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石器时代2（第2页）

最近的一项研究试图调查已发现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细石器中，是否可以检测到任何区域性模式，这些细石器在功能上可以被认为是一样的。通过使用复杂的统计方法，细石器类型的大部分变化被证明是随机的。然而，某些模式在中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存在。某些区域似乎对特定形状的细石器有明显偏好。这很可能与中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文化边界和地域性的建立有关。通过研究其他文物类型的分布情况，显现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在中石器时代晚期被划分为三个主要地区，即日德兰半岛、丹麦东部岛屿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每一个地区都有独特的传统。丹麦东西部之间的边界由不同的遗物分布来标明：在菲英岛以东没有发现某些类型的鱼镖、骨梳、T形鹿角斧、基本的装饰图案；其他文物，例如某些类型的石斧，在日德兰半岛没有找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墓葬仪式、骨质鱼镖和埃特博莱陶器图案设计等方面与上述二者也明显不同。

社会界限还可以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加以观察。来自西兰岛东部埃特博莱遗址的片状斧具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它们的对称性和切削刃的厚度各不相同。这三个主要变量显示了清晰的空间格局，这很可能反映了社会群体的界限。显然，我们不仅有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而且在中石器时代晚期还出现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地理。

艺术

如同在任何时期一样，我们很难在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划清界限。正如我们看到的，中石器时代的工具所显示出的制作方法，即便不属于我们称为“艺术”而不是“手艺”的创造力领域，也通常徘徊于它的边缘。做工精细的燧石器和莱彭斯基-维尔（LepenskiVir）遗址的房屋都表明，即使是最实用物品的制造，也体现出一种美感。

通常只有当我们对某些史前遗物的功能知之甚少时，才会将其作为艺术品描述。阿济尔彩绘鹅卵石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鹅卵石主要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遗址，距今约1。1万年。它们是小型的、扁平或圆形的卵石，主要是从河中挑选出来的蓝灰色片岩，然后再绘之以色彩。这种装饰风格的形式是点、线或偶尔加以较为复杂的图案，如V形和十字形。这些图案没有关于动物的描绘，也没有任何有代表性的实际意义。这些鹅卵石大多来自比利牛斯山麓丘陵地带玛达依勒的洞穴或隧道，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同时被发现。虽然我们将这些描述为“艺术品”，但它们并没有我们在“技术”情况下对鹿角鱼镖或编织渔具的讨论中如常规要求的那种风格或模式。但是这些鹅卵石有其自身特有的美感，关于它们的用途也充满了神秘感。也许它们是作为搞定猎物的标记物，或者构成了早期的计数系统；它们可能被用于宗教或仪式活动。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将它们视为“只是好玩的涂鸦”这一观点是错的；这项研究表明，这些绘制是有顺序的、有模板的。例如，已经识别出16幅不同的基本图案，但仅使用了可能的246种二元组合中的41种。来自不同遗址中的鹅卵石遗物图案频率明显不同，例如，在玛达依勒遗址，点占主导地位；而在罗切达雷的鹅卵石上，线是最为常见的。

在莱彭斯基—维尔遗址中出土了另一种中石器时代的艺术品，基于圆形石头建立的一种艺术传统，但比例令人印象深刻。在梯形房屋的废墟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醒目的砂岩巨石雕刻，其高度从20厘米到60厘米不等。其中许多都是纯粹抽象的图案，有的是几何的；有的则是人形的，浓密眉毛、耳朵、鼻子和宽大嘴唇的面孔令人印象深刻，它们通常被描述为半人半鱼；更多的没有固定形状。这些简单图案的力量是巨大的，使我们得以一窥莱彭斯基—维尔的渔猎先民的神话世界。

对于制造艺术品的有机材料，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北欧被水淹没的遗址。近几年，最重要的发现是来自曲布林湾遗址（TybrindVig）被淹没聚居地的木质船桨。该船桨的表面被雕刻或压制有一幅优美的几何图案，内部填充着棕色的颜料。该图案本身在中石器时代是极为独特的，引起了人们对视觉丰富性的联想，我们只能通过这些幸运的发现才得以一观。

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已经发现了许多装饰过的鹿角物品和骨器。雕花或纹孔技术被用于建立几何图案。这些图案中的大部分是由偏菱形、正方形、菱形和倒钩线等基本形状构成的。有时会发现更复杂的网格纹，偶尔还会找到有代表性的雕像。在装饰对象中，可以识别出一些空间和时间图案。在马格尔莫斯（Maglemosian）文化中，经过装饰的物品主要是骨器和尖锐的鹿角工具。在孔格默斯（Kongemose）文化和埃特博莱文化中，鹿角斧和长的鹿角柄也被装点过。同样的，正如上文关于社会界限的讨论所指出的，有些图案的地域分布是有限的。

