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石器时代（第2页）

另一种类型的人工制品是用马鹿或麋鹿鹿角制成的鹤嘴锄。在中石器时代的早期，鹤嘴锄是通过去除鹿角的掌状部分，然后将剩余部分斜穿一个小孔，从而嵌入木柄制成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鹿角固定在树桩上进行穿孔，这样就可以用来做手柄的套结槽。人们有时候也用欧洲野牛和麋鹿的肢骨制成鹤嘴锄。

还有一种人工制品是由木头、鹿角和骨头制成的，最好的代表是柳条篮子，这很可能是捕捉鳗鱼和其他鱼类的工具。已经分析的几例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技术。一系列不同的原材料被用来建造这种工具的框架并使之牢固。阿罗德5号遗址的样品是用樱桃木制成的，而尼德鲁斯遗址的样品是用桦树枝制成的，都用劈开的松根对它们进行捆扎。来自马格比朗的框架和捆绑物都是用欧洲椴树制成的。

在中石器时代，植物材料被大量用于其他方面，尽管对于其中的许多用途，我们仅有极少的证据。位于丹麦菲英（Fyn）岛西海岸曲布林湾（TybrindVig）被淹没的埃特博莱遗址，为中石器时代植物的使用提供了一些最好的证据。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鱼钩，上面还挂着一小段麻线，另外还发现了几件纺织品。这些纺织品是用植物纤维纺成的纱线编织而成。同样，在德国波茨坦地区的弗里萨克遗址，发现了一张渔网的碎片，可追溯至该遗址的北方期早段（距今9050年至8800年），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网是用于运载还是捕鱼。

陶器陶器传统上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许多中石器时代晚期的群落很明显都已加工和使用陶器器皿。它们最早出现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部，距今约5600年。这通常表明，那些群落已经建立了一种半定居或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在丹麦的埃特博莱文化，出土了两种类型的容器：尖底罐和椭圆形碗。两个种类的样品都来自曲布林湾遗址；其中一些含有烧焦的食物残渣，经过分析后发现里面含有草和鱼。

居所许多中石器时代的遗址都有柱洞，这表明过去的建筑从简单的防风屏障到坚固小屋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第一个证据，是在许多遗址中都能发现的排列呈直线或弧线的柱孔。例如，苏格兰的莫顿（Morton）遗址（距今约6700年至6300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短时间被反复使用的地点，内有几组柱孔或桩洞，表明其可能是非常脆弱的防风屏障。

在葡萄牙穆日（Muge）山谷的莫伊塔-多锡巴斯提奥（MoitadoSebastiao）的大规模贝丘遗址（距今约7350年至7080年）里发现了一处相当大的建筑基址。在该遗址的一个区域内发现了61个柱洞，组成了一个向南开口的半圆。这似乎是一个光线充足的居所，可以免受北风的吹打。屋顶很可能是用灯芯草和禾本科的秸秆搭建，然后再铺上黏土防水：因为在附近发现了许多带有禾本科印记的黏土碎片。与之相关的是与烹饪、储存等特征相关的基址，以及众多的废弃土坑。在爱尔兰中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桑德尔山（MountSandel，距今约8960年至8440年）中，数量异常庞大的柱洞明确证明了这是一个大而坚固的居所。其中一些柱洞深度超过20厘米，而且坑壁向内倾斜，与垂直面成微小的角度；另一些则被炉膛和其他灰坑分割，表明该遗址曾被多次重复使用。

在北极的挪威地区发现了几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有大量的石墙和地基遗迹。在芬马克（Finnmark）外海岸加姆维克（Gamvik）的特维尔维克雷特（Tverrvikraet）遗址，有一座长方形小房子基址。同样，在特赖纳（Traena）群岛的萨纳（Saana）岛上，发现了房屋遗址，其年代距今8000年至6000年，拥有石制地基、沿内墙排列的柱洞，还有一个位于房屋中央的灶坑。甚至在瓦朗格尔峡湾（VarangerFjord）以北更远的地方，也有证据表明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房屋结构，柱孔的圆形布局表明这些结构包括半地穴房屋和帐篷。

