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距今70万年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第3页）

从这点来看，将尼安德特人的面部和体格解释成是为了适应季节的波动，似乎更为准确，这种情况不仅是为了应对寒冷，也是随着经纬度的增高而变化。的确，尼安德特人似乎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气候条件的变化。然而，一项对他们在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迁徙历史的研究表明，随着气候周期性的循环变化，他们的人口在减少和流动。因此，我们在西欧一些地区末次间冰期的最温暖阶段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在极端冰期的冰河槽谷中，他们也没有出现。从寒冷到干燥再到温和的气候变化，其控制因素似乎要么是森林与开阔的草原环境之间的平衡，由此产生的动物资源分布密集、种类丰富，在局部地区形成一个大型的混合动物群；要么是由于冰川边缘带对植被造成的破坏，使得这些资源变得稀少。

当他们在这样的栖息地中获取食物时，骨骼就呈现出一种艰苦而强劲的生活方式的痕迹。特林考斯（Trinkaus）指出，在伊拉克沙尼达尔（Shanidar）洞穴遗址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中，在其肩部和臂部，发现有几处愈合裂隙。根据这一证据，瓦列里乌斯·盖斯特（ValeriusGeist）将尼安德特人的狩猎方式描述成在近距离猎杀大型动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使用尖利的短矛，以能致命的三角形的大石头尖状器为其尖端，在与野牛、马和鹿的对抗性的遭遇中，使用凶猛的力量挥舞这种工具，能够导致猎物大量出血。他甚至认为，身材巨大的尼安德特人强大的手握力，能够紧紧地抓住猛犸的长皮毛，以便能牵制住猎物，奋力将其杀死。虽然这种解释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所具有的明显证据，确实表明他们经历了伤痕累累的生活方式，这对男性和女性都是共有的。由此展现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两性都能自食其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独立的分食制。

早期人类的问题

关于这些最早的欧洲人类，考古记录还能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是如何利用技术和物质文化来生存的，他们的行为与我们有何异同？

回答这些问题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取决于我们对考古学时间维度内对证据组织与理解的把握。上一部分指出，从后来的欧洲原始人类的解剖学证据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他们大多死于末次间冰期之前。确定这些距今12万年到4万年前洞穴遗址和露天旷野遗址的年代区间，得益于通过热释光定年法在测定灼烧过的燧石和沉积物年代方面的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展现旧石器时代中期更广泛的石器工具组合的一个初步年表形成了，它可以追溯到距今25万年前，其中包括一些早期智人。

这个已经得到改进的年表，能够显现出人类在73万年前至4万年前这一漫长时期出现的巨大发展。尽管似乎难以察觉到颅骨和技术的变化，但这并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重大的年代标志可以排列在距今20万年前，人类在此时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而在末次间冰期之后距今6万年至4万年有一个明显的先期阶段，从几方面但并非所有的方面预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到来（见第二章）。

我们的问题就是阐释这些碎石和被切割的动物骨骼在过去的行为中所代表的意义。早期的行为模式与现代的行为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吗？如果真的有，又有哪些不同？仅仅因为他们制造了石器，并不一定能说明差异，因为这种工艺已经承袭千百年之久，而且这些早期文明时代的人类仍有可能具有制作旧石器时代晚期古物的技术潜力；对此，大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这种情况也等同于任何一个现代人，只是现代人选择不使用它。由于局部和发展历史在本质细节上的不同，黑猩猩与人类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非常通人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会使它们变得低劣或不一样。当然，这些早期人群是成功的，他们在更新世时期欧洲地区的长期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从表面看来毫无希望的证据中解决这些问题，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所面临的任务。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减少对石器和人骨的关注，不要将其作为比较对象和讨论相对智力与潜力水平的重点，而是要想方设法研究这些古人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当然，被我们称为社会组织或者作为经济和生存战略来研究的这种行为类型，对考古学家来说是隐藏起来的。石器是不会讲述故事的，不管它们被磨损得多么厉害，也不管它们所显示的年代是多么准确。行为的重建取决于将尚存的证据置于可以解释它的背景中。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运用考古学家的第二维度：空间。