出土于瑞典南部肖霍姆（Sj?holmen）遗址的一件遗物取自一只马鹿鹿角，它被充分地研磨过，以准备在表面进行雕刻并突出由鹿角的主干和分叉所形成的“Y”。这件鹿角的表面覆盖有复杂的图案，包括偏菱形和六边形；在这些图案中间，存在两种动物形态，似乎是鱼的图像。这些鱼有着细长的身体和可能是鳍的斜线。这件遗物是否曾经是一个多用途物体的部件，这是很难确定的；在“Y”对面处，残留着一个柄孔，似乎又表明它是一个组合物品的一部分，但雕刻表面没有明显的磨损。

动物雕像是罕见的，而且正如上述例子中假想的鱼一样，它们可能是非常抽象化的以至于难以识别。已知的是一些鹿形雕绘，例如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于斯塔德（Ystad）镐头上的马鹿。拟人化的图案颇多，而且往往相互混杂，它们实际上属于几何图案。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一些动物雕像很有名。这里有一套用琥珀雕刻的小物件，包括野猪（或熊）和鸭子。野猪雕像再次展现出几何图案的普遍性，因为这些图案都刻于它的侧面；而鸟的雕像极为精致，可与雕塑大师布朗库西（Brancusi）的任何作品相媲美。来自更远的北方，存在着雕刻麋鹿头的传统。在奥列内斯特罗夫斯基墓地里，有很多这样精彩的麋鹿头雕像。这类物品是否具有任何实用价值尚不得而知。它们可能是象征权力或财富的符号，也许牵涉到交换网络。它们无疑再次证明了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观察力和创造技能。从维斯1号（VisI）遗址中已经发掘到了一件漂亮的麋鹿头木雕。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件雕刻是木制滑雪橇上的制动器。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试图划定中石器时代实用主义和艺术之间的界限是徒劳的。

为了最后一瞥中石器时代的艺术，我们回到南欧，简要回顾一下西班牙黎凡特（Levant）的岩画。争论的焦点是这种艺术能否被描述为“中石器时代”。更有可能的是，它是在西班牙沿海低地农业经济已经建立之后创建的。但是在高耸而崎岖的山脉中，我们发现了这一艺术，这也许表明中石器时代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很可能经由那些农民在特定的季节，或者是通过不同的人群延续下来了。（对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在本章中并没有提及——这会在术语上不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区别对待过去生活方式的意义并不大。）因此，认为这些艺术是新石器时代的，而不用本章中的提法，这会忽略掉术语上的不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依据过去的生活方式，这些区别还是略微有点意义的。在这里讨论它的另一个原因是，艺术品的主要表现主题是狩猎和收集活动，因此，它为人们研究这些史前欧洲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信息，对此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与其试图总结这一传统，倒不如简要概述四幅画，以领会这一艺术的美和学术意义。

第一幅画，是在之前讨论狩猎技巧时提到的来自奎沃-德沃斯-卡巴洛斯（CuevadelosCaballos）的驱赶马鹿的场景。大多数狩猎场景都是这种类型，被简绘成小型木棍形状的、佩有弓和箭的很多男子在狩猎成群的鹿、马或野猪，追逐的兴奋使画面充满活力。猎人往往把动物驱赶到弓箭手的伏击圈中。来自加苏拉（Gasulla）峡谷雷米吉亚（Remigia）洞穴遗址的一幅画，描绘了一只受伤的公牛追逐未能将猎物杀死的猎人。在阿拉纳（Arana）洞穴遗址，有一幅男人或女人收集蜂蜜的描绘图：他或她正爬上一棵树，也可能是一架绳梯，一只手臂伸出去从蜂巢中收集蜂蜜，周围是成群的蜜蜂，而另一只手则拿着收集罐。对于整个欧洲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来说，这种采蜜活动一定是一种经常性的，也许是一种日常化的活动，在这点上，我们只能大致解读一下。在格拉霍斯（Grajos）峡谷，我们看见了一幅美妙的描绘舞蹈场景的画。20个女人和几个男人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些女人摇摆着她们的臀部，而其他人则将手臂挥舞向空中；所有人的脚部似乎都保持不动。第三种类型的群体活动，是雷斯-多格斯（LesDogues）的一幅图画，展示了两组弓箭手之间的对抗。其中一组似乎有一名指挥者，他的头上戴有一顶饰有羽毛的帽子；他的队伍正在遭受另一大群身材稍小的弓箭手的攻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为了捍卫领土而进行的仪式化的战争还是血腥的战斗。不管是什么，这一幕，连同群体舞蹈和合作狩猎，都使我们对欧洲中石器时代欧洲的群体社会生活有了难得的了解。