在丹麦，已经发掘出一些保留有房屋地板遗迹的遗址，例如马格尔莫斯（Maglemosian）文化的穆勒鲁普1号（Ulkestrup?stI）遗址、霍尔梅加德4号（HolmegaardIV）遗址、杜文塞（Duvensee）遗址和斯维尔德堡1号（SvaerdbI）遗址。这些地板是由交错的树皮和劈开的桦树、松树原木组成的。在穆勒鲁普1号遗址，沿着地板边缘会发现一排树枝卡在地里，这可能是建筑物上部结构的遗存。这些房屋本身要么是长方形的，要么是梯形的，面积从6。25平方米到24平方米不等。屋顶和墙壁很可能是由树皮或者芦苇组成的。在霍尔梅加德4号遗址和杜文塞遗址，叠加的桦树皮地板表明在长时段的使用中，这些房屋要么是被不同的人反复占用过，要么是同一群人对其进行了修复。在斯维尔德堡1号遗址，发现了9处房屋基址，而其中一处显然早于其他，但无法确定其余的8座房屋是否同属一个时期，或与人们分批前往一个受青睐的狩猎地点有关。

当然，在考古记录中，保存完好的建筑是极为罕见的。但是从石器的分布可以推断出过去居所的特征。加工过的石器的分布能够表明人们曾身处何方，而这种分布的空间格局可能表明人们栖居的建筑物的大小和平面结构。例如，在丹麦的一处马格尔莫斯文化遗址弗莱旦特（Flaadat），有两个相邻的新月形细石器分布区，可能标志着一个直径7米到8米的大型房屋的位置。类似地，在诸如英格兰坎布里亚（Cumbria）郡的克米尔斯（Eskmeals）等遗址也发现了铺有鹅卵石的地面遗迹，可能追溯到过去建筑物结构的存在。然而，这种推论极具争议性，在加以核实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民族志中关于宿营地的立体空间结构的记载。

保存最完好的居所来自多瑙河流域的莱彭斯基-维尔遗址（LepenskiVir，距今约7750年至6250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极其重要的遗址，在那里，中石器时代的猎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且有着稳定的生活方式。这些居所平面是梯形的，面积从5平方米到30平方米不等。它们建在被切入多瑙河沿岸斜坡的阶地上，有着统一的平面规划和内部布局。所有房屋都把它们宽的一端朝向河流。地板是用硬石灰岩膏制成的，周围是柱洞，这些柱洞一定是用来支撑木质结构的。在内部，长方形的灶坑由石灰石块砌成。在一些房子里，人的墓葬就在这些灶坑的附近，而几乎每间房子里都有一块大的圆形石灰石，它们被雕刻成人或鱼的形象。

运输技术有效的水上运输对于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人类群落进行各种生存活动、在不同环境之间流动以及群体之间的沟通都至关重要。在中石器时代，许多近海岛屿被开拓为殖民地，如赫布里底群岛和地中海群岛，要穿越海洋必将需要大量的船只。在瑞典西部聚居地的鳕鱼遗迹表明，人们已经进行了深海捕鱼，可能需要大量的船只。

保存最完好的中石器时代的船只来自曲布林湾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两只独木舟的残骸以及装饰过的船桨。最大的船有9。5米长、0。65米宽，据估算能够装载6至8人连同他们的装备；里面有一块重达30千克的大石头，很可能充当了压舱物。独木舟的两侧光滑圆润，船尾刻成正方形。这两艘船的船尾都有放置一个小的火炉的残迹，这可能与鳗类的捕捞有关。

