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石器时代2（第1页）

第三章中石器时代2

来自南欧的一个重建生存—定居模式的实例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表明“文化”概念的消亡对遗存变化解释的有效性。在西班牙北部海岸，发现了属于同一时期（距今9500年至8500年）的两种“类型”中石器时代遗址，它们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标签，即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n）文化和阿济尔（Azilian）文化。例如，“阿斯图里亚斯文化”一词适用于取自里埃拉遗址第29层的材料，可追溯到距今8350至8950年前；来自乌蒂亚加（Urtiaga）遗址的C层的材料则可追溯到距今8530至8870年，被称为“阿济尔文化”。差异部分在于工具堆积物。相比阿济尔文化遗存，阿斯图里亚斯文化遗物具有较少的打制品和背刃式石刀，以及较多的重型器物，如鹤嘴锄和斧子。阿斯图里亚斯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低地和河口，而阿济尔文化遗址则遍布整个低地和高原地区。动物遗存的内涵也各不相同：阿斯图里亚斯文化总是以马鹿为主，狍子和野猪出现的频率较低；而阿济尔文化则显示出较大的变化。在高山地区，他们都以野山羊为主。传统上，人们把阿济尔和阿斯图里亚斯遗址分类为不同的人类群体、不同的文化。然而，它们更有可能是同一生存—定居模式的两个组成部分。阿斯图里亚斯遗址可能是用来处理来自大本营的大量废料，而阿济尔遗址则是进行各种狩猎、采集和捕鱼活动的地点。但这一生存—定居模式的其他要素，例如大本营，尚未被发现。

觅食决策当“重建”这些生存—定居模式时，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因为强调他们进入常规的季节性轮换，就忽略了中石器时代觅食者还拥有极其灵活的生存策略。虽然他们大部分的生存策略可能已经转向常规化了——春天等待迁徙的鱼类，夏季迁移至内陆地区——但他们觅食行为的效率不得不建立在准备应对新机遇或应付资源意外短缺的基础上。为此，他们要依靠对周围环境的了解，并不断更新其“信息库”，以了解各种资源的可用性和位置。因此，与其从季节轮换的角度来考虑中石器时代的生存策略，倒不如从一个更合适的角度把它看成个人和群体对于在什么时候开采什么资源的一系列选择。

我们可以将这些决策视为“互补选择”（要迁移到哪种类型的生物圈，如内陆森林或海岸），或者“猎物选择”（要在哪些片区中一次利用哪些特定资源）。在做出这样的决策时，觅食者会收集和处理许多有关他们当前需求以及可能来自不同片区或猎物类型的回报等信息。他们会一直试图在利用不同资源的成本、收益和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成本是指狩猎或采集资源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收益是就肉类和原材料的回报而言；风险是指付出很大努力却没有得到回报的可能性。例如，如果一个猎人成功地杀死了一只马鹿，那么肉、兽皮和鹿角的收益将相当可观；但是猎杀马鹿是一项有风险的活动：人们可能找不到马鹿的踪迹，或者在射击时没有击中，抑或在受伤和垂死的动物逃跑后没有找到它的尸体。相比之下，收集软体动物就没有这样的风险，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大量发现。然而，如果想要收集足够的物种来烹调一顿像样的饭菜，就必须投入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阿罗德5号遗址从这种决策、成本—效益—风险的角度，可以理解中石器时代的许多生存行为和技术。举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对阿罗德5号遗址（距今约6860年至6540年前）的一个简短思考，来完成对中石器时代的生存和聚居地的研究，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中部早期的一处靠近大西洋的定居点。这一遗址的动物遗存证明了动物利用的广泛性，以马鹿、麋鹿、狍子和猪为代表。该遗址似乎是一个狩猎营地：在那里，猎人根据与上述动物的遭遇概率，去搜寻这些动物。遗址中每一种动物的数量表明，人们在狩猎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获得了大量的肉类和原材料。人们似乎更喜欢搜寻大型的和较难发现的物种，例如马鹿，捕获概率较高但体型较小的狍子可能就被放弃了。鉴于这种对陆地狩猎的关注，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该遗址位于一座小岛上的沼泽区，距最近的坚固的陆地也有400米。然而，这个位置非常适合设置捕鱼工具，以捕捉在该遗址发现的鲈鱼、欧鳊和丁鲷。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捕鱼器在提供食物方面可能比狩捕大型陆地猎物要稳定得多，因为与之相关的风险很小。因此，觅食者可以承受去冒险追捕马鹿，但是很有可能空手而归的风险；因为捕鱼工具确保了食物的供应。

