚不确定这种情况是何时发生的，也不清楚此后该聚落是否继续存在。认为它被焚毁的时代和勒夫坎狄的可能大致相同，主要理由是基里克斯陶杯的使用，其形状和装饰风格完全相同，都属于这两个遗址的破坏层。同样令人怀疑的是，在泰霍斯迪迈恩发生的灾难中，有一把与意大利记录类型有关的刀上烧焦的刀柄，其保存状态非同寻常；但人们不能确定是哪一次灾难。然而无论是哪个年代，仅它的存在就有助于加强那些人所持的主张，即认为科林斯湾是此类进口青铜器进入希腊的一条重要航线。

克里特岛的情况表明，在IIIC早期阶段，类似来源的武器继续流通。更多的证据来自科斯岛的战士墓穴，随葬品有瑙维二代剑和短插槽的矛。另一类似的矛头，是从附近的塞拉吉里奥聚落找到的。在另一座墓葬中，随葬有一枚带有雕饰的扣针，也与意大利的或欧洲的相似，可能属于这一早期阶段。

然而，在罗得岛，尽管已经发掘出大量坟墓，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种明显非爱琴海种类的武器，不过圆柄刀可能是一个典型。然而，那里可能存在另一种非战争性质的欧洲联系：在一个墓穴中保存了两颗特殊类型的琥珀珠子，其名称来自在蒂林斯发现的窖藏中串在金制“车轮”上的珠子的形状。这件文物，无疑起源于欧洲，年代很早，由此，可能与同一窖藏中另一把早期类型的瑙维二代剑大致同属一个时代。在科斯岛的墓穴中，也随葬着其他不同形状的琥珀珠。这种琥珀的出现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当然，琥珀在希腊并不新奇，但对发现于希腊和各岛屿上的这种材料的物体进行详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在IIIC期到达希腊，特别是爱奥尼亚群岛的数量明显增加；人们认为，这与其他的证据表明了一条通往亚得里亚海的航线。最起码，说明这种商品有了新的供求关系。它可能还意味着戴着此类珠子的妇女的到来，她们陪同着那些存在证据已被阐述的外国战士。

辛克莱·胡德最近提出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看法可能是支持这种观点的，即埃及沙卡拉拥有琥珀珠项链的9座墓葬，可能是随同应募加入埃及军队外国雇佣军的那些妇女的墓葬。这些墓葬是墓地的一部分，可追溯至第十九王朝，有用蒲席包裹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它们都是土葬结构，这是一种与埃及人习俗不同的埋葬方式。据称，这些形状的琥珀珠在中欧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都有发现。如果在希腊发现的这些琥珀珠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人妻子的所有物，那么它们在厨房设备和烹饪方式领域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后来发生的事情。不过，人们最终发现，在黏土结构的中央炉膛覆盖着一层碎陶片，这是住宅及其烹饪设施的一个特点，那时在色洛波利斯遗址，显然也在梯林斯，正是这种与非迈锡尼相类似的新事物。

科斯岛和克里特岛上的，以及另一座在纳克索斯岛上至今尚未提及的属于这一阶段的战士墓葬，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些战士拥有新型武器装备，包括我们所补充的，证实在阿哈伊亚和雅典具有非爱琴海特征的护胫甲，他们留了下来并已定居，甚至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接管了控制权，那么他们是否该被视为入侵者？或者，他们是迈锡尼人和米诺斯人，已经认识到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战斗方法的价值，并因此获得了装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外国种类的武器最终会取代那些具有爱琴海风格的，尽管它们当时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并且似乎同样有效？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不确定，甚至存在争议，但这些问题本身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一个新的尚武阶段。

在我们离开这一阶段之前，还有另一项创新需要引起关注，尽管其意义尚未获得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那就是小规模火葬的采用。在克里特岛已经提到过这种做法；在阿提卡的佩拉蒂墓地，以及在罗得岛和科斯岛的那些墓穴，也出现了这种做法，这些地区与阿提卡东部都有着密切联系。没有明显的社会联系，它的起源地也不明显，但主流观点还是倾向于安纳托利亚是在这一时期和较早时期实行火葬的。一旦引入，它会零星地持续存在于同一地区，在克里特岛东部和中部可能更为频繁。

之后，公元前12世纪的最初阶段继续经历了一些变乱，但它们还不足以严重到阻碍相当长距离的互联互通。例如，克里特岛人和塞浦路斯人的物品到达了佩拉蒂，来自近东的小件饰物也一样；克里特岛人的花瓶也被进口到多德卡尼斯群岛，在那里它们对当地的生产产生了显著影响。