在独联体东北部的维斯1号（VisI）遗址（距今8300年至7000年），保存有滑雪板的碎片。这些都是从粗大的阔叶原木上砍下来的。它们向前端逐渐变细，而下表面变得越来越凸出。在其中一只雪橇上刻有麋鹿头图案，以防止滑雪板在雪中逆转，并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虽然这些都是中石器时代的独特发现，但它们与17世纪记载的西伯利亚雅库特（Yakut）人的雪橇极为相似。

生产活动

中石器时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随其环境的好坏而变化。总体而言，考古记录反映了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在利用各种环境类型以及应对可利用性资源的短期和长期波动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基于对其周围环境的详尽了解和对资源分配变化的持续监测。

陆地生物的狩猎多年来，大型陆生哺乳动物一直被认为是中石器时代经济的精华。然而，随着人们对海洋和淡水环境生产力的重视，以及人体骨骼研究提供了饮食中存在大量水生食物的直接证据，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的优势地位正逐渐受到削弱。尽管如此，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的狩猎仍然是中石器时代的核心，因为即使它们不是所有地区的主粮供应，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可能还是需要最长的时间，而且它们具有相当大的社会意义。整个欧洲的动物群遗存组合都证实了对大型有蹄类动物的混合利用，人们发现了马鹿、野猪、狍、麋鹿和野牛的变化频率。非常罕见的是，任何一种遗存组合都只以其中一种有蹄类动物为主。丹麦的灵克洛斯特遗址（Ringkloster，距今约5630年至5230年）是一个例外，因为在这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组合中，以猪的遗骸为主。

猎杀这些大型哺乳动物似乎主要靠一种遭遇策略，猎人们很可能是在森林中搜索鹿和猪的踪迹。在发现并推断出有关其踪迹制造者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行进方向的信息后，追踪就会启动。如果动物很大，猎人可能会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帮助。一旦定位，就会试图彻底杀死该动物或者弄伤它，以使其流血，并追踪到它倒下为止。使用狗有助于追踪动物。在中石器时代的墓地，对狗的埋葬，通常是像德国牧羊犬这样的犬类，这表明这些狗已经被驯化，并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土坑和陷阱也被用于猎捕大型猎物。在西兰（Zealand）岛北部维格（Vig）遗址的一个沼泽中，人们发现细石器被牢牢嵌在一头野牛的骨骼中，这表明它是被从陷阱中放出的箭射中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有许多土坑和陷阱被用来捕捉大型猎物，尤其是驯鹿。

在中石器时代，除大型陆生哺乳动物外，也有小型陆地猎物可供利用。兔子、獾、水獭和松貂可以提供毛皮，同时也是肉类的来源。很可能此类动物主要是使用陷阱而不是主动捕杀的。一些遗址似乎是某些特定种类的小猎物的捕猎地点；灵克洛斯特遗址的松貂遗骸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水生资源的利用猎捕大型陆地猎物只是中石器时代各种生活基础的一个要素。对于那些生活在沿海或大型湖泊和河流沿岸的人们来说，水生资源即使不能超越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的生产力，也是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海鸟可能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近代的历史表明，那些栖息在人类聚居地的鸟类具有潜在的食物价值；圣基尔达岛（StKilda）的180名居民就因每年捕猎22600多只塘鹅而闻名。一些中石器时代遗址的鸟类动物群，只包含少数一两个物种。在阿格松（Aggersund）和奥加德（Ogaarde）的埃特博莱文化遗址，鸟类区系以单一物种为主，分别为大天鹅和白尾海雕。在其他遗址，譬如埃特博莱遗址本身，发现了许多不同的物种，往往数量很多。在这类遗址，似乎出现了对鸟类大规模的屠宰，或许是将鸟类驱赶入罗网中。内陆的鸟类也经常被猎杀，主要是因其羽毛，尽管它们也是宝贵的食物来源。

在中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沿海贝丘遗址中，发现了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骨骼——海豹、海豚、鼠海豚和鲸。这些动物可能是人类驾船出海主动猎杀的，如北极的挪威岩画所示。另一种解释是，被杀死的可能是搁浅的动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后一种情况是发生在体型较大的动物身上，比如蓝鲸和抹香鲸，它们偶尔也会出现在贝丘。在贝丘中，还发现了许多种类的海豹，实际上，海豹的骨骼在内陆遗址，比如灵克洛斯特也有所发现。