时间与空间中的原始人类化石

让我们从三个短时段的宿营遗址证据开始，方便起见，我将其列为原始时期、远古时期和拓荒时期。

沉积物中石器和骨骼的空间排列，包含了大量有关遗址如何形成以及过去人类的空间范围和其他错综复杂的信息。当我们观察可追溯到中更新世的保存完好的原始时期的遗址时，会发现缺乏构成宿营遗址的常见特征。这其中包括建好的壁炉、可能表明帐篷位置的柱洞，以及用来放置燧石和动物骨头的被单独分区的废弃物品区。综观整个欧洲的遗址，如匈牙利的维特斯佐洛（Vertesszollos）遗址、法国地中海地区的泰拉-阿玛塔（TerraAmata）遗址和英格兰的霍克森（Hoxne）遗址，都有灼烧过的燧石和木炭碎片遗存，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壁炉、棚屋的存在，或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在居住面上的分区。相反，这些遗址所展现的是分布稀疏的碎石块、动物骨头——其中一些被屠宰并且其表面带有石器的痕迹，以及其他的一些碎片，包括未加工的石核。这种材料的布局通常没有任何清晰的结构或图案，就像我们常常被问到——宿营地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归咎于保存不善。虽然这些遗址非常古老，但它们也是整个欧洲史前时期遗址名单里保存得最好的那些。在泰晤士河流域的斯旺斯柯姆遗址，或英格兰南部海岸的一处浅海崖上的博克斯格罗夫（Boxgrove）遗址都保存得异常完整。如斯旺斯柯姆遗址，在保存着已灭绝的鹿类脚印的同时存留有石器的淤泥处，细颗粒沉积物最多使原沉积物位移不超过几毫米。现存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遗址受到沉积作用的破坏非常大，在那里，我们大部分的证据来自次生堆积，如被用来放置垃圾的坑和沟。与之相比，那些中更新世的遗址和景观令人惊讶，也是一项引人注目的考古资源。如果他们搭建了帐篷和棚屋，那么在近地表的地方会有很大的机会发现那些柱洞、铲子，甚至窖穴。

这些遗址中的大多数可以通过对埋藏于原生环境中的遗骸辨别，确切地说来自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遗弃它们的位置，也就是利用砍砸器和其他石器肢解、分割动物骨架，剥肉取髓的地方。当前人们对早期技术的兴趣，就像上文提到的，使得人们投入极大精力分析石核减少和手工制品生产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石器拼图揭示了许多个体敲打石头的活动，在发掘面积足够大的遗址时，可以显示出从选择石核到粗加工、制成石片、打制成双面工具（譬如手斧）的不同阶段，石片的使用和丢弃都是发生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在博克斯格罗夫遗址初步揭示的迹象表明，燧石石核是从坍塌的海崖上剥落下来的，并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打制。然后，这些石块被运送到500米以外的地方，在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挑选、使用和丢弃。这意味着，整个顺序是缓慢而有节奏地进行的，以分钟为单位，至多几小时。至于石器工具的长远规划，并不是原始人行为的一个常规部分。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的原材料一般都是当地的，远至10千米至15千米的路程都是正常的，大概属于每日觅食的范围。已知的一个特例，距离长达100千米。因此，在缺乏细粒岩石的地区，譬如缺乏燧石或黑曜石，我们发现原始人使用的是粗粒的玄武岩和石英岩。这是因为玄武岩与石英岩的断口也是锋利的。

这种堆积并不存在于所有的岩棚中。在位于多尔多涅距今12万年以前的沃弗里洞穴（GrotteVaufrey）遗址的第八层，由于缺乏火塘，燧石材料的分布形成了一种完全无组织的排列形式。西梅克（Simek）的详细分析表明，工具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的组合指向非特定的和无序的行为。从这一证据来看，很难认为他们去那个地方时考虑到了特定的活动，例如去猎马。相反，他们会设法利用到达时所发现的东西。