恢复期

然而，更为稳定的时代必定具备随后的IIIC中期阶段的背景，当时，更为自由的交流使得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在其他地区，有时是遥远的地方得到反映，尽管仍然普遍存在一种潜在的强烈地方主义。与塞浦路斯的联系日益增强，爱琴海对该岛的影响更显而易见，胜过它对佩拉蒂和其他地方的少数物品的出口。黄金和其他珍贵材料仍然非常稀少，几乎没有明显的财富增加迹象。爱琴海大部分地区及其海岸地区的复苏，在其艺术作品的广泛复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种艺术仅保存于陶器之上。

关于这种有把握的显而易见的例子，我们可以再次转向色洛波利斯，那里不完全的破坏对该阶段规划得相当有序的城镇造成了一些损害。地层中的陶器，虽然大部分是碎片，但说明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此处和其他地方，一个突出特征是绘画表现形式的重新采用，在公元前1200年的动乱之前，这里的绘画基本上已失去活力，之后几乎停止。而现在它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生命力，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鸟类（显然是一个流行的主题）、不同物种的动物、神话中的生物，以及人类的活动。色洛波利斯的大多数陶器都是非常破碎的，但是有一个完整无缺的花瓶：一个大的长细颈瓶，中心构图描绘的是两只鹫头飞狮正在喂养它们巢中的幼仔，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动物，展现了新一代艺术家的新奇幻想和自信的绘画技巧。很显然，他们没有碰见过狮子，因为其画像酷似牛头犬，但是有关人类的绘画却颇有造诣。其中一个片段描绘了一名战士，他身穿流苏褶叠短裙，腰间别剑，身着护胫甲，令人忆起迈锡尼著名的、大概同属一个时期的陨石坑，里面有两个战士的画像记录，其中一个戴着角盔，这是我们所能想起的一个特征。正规的图案也包含了相当广泛的设计，尤其是所谓的“对照流线图”样式，它广泛传播于大片地区：在迈锡尼是较小程度的，在克里特各岛和塞浦路斯，其影响是巨大的，并且为长距离运输的想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识。

这些风格的陶器沿着埃维厄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岸线，向北延伸到塞萨利的沃洛斯。

然而，在更远的南部，佩拉蒂墓地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反应，或许主要是由于其钟爱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希腊古罐，将它作为随葬品，而在埃维厄岛上对这种容器很少青睐。佩拉蒂的居民显然找寻到了他们的制作模型，主要是从多德卡尼斯群岛进口，并可能通过同一渠道获得了进口的克里特花瓶。这些岛屿上的陶器，尤其是罗得岛和科斯岛，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具有精美章鱼纹装饰，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希腊古罐。在这些古罐上，他们绘有野生动物、鸟类、鱼类，甚至刺猬，主要是作为章鱼触须之间的填充美化物。克里特岛显然是这种风格的起源，在那里，章鱼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主题，其描画精心制作于IIIC阶段。进口到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此类样式被模仿，并给予进一步的装饰润色。这一地区的墓葬品，着重于对瓶饰形状的选择，特别是希腊古罐，从而导致了对某些特征的过分强调。现在从塞拉吉里奥聚落的陶器中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装饰图案种类繁多，尤其是在陨石坑，其承载着在色洛波利斯已经接触过的那些主题：鸟类、山羊、鱼类和罕见物，以及在这里描画得较为贫乏的人类。

这种对陶器的重视，如前所述，部分是由于其他证据的匮乏；那里没有像塞浦路斯那样有着保存至今的象牙制品，也没有显著的黄金珠宝样品，在那里也没有发现有关印章制造业连续性的证据。无论这一观点受限的程度如何，陶器依然提供了对于时代风气的洞察，更具体地讲，它表明了当时的环境允许艺术发展在交流中广泛传播，这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

环境展现得更为稳定，其中一部分从先前的破坏中有所恢复。然而，军国主义和战争仍然是一个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即墓葬品，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几乎没有包含什么武器。在色洛波利斯、迈锡尼、梯林斯和其他地方的战士画像，都表明了这种状况。色洛波利斯的身穿褶叠短裙的战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迈锡尼陨石坑一侧的士兵画像记录。遗憾的是，他的头部缺失，无法表明他是否像他们一样，是戴着一顶角盔，还是戴着那种轮廓尖利的、像刺猬毛皮的头盔，即迈锡尼花瓶另一面所描绘的战士们所戴的那种类型，并且经别处证实，譬如梯林斯，是作为手持长矛士兵的头饰，在这里，是安置于战车上的。

战争的一个新方面，更确切地说首次被证实的一种新表现，展示于最近在罗克里斯的利瓦内斯海岸遗址所发现的这一阶段的两个碎片上：全副武装的战士正在船上作战。随着发现于克里特岛、阿哈伊亚，可能还有梯林斯，以及其他不确定地区的瑙维二代剑的到来，在这些方面还可以补充进来武器的更新。