人口与社会

人们一致认为中石器时代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但是对人口密度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进行这种评估的困难，以及贯穿欧洲中石器时代可能的变化模式，这种差异不足为奇。每平方千米平均人口密度极有可能在0。5到0。005，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可能相对较高。中石器时代的德国西南部，可以说明估算过去人口规模和变化速率的难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距今约8000年前（即中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之间的界线）遗址数量的显著减少。这可能反映了人口规模的缩小。然而，由于当时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植被多样性的增加，因此遗址数量的减少可能也反映了居住方式的变化。很有可能，狩猎采集者对新环境做出的反应是居住在较少但较大的定居点，或者将定居点位置限制在特定区域。

与文献记载的狩猎采集者类似，人口的社会组织很可能按等级结构分为三个主要层次。最基础的应该是家庭群居。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成员都会聚集在一起，组成规模为25人到100人的群体。然后，这些将被关联到覆盖广泛区域的网络中。这一网络中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将通过拜访和定期聚集来维持，届时信息、货物和婚姻伴侣可能会通过交换取得。然而如同生存模式和技术一样，人们还必须认识到，在整个欧洲中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部分原因在于，像技术一样，社会组织是中石器时代觅食者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手段。关于中石器时代人口和社会组织性质的推测很容易，但难以找到确凿证据，最好的证据之一是埋葬的死者。

正是在中石器时代，欧洲出现了第一处墓地。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们被以各种方式埋葬。但只有在中石器时代，正式的墓地才被建立，其中最大的包含有数百个人。这些墓地的存在和内涵为中石器时代提供了许多观察角度，我们可以重建社会的人口结构；了解人们的健康状况；推断出与死者一起放置的人工制品的社会结构与象征意义。

墓地墓地是中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现象，平均年代为距今约6250年前。在中石器时代早期，埋葬仍然具有个人性质——至少还没有发现墓地。墓地的出现似乎代表了欧洲史前时期的一个独特事件，也许是在距今约6500年前的时候，人口总量超过了一个临界点。墓地及其反映的“复杂”社会，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或大的湖泊与河流附近。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些地区本身就是最丰饶的，因而最有能力养活大规模的人口。有些人认为，这导致人们需要去标记，甚至是捍卫许多以前的人们通过利用祖先的存在（即经由安葬）而取得的领土。

墓地的大小显示出明显的变化：最大的两个是卡累利阿（Karelia）的奥列内斯特罗夫斯基（Olerovski）墓地和葡萄牙的卡贝科-达-阿鲁达（CabecodaArruda）墓地。这两处墓地都各自发掘出170多座坟墓。然而，大多数墓地都只有20～60座墓。在试图计算墓地的实际大小并进行适当的比较方面，存在诸多困难。通常很难估计一个墓地使用的时间跨度，以及逝者被安葬在墓地的概率。一些墓地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这仅仅是因为它们被使用的时间较长，还是因为它们与更大规模的人口有关？同样，对各个墓地之间进行的比较也面临着这些墓地之间保存状况的显著差异，以及考古发掘的程度和细节等种种难题。