在保存完好的遗址中，往往会发现鱼骨，咸水鱼和淡水鱼一定是作为一种宝贵的食物来源。当这些种群迁徙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物种可以提供惊人的收获。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遗址显示，包括鳝鳗、梭鱼、丁鲷、欧鳊和鲈鱼在内的各种淡水物种都得到了开发。它们的捕获，是通过包括鱼钩、鱼叉、陷阱和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在许多沿海遗址中，咸水鱼类出现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苏格兰小岛奥龙赛（Oronsay）发掘出的贝丘（距今约6300年至5200年）表明，海鱼，尤其是鳕鱼类，一直被有系统地开发，它在人类日常饮食的贡献方面大概超过了贝类动物。在埃特博莱遗址巨大的贝丘中，鱼的残骸主要（71%）是在附近湖泊捕捞的淡水物种。因此，一个遗址的临海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海洋物种就具有重要意义。

在冰期后早期，沿海和水生资源在饮食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一点在希腊南部的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距今2万年前，这一洞穴首次被人类占据，当时它位于离海岸大约5～6千米的地方。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到距今8500年前，这一距离减少到只有1千米。洞穴中的动物群遗骸表明，在中石器时代的饮食中，鱼类和贝类的数量也增加了。

植物性食品在中石器时代，植物性食品很可能是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冰期后的森林提供了品种丰富的可食用植物，如浆果、菌类、坚果以及根茎。从南欧较为开阔地带可以采集到草籽。虽然可以列出可观的潜在可食用物种清单，但实际上很少有植物残骸能够保存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能够把这些植物确定为食物来源就更难了。因此要评估植物材料对饮食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多瑙河流域遗址人类牙齿磨损模式的研究表明，植物的贡献可能是巨大的。

榛子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植物材料，英国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有发现，通常数量很少，但偶尔数量也会很大，这表明榛子已被广泛利用并可能被贮存。例如，在汉普（Hampshire）郡的奥克汉格7号（OakhangerVII）遗址，碎榛子壳散落在整个活动区。有些人认为，冰期后早期孢粉谱中榛子出现频率很高，可能表明这一物种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偏爱。鉴于橡子在其他时期作为植物性食品的重要性，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上橡子的稀缺是令人惊讶的。可能是因为需要在食用时浸出鞣酸，降低了它们作为食物来源的吸引力。其他可食用植物残骸包括：来自欧洲东北部遗址的菱角；斯塔卡（StarCarr）遗址的藜、荨麻和萍蓬草；纽费里（Newferry）遗址的树莓；以及多瑙河峡谷的伊科阿纳（Ia）和弗拉萨克（Vlasac）遗址粪化石中的草本植物（可能是谷类植物）花粉。从距今1。1万年前起，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的居住者就开发了多种植物种类，包括野生杏仁、梨、苦野豌豆、小扁豆、燕麦和大麦。植物资源使用的明显增加，可能弥补了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大型猎物狩猎区的减少。所有这些植物都被发现可以在山谷底部和平缓的山坡上野生生长。

除食物的获取外，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似乎以其他方式干扰了自然植被。在英国，有使用植物为燃料的大量证据，特别是在高地地区。这意味着大片植被被烧毁，但人类活动或自然事件造成的后果程度尚不清楚。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大面积地燃烧是否是为了促进幼芽的生长以作为食物利用，抑或是作为吸引鹿的一种手段？如果是后者的话，就会增加鹿的数量，并且可以预测它们在景观中的位置。由此，觅食效率就会有所提高。