最后，有证据表明，在IIIC中期这里遭到了破坏：部分发生在色洛波利斯；一次可能是在稍后的迈锡尼卫城内，那里的谷仓被烧毁；另一次是与之同时代的阿戈里德半岛的科拉库小镇。这些事件是如何按时间顺序与所记载的梯林斯的几起破坏事件相关联的，目前尚不清楚。在较远的地区，对于米洛斯岛上的菲拉科庇遗址和科斯岛上的塞拉吉里奥城镇的占领似乎已经结束。在克里特岛上，帕莱卡斯特罗的卡斯特里和重新使用的费斯托斯旧宫殿的一部分，以及干尼亚的重要城镇已被废弃，虽然尚不确定是在哪个阶段。

此外，聚落证据的缺乏也阻碍了对这一阶段动乱的范围和严重性的全面评估。这种破坏可能像以前一样彻底，并对更远的地方造成了广泛影响，例如，塞浦路斯各主要中心就可能遭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在这一时代，即使迈锡尼文明继续存在大约30年，也不会有任何恢复。米诺斯文化传统大多保留在山顶，那里的内陆聚落是孤立的，它们受到的影响很小；但在岛屿的西端，有证据表明聚落被大量放弃。

在佩拉蒂，墓葬继续存在的时间和与之有一定联系的色洛波利斯的使用期一样长，但随后就停止了。在罗得岛上，对旧墓地的最后使用大约同属一个时期。

在迈锡尼，几乎没有被使用的确凿证据。而最近的一次独特发现是在不远处的阿戈里德半岛的干尼亚，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图木卢斯古坟，其中的罐子里装有火葬遗物，这强烈暗示着来自其他地方新事物的到来。再往南，梯林斯和亚辛残存聚落的规模尚不清楚，但可能已经大大缩小；就像迈锡尼一样，它们很可能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就已经建造了小型社区。最后，阿戈里德半岛的陶器也变得低劣无光泽，仅保留了最简单的装饰。

阿哈伊亚以及更重要的开法勒尼亚墓地，又继续使用了多久，这是很难估量的，尤其是在那时已经发展出一种完全具有地区特色陶器的爱奥尼亚群岛。从欧洲进口的一种最新事物，可能是一种多环扣针，其类型与在克里特岛卡尔菲发现的相同，这个聚落可能一直持续到这一时期的结束。间或有人认为，开法勒尼亚的墓地持续的时间甚至更长，很可能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位于麦西尼亚南部，皮洛斯附近一座墓的随葬遗物，证实了在那一地区相当持久的占用，大概从IIIC第二阶段的晚期（其简陋的绘画陨石坑），或许一直延伸到恰好这一时期结束，因为某些花瓶已经采用线性主题作为装饰图案，这是麦西尼亚铁器时代早期陶器的一个独有的特征。这些带有转矩把手和鸭头螺旋形饰物的青铜筛或滤器，与中欧具有牢固但较晚的联系。

崩溃

导致迈锡尼文化最终崩溃的原因尚不清楚。那里的人口的确急剧下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时代。艺术和经济上的贫瘠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一个小规模社会不难获取生存主食（橄榄、大麦、葡萄、鱼和猎物）的地区，这样一种低水平的生存是很难解释的。进一步的毁坏以及可能的突袭似乎是必然存在的，类似灾难曾再次降临到塞浦路斯社群，那里的恢复期就被过早地中断。这一时期出现了快速下降。

某些共同的特征，使得德斯伯勒能够定义他所说的遍布大陆广大地区的亚迈锡尼文化。但这一术语的含义并不恰当。与过去的连续性几乎完全限于残存的一种极为低劣的迈锡尼式陶器，但即使在这一范围，也过度强调了装饰过的花瓶。如果我们转向标准化的炊器，从它所采用的手工制作和抛光质地，以及其略呈袋状的形状，我们就会发现，这在当时绝对是外来品种。可惜的是，我们恰恰缺少地层遗存证据，不能说明厨房发生了怎样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对应的还有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员。确实，正如德斯伯勒强调的那样，重要的不仅是新特征，而且还有旧特性的丧失。比如，迈锡尼的“纽扣”已然消失，据推测，当时由于服装的改变，已经不再需要了。

单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人口数量的巨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包括非迈锡尼血统的种族的到来，是很容易发生的。这种变化，无论其程度如何，都是很有可能的。

迈锡尼时代已经结束。可以确定来自它的某些连续性；最显著的不是来自手工制品，而是存在于更基本的语言和宗教方面（至少部分如此），特别是存在于过去的神话和传说中，保存在连续的但不断修改的吟游诗人的故事中，其中两部是以荷马之名为我们保存下来的。

[1]瑙维（JuliusNaue，1835—1907），德国考古学家、画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