古病理学人骨中最令人关注的资料类型之一，是关于过去人口的健康状况。人骨能够展现出多种疾病和损伤。特别常见的是关节炎和龋齿，但也包括其他的病状，如多孔性骨质增生、釉质发育不良症、佝偻病和骨质疏松。不同人群之间病理强度和类型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与定居群体有关的墓地，比如斯凯特霍尔姆遗址、维德贝克（Vedbaek）遗址和弗拉萨克（Vlasac）遗址，其中的成员很少有龋齿，但有多种其他病理状况，而且在活着时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相比之下，与流动性较强的人群有关的墓地，譬如乌佐（Uzzo）洞穴遗址、阿伦-坎迪德（Arenedide）洞穴遗址和莫伊塔-多锡巴斯提奥（MoitadoSebastiao）遗址，这些墓地成员患龋齿的频率很高，在某些情况下高达50%，然而他们活着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则要健康得多，几乎没有骨骼病理的证据。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差异与在长期定居生活造成的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大量增加而引起的卫生问题有关。

这些中石器时代墓地的许多人骨都有被抛掷的尖状器造成的伤害痕迹。它们被发现时尖状器通常还牢牢嵌在骨头中，这很可能是导致这些人死亡的原因。例如，维德贝克遗址的19A号墓中，有一具男性骨骼的第二和第三胸椎之间嵌有兽骨尖状器，而在7号墓中则是梯形尖状器嵌入在长骨中。在斯凯特霍尔姆遗址中，一具成年男性的遗骨被存放于现在被编为13号的墓中，其骨盆中嵌入了一枚横向箭镞，表明他的死亡是由箭镞刺穿腹部引起的。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来解释这些伤害：它们可能是由于狩猎事故造成的，当时一群猎手们正在围猎大型有蹄类动物，如成年马鹿；或者，可能涉及个人之间的战斗；第三种可能性是，这些病理学创伤源自群体之间有组织的战争，如下文将要讨论的西班牙黎凡特（Levantine）艺术绘画所示。

随葬品与丧葬仪式从遗骨到随葬品和丧葬方式的角度，我们再次发现墓地内以及墓地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墓地内的变化可能与人群过去的社会组织有关，而墓地之间的差异可能涉及有关群体的特定传统。我们可以将维德贝克遗址和斯凯特霍尔姆1号遗址做个对比。在前者中，所有17座墓坑都是同样的简单形状——一个在地表以下0。5～1米的槽形土坑。它们平行排列；除3座墓以外，其他都是单人葬。除1座墓外，墓主都是呈仰卧的姿势，双脚并拢，双臂放在身体两侧。然而，在斯凯特霍尔姆1号遗址，丧葬习俗形式繁多，包括火葬、坐姿葬、仰卧葬或俯卧葬、侧身屈肢葬（侧身，膝盖向上弯至胸部以下），以及一系列的扭曲姿态。

除丧葬仪式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外，我们还可以运用斯凯特霍尔姆遗址的多个墓地来观察丧葬仪式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因为在1号墓地和2号墓地中所使用的丧葬仪式存在着值得注意的明显差异。斯凯特霍尔姆1号遗址最常用的是侧身屈肢葬，但2号遗址中却没有；坐姿葬也同样未见。在斯凯特霍尔姆2号遗址中，随葬品的数量有所增加，下葬似乎是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的，这与早期墓地的明显随机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在斯凯特霍尔姆2号遗址，狗不再享有与人相同规格的埋葬形式。而之前，它们似乎受到了与人非常相似的待遇。在斯凯特霍尔姆2号遗址存在另一个令人极为感兴趣的发现：一处大型礼仪建筑的遗迹。这处遗迹是一个由赭红色线条分界的矩形区域，包含不同动物不同部位的遗物。

狗在斯凯特霍尔姆遗址的角色值得进一步讨论。对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来说，狗可能是非常珍贵的，这很可能就解释了通常与狗的埋葬有关的仪式。某些狗被发现是单独埋葬的，并有非常丰富的随葬品，如鹿角和燧石刀片，其定位就如同狗享有和人一样的礼遇。其他的似乎是被杀死的，以这种方式继续陪伴它们的主人，在墓穴的填土层发现了它们的骨架。还有其他的情况，在一些墓中还发现了单个犬类骨头，这意味着它们被肢解了。总的来说，人类对待狗和对待自身的方式是一样的，似乎都是复杂多变的。