这一时期，大多数遗址的结构仍使人联想起前一个时期。在洞穴和岩棚中，材料的使用越大，或者保存的材料越多，有时确实能够提供证据，正如从原材料运输中获得的迹象一样，它们证明了土地利用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规模已经扩大。位于泽西（Jersey）岛花岗岩海岬的拉科特（LaCotte）遗址，就是提供新证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裂开的遗址中含有大量的沉积物，其中通过热释光定年法测定灼烧过的燧石提供的最古老年代，在距今27。3万年至20。3万年。这表明遗址中的C层和层级进入第7阶段的间冰期，在我的分类表中它接近于原始时期的末端。这一时期，在沉积物中，无论是石器工业还是材料的排列结构，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大约18万年前之后的同位素第6阶段，发生了变化，当时在第3层和第6层，从防护崖下发现了两堆显著的动物骨骼。它们包括猛犸和长毛犀牛的某些部分。尽管这两堆骨骼的构成差别很大，但猛犸的头盖骨、肩胛骨和骨盆是最常见的组成部分。人们认为，这一小群动物惊慌地跳下悬崖后又被拖到这一位置，从而变成这个遗址的一部分。当被古人占领时，拉科特大概已经成为连接泽西岛和法国大陆干燥平原上的一个突出地标。

虽然这些骨堆的意义尚不清楚——如果它们是贮存品，那为什么要丢弃它们呢？——它们的存在，表明了大件物品的积累和放置，与原始时期的考古记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距今20万年前之后的这段时期，情况也是如此，涉及石材资源更精细、加工程序的证据越来越多。一方面，增加了勒瓦娄哇或石核制成技术的使用；另一方面，原材料更为经济，拉科特遗址后来的地层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一项关于石片手工制品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二次加工的行为，古人为了打制切削刃，仔细地打磨尖锐的长石片。这种情况在遗址中同位素第6阶段的那些堆积物中最常见，随着从燧石到粗石数量的减少，二次修整的长石叶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这种有效利用的行为，将这一时期与作为早期概述的最早的石器“档案”联系起来。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原材料运输反映了更广泛的交流和活动规模的再次扩展。相较于西南地区末次冰期早期较少的周期性极端气候而言，这些活动范围在欧洲大陆腹地要大得多。这种差异可以在强调资源对相对行为规模影响的区域理论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了解到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地区，在寻找猎物方面有更大规模的活动，这些样本是检验旧石器时代资料的一种有效方法。

使用这一区域理论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房屋使用的数量和规模。通过对北欧和南欧地区洞穴和岩棚中的远古时期和拓荒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一些显著的差异。在北部，大型的遗迹很少，也很少见到拥有多个层位关系的遗址。为了复原足够的遗物来进行类型学研究（通常认为最低要求是100件），必须大量发掘遗物。必须强调的是，就像在英格兰的肯特（Kents）洞穴、德国南部的伯克施泰因（Bo）洞穴或前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Moravian）岩洞的库尔纳（Kulna）洞穴出土的遗存所证实的那样，史前人类在原始时期、远古时期和拓荒时期都是以小型人群存在的，而且分布稀疏。这不足为奇，因为北欧和更多的欧洲大陆地区是受间冰期、冰期不断的气候波动影响最大的地区。这些地区一开始是每7万年，之后是每10万年，就经历一个完整的冰期循环。这主要体现为：在冰期通过冬季积雪覆盖牧草使得草食动物取代了林地动物；在间冰期通过森林覆盖率的增减来影响主要动物种群资源如野牛、马和马鹿的丰裕程度以及它们分布的密度。

相比之下，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洞穴和岩棚遗址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拥有多层堆积的遗址数量非常多，而且每处遗址的石器数量多到不可思议，都超过了100件。同时还有丰富的石器窖藏，包括大量打制过的工具和碎石。最后要说的是，探沟的发掘面积往往较小，这反映了地下遗物埋藏的密度较大。然而，如果将这些情况进行比较，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以更新世为代表的较长时期内，史前人类几乎一直占据着南欧和地中海地区。