社会经济组织与变革

在考察中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时，我不得不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技术、生存、聚落、社会和艺术。当然，这种划分是人为的，因为所有这些领域都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这样为了学术便利而做出同样的划分。当我们思考中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化时，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最为明显。在提供中石器时代的总体情况时，我特意将来自不同领域和阶段的材料结合在一起。但必须认识到，中石器时代并不是欧洲史前史的一个停滞时期，而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北欧的情况尤为如此。在南欧，中石器时代的关键似乎是连续性而不是变化性；这一点从弗兰克西洞穴等遗址中长期、连续地使用过的地层中就可以明显观察到。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不断调整的、动态的社会经济组织图景。如果我们把中石器时代的早期〔马格勒莫斯（Maglemose）期和孔格默斯（Kongemose）期〕和后期（埃特博莱期）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许多差异。维持生计的活动似乎有所增加；开发资源的数量和多样性也有所增加。特别是，有迹象表明，后期的人们对沿海和海洋资源的关注度更高，许多“代价”非常高的物种被开发，例如贝类。然而，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冰期后早期的海岸线现在大部分被淹没了，因此，中石器时代早期沿海资源的开采程度可能比目前认为的更高。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海岸周围的水下勘测，已经开始寻找被淹没的中石器时代早期临海聚落，以备将来进行发掘。

与这种生存方式的增强相关的，是工具组合的多样性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加。在中石器时代晚期，箭镞的种类更多了，每个箭头似乎都专用于特定任务。同样，与诸如鱼钩、渔网、鱼梁和鱼叉等水生资源相关的技术也有所增加。第三个相关的变化是遗址类型的数量和范围。与早期相比，埃特博莱期拥有更多知名的遗址。这可能既反映了人口的增加，也反映了维持生计手段的多样化，从而建立了许多更专门的遗址类型，每种遗址都用于在特定季节开采特定资源。

更进一步的变化涉及社会组织。由特定遗物类型分布所确定的文化区的空间面积，在整个中石器时代似乎有所减少，这可能表明领土正在变小，并且（或者）需要更清晰的定义。同样，墓地在中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并且很可能也与人们日益增加的领地意识有关。

通过将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并结合我们对环境变化的了解，我们可以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文化演进进程提出一个可能的设想。可用土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可能严重增大了人口密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觅食者可能需要使其生存基础多样化，特别是开发以前曾被忽视的那些资源，这将需要一系列新的技术。这种压力导致的进一步结果，是领土流动性的降低和界限的日益模糊，也有可能是更强烈的防卫。

这种资源压力的增加迫使中石器时代猎人进行改变的情况，应辅之以中石器时代社会内部动力的变化，而不论环境变化如何。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资源丰富的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争夺声望和权力的激烈社会竞争。这可能是支持技术创新的动力，使得更多的资源得到开发，从而创造盈余。在诸如修建鱼梁、储存食物等技术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很可能导致了领土界限的划定。这两个变化过程——由人口或资源失衡和内部权力竞争所造成的压力——很可能同时发生，并且以相当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以外，中石器时代的欧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例如布列塔尼（Brittany）半岛的莫尔比昂（Morbihan）地区，在那里发现了奥埃迪克（Hoedic）和特威克（Teviec）墓地遗址。在这些变化过程的核心，我们可以设想中石器时代的个体觅食者就如何行动做出决定。目标是在正视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维持已达到的生活水平。这种决策同样也是表明中石器时代终结过程的核心：农业经济的采用。

小结

我们该如何总结中石器时代？这是欧洲狩猎采集者改写的辉煌终曲，还是后来史前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序幕？或者，它本身就是一出戏，由于它的独特存在，既不需要引用它之前发生的事情，也不需要提及它之后发生的内容。也许我们应该试着将其视为这三者的全部。这是一个有着诸多复杂线索的时期，我们才刚刚开始揭示和理解它。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单一的图景来表示中石器时代，我们就不能选择特定的环境类型、聚落体系，或社会经济组织。在整个欧洲中石器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变化都很大。所具有的唯一常量是在个体觅食者的层面上做出决定：该生产哪种工具、要开发哪些资源，以及要建立什么样的群体关系。此类决策是基于可用选项的不完善信息，在社会传统的影响下以及人类头脑中固有的创造性而做出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决定，以及许多计划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后果，中石器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才浮现出来。正是这些日常，甚至是每一分钟的决定——就像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们在日常工作中所做的那样——才创造了欧洲史前时期最关键的转型期之一。

在此，我谨向克里斯·史卡瑞（ChrisScarre）博士、彼得·罗利-康威（PeterRowley-wy）博士和比尔·芬利森（BillFinlayson）博士致以衷心的谢意，他们阅读和评论了本章早期版本的全部内容；同时，我一并衷心感谢佩特拉·戴（PetraDay）博士，他就有关植被和植物资源的章节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