我们可能还会观察到中石器时代仪式活动的其他证据。虽然发现于北欧沼泽地区的许多史前遗物，例如来自洛舒尔特（Loshult）的箭镞，有可能是偶然的遗失，但还可能是祭品；其中的一些遗物似乎在被掩埋之前就被有意毁坏了。也有燧石石核的发现，上面残留着一些线条，在被破坏之前，人们并没有将其制作成任一工具的意图。在迪尔霍姆遗址，人类骨骼上的切割痕迹和断裂痕迹，表明了骨髓的提取和同类相食的现象。

社会组织正是墓地的存在，表明在狩猎采集人群的社会组织比后冰期早期和前冰川时期更为复杂。通过研究随葬品、墓主的年龄和性别以及丧葬仪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深入了解这一社会组织的主要性质。可以在这些材料中探求两种类型的社会分化。第一种是横向的，指由于一个人的内在特征——年龄、性别、个人成就，而被赋予的地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平等主义”社会。第二种是纵向的，意指凭借出身而获得地位的，即不平等的世袭，这是“阶级”社会的基础。这方面的经典指标，是随葬有巨大财富的儿童墓葬，而这些财富是不可能通过他们自己取得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分化似乎是横向的。随葬品分布以及丧葬仪式的大部分变化，可以参照墓主涉及的年龄和性别来说明。其他特征，例如赭石的分布，在墓地内是统一的。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的地位很可能来自他在狩猎大型猎物方面获得的成功，尤其是马鹿和野猪，因为鹿角和牙坠在随葬品中占有突出位置。有三个墓地包含了纵向社会分化的证据，表明欧洲第一个等级社会出现在中石器时代。在布列塔尼（Brittany）半岛海岸的奥埃迪克（Hoedic）遗址和特威克（Teviec）遗址，儿童墓的形制最为复杂，随葬品也很多。这些墓葬还由于具有的多个成员而著称，这与通常几乎普遍的单人葬形式存在鲜明对比，表明墓地会定期向同一个等级出身的死者重新打开并再次密封。在特威克遗址中还发现了复杂的墓葬结构，石板墓室上方覆盖着小土堆。

位于卡累利阿（Karelia）的奥列内斯特罗夫斯基（Olerovski）墓地，拥有中石器时代目前已知最复杂社会组织的证据。世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等级是普遍存在的。发掘的170座墓葬——大约占墓地总数的三分之一——显示出随葬品数量的显著差异。20%的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而有的墓葬则有400多件。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横向社会分化来解释，也就是说，在年龄和性别方面与中石器时代欧洲其他地区发现的模式相符。例如，几乎没有儿童的墓葬，这表明财富的继承是有限的。男性和女性经常随葬不同的物品：兽骨尖状器、石斧和骨针与男性相关；而狸牙雕件则与女性关联。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显然是通过他们所随葬的动物牙齿串饰的种类和数量来表达的。这些随葬品是熊、麋鹿和河狸——在众多被猎杀的动物中，人们认为仅有这三种具有象征意义。正当壮年的个人所拥有的这些挂件的数量越多，可能反映了他们作为猎人的能力比年轻人或老年人更强。

跨领域的这种横向社会分化的模式，表明某些人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这来源于他所获得的社会身份。9座墓葬中发现刻有蛇、麋鹿和人的雕像，表明这些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此外，有4座竖井墓，其中的死者呈现出站立姿势，这些可能是萨满巫师的坟墓。第三种社会差别体现在奥列内斯特罗夫斯基墓地，是将整个墓地划分成两个区域，这可能反映了社群的分裂，可能是分为两个氏族。麋鹿雕像仅限于北欧的墓葬群，而蛇和人类的雕像则在南欧墓葬群中占大多数。我们可以把奥列内斯特罗夫斯基墓地描述为一个初期的等级社会，连同特威克和奥埃迪克遗址、维德贝克和斯凯特霍尔姆遗址，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墓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中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者社会所达到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代。

社会界限社会组织的另一个方面，涉及以遗物类型和风格的显著差异为标志的群体之间的界限。要识别这种风格上的差异，需要我们将其他变量，比如原材料类型和功能保持不变。这种可能性极少发生，整个欧洲很多遗物的差异，都很容易用功利因素来解释，而不是风格和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