定居点

我们已经看到，后冰期环境为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资源，以供食物和原材料的开发利用。这种开发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而是以高超的技巧和组织来进行的。毫无疑问，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就像民族志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猎物习性，以及季节变化有着广泛的了解。这类知识可以被有效地用于组织他们的生存活动，以便他们能被安置在地理景观中的适当位置来利用那些“季节性”的资源。然而，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能够利用或防范自然界中不可预测的事件——幸运地发现一头搁浅的鲸，或者迁徙资源未能按期到达。在探索中石器时代的这一方面时，我们可以先从认识许多不同种类的聚居地类型开始。

遗址类型及其演变在中石器时代，遗址类型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一方面是小型宿营地，这表明它或许只是由一小批猎人单次使用了几个小时；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有大型的综合性遗址群，具有定居点遗迹，这表明全年都有大批人使用。在这些极端之间，是各种类型的狩猎营地、原材料提取遗址和专门的活动场所。近年来，许多研究都与推断这些定居点的功能和使用季节有关。通过选择研究中石器时代的欧洲，我们可以了解这种范围广泛的遗址类型，以及它们演变的方式。

当阐释比“148”号遗址中要大的石堆时，主要的困难是要了解它们代表了多少次使用行为。它们仅仅是来自少数猎人多次短期使用形成的遗物，还是来自一个相对较大群体的更广泛的使用期？对此类遗址进行一系列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有助于解决问题。例如，华沙附近的卡洛瓦尼（ie）露天遗址上的散落石堆，曾经一度被解释为代表独立的使用层。但新的放射性碳所测定的年代表明，每一个单独的石堆的形成史长达1000年，在距今约9400年至8300年，因此是一系列反复使用的结果。

当无法获得放射性碳数据进行测定时，对水平或垂直分散的石片进行修复是另一种选择，它可以证明一种堆积物只是涉及单一的使用或至少是有限的使用。在英格兰南部亨吉斯特伯里角（HengistburyHead）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就使用了这一方法。此遗址是密集分布的燧石制品，层积在风沙沉积物中，已发生了严重的灰化。该遗址发掘面积达78平方米以上，出土了总量达3。8万件的燧石制品。对其进行的修复结果不仅表明该遗址是由一系列燧石层组成，还表明这些石器的大量垂直分布完全是沉积后自然过程的结果。可被复原器物的残片之间的垂直间距高达39厘米。当所有可拼合物品组合在一起时，它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分布在60厘米的垂直距离上。诸如踩踏、生物扰动、漂砾和风蚀等过程都是造成垂直分布的原因。若不是进行修复的话，这个遗址可能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被多次使用过的、逐渐堆积的沙土层。在其他的遗址，由于保存的状况和原材料的特点，许多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或校正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然而，文物的绝对数量和坯料往往表明，这些遗址已经被多次重复使用。例如，在苏格兰西部艾莱（Islay）岛上的博尔赛（Bolsay）农场进行的发掘表明，这里最开始就存在着数百万件已加工过的石器，其中包括数千枚细石器。这些石器保存的状况很差，但如此数量的材料很可能来自遗址被多次重复使用时的逐渐积累，这大概是由于这些遗址作为狩猎场所的优越地理位置。

当一个遗址保存有动物群遗骸时，就可以对它的季节性和功能性做出更多的推断。例如，在丹麦北部阿格松的埃特博莱遗址，动物群遗骸以迁徙的大天鹅为主。这些天鹅只有在11月至次年3月期间才出现在该地区。因此，该遗址被解释为一个专门的冬季天鹅狩猎营地。斯塔卡遗址的动物群遗骸，为试图推断遗址的季节性和功能性提供了经典范例。人们对这些遗骸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多次进行了重新诠释。目前的观点认为，这些遗骸显示出该遗址是在春末或初夏时节使用的。这一点从马鹿和狍子下颚的牙齿以及大量的马鹿头骨上脱落的鹿角可以看出——这在4月和5月是很常见的。该遗址脱落的鹿角，表面上看可能是在秋季收集的，实际上可能全年都有收集。遗址中的动物遗骨属于猎人在最初屠宰后通常会处理掉的那部分，因为它们几乎没有肉。以上这些似乎表明这只是一个在春季或夏季使用的临时狩猎营地，而不是一个被长期使用的大本营：因为带肉的骨头是会被送回大本营的，而不是被带走。