有趣的是，在距今4万年前后，在最早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场地中，如肯特（Kents）洞穴、波兰南部的耶兹马诺维采（Jerzmanowice）洞穴和匈牙利比克山（Bukk）的伊斯塔洛斯科（Istallosko）洞穴，都发现了与这些独特石器大致相似的器型。切割器不是以石片工业和处理过的骨器形式存在，而是以抛射尖状器的形式出现，这意味着技术传统的代际转变。这些遗物也是小型的，而且具有地域特色，这表明其生产和使用背后的人群之间也可能具有相似的生产组织形式。

标型器——地质学上被称为“标准化石”，以后才为人所知，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无论其风格化造型的成因是什么，就是这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的一系列标型器，使得考古学家对年代范围不详的，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一些文化材料，都能将其十分确定地归入如奥瑞纳（Aurigna）文化或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时期和远古时期，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石器确实存在一些标型器，例如21种类型的手斧或各种类型的燧石边刮器，但这些几乎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可以制成。沃弗里洞穴遗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该遗址的第八层出土了一个典型的莫斯特文化器物标本，在通过热释光定年法进行绝对年代测定之前，人们就可以根据其器型特征判定其年代在末次间冰期之前。现在我们知道它属于第6阶段，恰好在末次间冰期之后。东安格利亚（Anglia）地区亥洛奇（HighLodge）遗址出土过一些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过的端刮器，这些石器的外观引起了有关这一遗址年代的长期争论，现在通过上述方法已确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至少50万年。

在拓荒时期，有一些线索预示着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对石器技术的使用和制造有了规划。这并未使他们的活动充满现代性，但确实使他们区别于较早的原始时期和远古时期，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反过来，在他们内部又通过统一的归类而彼此区分开来，最初是由博尔德在石片工具器物中来区分的。这种情况发生在距今20万年之后，博辛斯基（Bosinski）将其描述为文化行为发展的一个门槛。克拉克将在中国和非洲都能普遍看到的现象：在遗址中反复出现的遗器组合，以及间或具有的区域性中心，确定为中石器时代的一个特征。欧洲考古材料的分布与这一变化相吻合，但是范围明显扩大。博辛斯基还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不适宜居住的北欧平原，例如汉诺威东南的扎耳茨吉特-莱本施泰特（SlzgiatterLebe）首次发现有人定居。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片土地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其西部一隅。我们要等到拓荒时期才会看见乌克兰和俄罗斯平原上的第一批居民，例如布良斯克（Briansk）附近杰斯纳（Desna）河上的霍特列沃（Khotylevo）遗址。在这里，用勒瓦娄哇技术加工制作的大双面尖状器数量非常丰富。在北部地区高地和东南部地区，叶形尖状器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可能代表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因为这些地区原本会随着冰期循环（glacialcycle）中期资源的减少而被放弃。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把距今6万年至4万年这一有趣的时期称为拓荒时期（Pioneerphase）。

同一时期还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骼标本，其中很多都没有做年代测定。但在莫斯特，有两具骨骼被认为来自该遗址的J层，最近的一项热释光测量已经测出这一层位的年代在距今3。7万年至4。3万年前。来自以色列喀巴拉（Kebara）洞窟的骨骼，经一系列热释光取样鉴定后，认定其年代为距今6万年前拓荒时期的初期。这些迹象表明，费拉西（LaFerrassie）洞穴遗址和圣沙拜尔（Chapelle-aux-Saints）山洞遗址的完整骨骼可以追溯到同样的年代。正如梅拉斯（Mellars）最近所主张的，即使它们年代古老，也不太可能超过距今7万年。