在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南部奥龙塞小岛上的贝丘中的动物群遗骸也值得一提。在此处的一个岛屿上发现了5个贝丘，占用面积不超过4平方千米。如上文所述，鳕鱼是一种极为常见的鱼类，它们的耳石（耳骨）被用来计算每一处贝丘被使用的季节。这是可行的，因为在生命的最初两三年里，小鳕鱼的生长速度非常快，根据耳石长度来衡量它们的大小，也表明了它们被杀死的季节。通过使用这一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奥龙塞岛上的每一个贝丘的使用季节似乎都是不同的。可以推测的是，贝丘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特别适宜于某一特定季节。对这一模式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全年的占用，由于季节性的轮回，觅食者会从一个贝丘向另一个移动。然而，这在欧洲这一地区的一个面积如此小的岛上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里可能难以获得其他资源（譬如鹿）。因此，这些贝丘可能代表了人们多年来短期的捕鱼和捕猎而逐渐积累的过程，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会利用他们对地景、潮汐和盛行风的知识，在每次访问中选择最有利的地点。

生存—定居模式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单个实体的遗址类型，但是最近许多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建立这些遗址之间的联系，从而重建“生存—定居”模式。即使我们对中石器时代有着相当高的年代鉴别力，考古学家目前也很难自信地断言哪两处遗址是同属一个时期，被同一个群体的人员使用过。由此，我们重构生存—定居模式时依据的材料可能并不完全是同一时代的，这种复原出来的生存—定居模式代表的是中石器时代的理想化模式，而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地区或阶段的详尽重构。

最简单的中石器时代生存—定居模式，是涉及低地和高地之间的移动。据许多对狩猎采集者的历史记载，人们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聚集在低地地区，在那里开展了许多集体活动；然后在夏季以较小的群体分散到高地地区。这种分裂和融合的模式很可能可以上溯至中石器时代。通常，人们可以察觉高地和低地地区的石器组合的差异，这表明已经进行了不同的活动，而且与过去的迁徙模式有关。例如，在英国，高地地区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往往频繁出现细石器，这意味着狩猎工具的制作或修理。那些在低地地区的人们通常使用诸如边刮器之类的工具，相比之下这类工具出现的频率也更高。它们应该是用于营地活动，例如制备皮毛。挪威高原上与驯鹿狩猎有关的小型燧石器堆，很可能起源于从西部或东部低地向高处迁徙而来的春秋季节狩猎群。在这些遗址上发现的史前石器都是用燧石制成的，它们只能来自沿海的遗址。

丹麦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保存得特别好，使得我们能够重建比简单的群聚或分散循环更为复杂的生存—定居模式。我们发现了有关埃特博莱期的几处遗址。由于其优越的位置、丰富的动物群遗骸和遗存内涵，这些遗址被认为是用于极为特殊的生计活动的季节性营地。我们先前提及的阿格松（Aggersund）遗址专门用于冬季天鹅的狩猎；万戈-索（VaengoSo）遗址是一个特别适合长期捕鲸的场所，鲸类在该处遗址的动物遗骸中占有突出地位；对鳝鳗的捕获很可能是人们在迪尔霍姆（Dyrholm）遗址进行的主要活动，该遗址仅在秋冬季才会被使用；灵克洛斯特遗址似乎是一个冬季露营地，猎人专门在那里进行对野猪和松貂的狩猎。对这些遗址的使用方式，很可能是猎人们从大本营出发后进行的短暂而特别的访问。这些大型的沿海贝丘遗址，如埃特博莱、迈尔高（Meilgaard）和诺斯隆德（Norslund），它们所处的位置适合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也发现了在全年大部分时间被使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