反对有意埋葬的理由在于墓葬的年代——如果热释光鉴定的年代继续停留在一个相对晚近而且有限的时间范围里——以及发现这些遗骨的地方。欧洲大多数尼安德特人的遗骨来自西南欧地区。为数不多的例外是比利时的斯北（Spy）洞穴遗址，以及1856年的原始出土地点；在地中海地区的霍图斯（Hortus）和克拉皮纳（Krapina）洞穴遗址中发现了与尼安德特人体质相似的遗骨残片。多年来，这些非同寻常的残骸引起了人们对食人行为的联想；但更有可能的是，鬣狗、豹子和狼等肉食动物也在使用这些洞穴，它们也可能是形成头盖骨和长骨损害的原因。在西南欧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出土过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的岩棚中，这些肉食动物的骨头通常却少有发现。也许，较温和的海洋性气候使得肉食动物并不需要将岩棚作为巢穴来使用，因此人类迁居其中后遭到毁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在以色列和近东的洞穴遗址中也同样发现了少量的尼安德特人遗骨，其他地区则发现了完整的遗骨。

削弱有意埋葬论的最终报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远古时期还是拓荒时期，没有一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发现于露天遗址。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距今4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确实出现在露天营地，如莫斯科附近的松吉尔（Sunghir）遗址和前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布尔诺（Brno）的多尔尼-维斯托尼斯（Dolonice）露天遗址。也正是这个时候，开阔平原上活跃着数量巨大的肉食动物种群。但埋葬在墓地里的墓主心中应该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他们的墓室都被精心修整过了。

综合证据，我得出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之所以能够保存，是因为它的运气好：温暖适宜的气候，使得那里的肉食动物和尸体分开的时间足够长，也使得后者能够作为完整的骨骼幸免于难；山洞为埋葬地点提供了保护。那些实行埋葬仪式的人，他们的意图是未知的，但可能更多的是与尸体的处理有关，而不是频频提及的令人着迷的有关保存、来世、宗教和象征性的动机。当然，在浅坑墓中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遗骨与西方墓葬传统的相似性，导致了那些在20世纪早期首次发现它们的人得出了另类结论。然而，必须记住的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考古学家”也是根据正在使用的石器，从西方的传统之外来寻求证实，确认澳大利亚土著人即使不是鲜活的代表，也是具有与创造了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尼安德特人相同的意义。然而他们并没有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有意处理他们尸体的纷繁多样的方式中寻求到对旧石器时代墓葬案例的支持。

除墓葬之外，对象征行为的主张还依赖于三条证据——自然文物、露天遗址和洞穴中的遗址，以及石器风格。第一类包括从不同时空的遗址中收集的各种材料。被刺穿的驯鹿趾骨、划伤的肋骨、骨架，以及匈牙利塔塔（Tata）遗址中出土的用猛犸的牙抛光制成的薄板。在几乎所有事例中，正如戴维森（Davidson）和诺布尔（Noble）主张的，这些都可以用更简约的方法来解释，比如刺痕是由于肉食动物牙齿的穿刺，或是由于它们用獠牙掘开已经入葬的遗骸时造成的。利用石器进行的屠宰也会留下看起来比动物牙齿更为规则的痕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标记具有象征意义。塔塔遗址出土的抛光的猛犸象牙是唯一值得认真考虑的物品，主要是因为没有存在明显的功能解读。它是一件孤品，因此难以解释。但是，仅凭一个物品是否能成为构成和指导一系列象征性原则组织行为的根据？

对遗骨所谓的“排列整理”则更不能令人信服。在西班牙的托拉尔瓦（Torralba）古遗址，一排排的大象长骨曾被认为是被人类有意如此放置的，但对它们进行动态模拟表明，是河流的作用导致了它们的“有意”队列。在几个高海拔的瑞士洞穴中，广为引用的洞熊头盖骨的“箱子”也一定要被忽略。由于经常使用深邃的洞穴作为冬眠的巢穴，当洞熊将先前在睡梦中死去的占领者的骨骼弃于一边时，就产生了许多奇异而绝妙的排列形态。尼安德特人用洞熊的头盖骨填充了特制的石柜，这是旧石器时代生活中最惹人喜爱和最长久的形象之一，但遗憾的是，没有可供支持的证据。这是一个敞开的光秃秃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