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距今70万年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第2页）

布歇·德·佩尔特受到了怀疑，而约翰·弗雷尔（JohnFrere）却被完全忽视了。1797年，他曾写信给伦敦文物学会（theSocietyofAntiquariesofLondon）。直到1800年，该学会才出版了关于弗雷尔在萨福克郡（Suffolk）霍克森（Hoxne）发现的石器的简短介绍。在今天，这些石器被归类为阿舍利（A）手斧，这是一种大型工具，两面都呈片状，这些手斧尺寸大小不一，但都做工精美。弗雷尔所绘制的插图标本做工尤其细致，锋刃锐利。

到1872年，欧洲西北部河流阶地和欧洲南部及中部洞穴考古发现进展非常之快，使得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deMortillet）能够根据石器的形状将卢伯克（Lubbock）的旧石器时代细分为不同的阶段。年表的建立得益于石器本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与石器一起出土的动物种类的年代学关系。默尔蒂耶将旧石器时代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阿舍利文化期；莫斯特（Mousterian）文化期；晚期石器文化，现在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即骨器最早出现的时期。随着法国西南部洞穴发现的地层层位越来越多，它们的序列和年代位置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促使阿贝·步日耶于1912年提议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期。

到目前为止，“三期说”已被广泛接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标志为阿舍利手斧，主要来自伦敦和巴黎盆地的河流阶地；旧石器时代中期或莫斯特文化鲜明的特征为：在法国多尔多涅省（Dne）、德国南部和中欧的洞穴及岩棚中用石片制成的尖状器和边刮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骨雕和象牙制品的艺术形式为特征，最绝妙的当属在坎塔布里（tabria）山脉（在西班牙北境）、比利牛斯（Pyrenees）山脉和佩里戈尔（Perigord）的壁画洞穴。

之后的50年，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增加了来自欧洲其他各地的地层层位资料。石器类型学研究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点，其中的领军人物当属博尔德（Bordes），他在1953年提出了一个不同地层层位中石器组合的分类体系。对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类型，他建立了一个表格，包括63种常见的石片石器类型，以及一个涵盖了21种手斧的附表。石片工具的形状从边刮器到尖状器，还包括其他尚未定型的类型，如缺口件和齿状件（齿间宽）。这些表格可以用来计算各种器物类型出现的频率，并能根据每种器型的数量进行综合比较。博尔德是一位石器专家，他还对燧石技术做了分析与研究，其中考虑了对台形和勒瓦娄哇（Levallois）技术等各种比例指数的观测。后一种技术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石器加工的方法，这与不间断地敲打岩石以产生碎石片的概念相去甚远。它以巴黎郊区的名字命名，那里的砾石坑是原始石器发现的地方，这种技术就是有计划地用燧石石核制成预定尺寸的石片。这些石片可能是三角形的、细长形的或短粗形的，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是随机生产的。

博尔德的类型学极具影响力，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研究非常适用。它也是考古报告中用来界定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器型的标准方法。然而，它的理论基础现在正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是由两个发展趋向引起的。首先，人们转向了工艺研究，而不是类型学研究。这种理论通过实验手段对石器进行功能分析，重点放在石器边缘的形状和损伤上，而不是对其整体器型做出评估。通过高性能显微镜，还可以发现对这些边缘进行加工的痕迹——这与之后史前时期所熟知的微痕分析没什么两样。一项重要的发现是，许多被博尔德列为废料的石片和碎片，实际上曾被用来切肉、削木头和切碎植物材料。由此，过去我们特别关注制成品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将在之前的基础上将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工具的加工过程。

当重构这一石器的“变迁史”时，在所谓的工具中有一些意外的发现。迪布尔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已经发现，由于反复地使用与修整，同一件燧石刮削器可以在其使用周期的不同阶段归为博尔德列表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刮削器。迪布尔提出了一个工具使用和技术组织的动态模型想法，而不是头脑中固定的对史前燧石刮削器标准的工具类型的静态图像。博尔德对数百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组合进行了分析，最终结果表明，石器器型的比例与技术类型出现的频率组合之后只会产生5个主要变量。他对此的解释非常简单明了：这5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重叠的石器组合分别属于尼安德特人5个不同群落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与石器密切相关，并通过石器获得了复原。在孔布-格雷纳尔（beGrenal）岩棚和洞穴遗址堆积有至少55层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层，上述5种类型都分布其中。博尔德解释说，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入这里，把这里当作旧石器时代的“佩里戈尔”——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所以他同样也不会奇怪，为什么今天很多英国人也在这里买度假屋。

第二个发展趋向补充了有关石材技术的动态观点。它是在1966年首次由宾福德夫妇（Binfords）提出的，此观点认为，这些洞穴和岩棚构成了定居系统的一部分。与博尔德所认为的人类在同一岩棚中生活了几千年的观点不同，这一说法强调，为了生存，人们会迁徙；根据季节的交替在大自然中四处迁徙，在资源可用时能够对其进行开发。不同的季节，以及获取或加工生存原材料的活动需要不同的工具组合。因此，不同人群之间工具类型比例的任何变化都与区域性的生存组织方式有关，而不是与5种文化特征的表达有关。这些观点后来得到了改进。正如迪布尔在其著作中阐释的那样，考古学上是无法确定一套固定的工具组合的，因为今天称为“螺丝刀”的物品明天可能会变成“凿子”。此外，迁徙人群的定居系统比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但是，宾福德夫妇分析的重要性在于详细阐述了人群规模、适应当时环境的遗址和生存组织方式之间的联系。

甘布尔提出，可以参照区域理论来验证旧石器时代的材料。在该理论中，不论气候如何，欧洲主要地区之间的生态条件预计都会发生一致的变化。这些条件取决于纬度、经度和地形。综合来看，这些条件都受到关键动植物资源的分布和数量的影响。因此，人类对这些地区的利用会有很大差异，这将通过比较考古材料的数量和它们所包含的定居历史的内涵来体现。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我们是通过保存在材料中的可测变量来研究过去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单纯地依靠科技的进步来制订我们的研究计划的。

冰期的气候

欧洲北部与东部的生存条件更为严酷，因为这里的资源较为分散，区域理论模型可以推算出不同人群的适应能力。但是要完成这幅图景，我们首先要分析这里在冰河时代的气候条件。

我们现在不得不放弃更新世的4个冰期系统，这是1909年由彭克（Penck）和布吕克纳（Bruer）在阿尔卑斯山麓进行研究之后建立的。多年来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地质年代，但现在已被认为是极不完善的。当前冰期模式的线索并不是来自冰碛、活动的海岸线，以及相应的河流阶地，而是来自海底底层的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和软泥含有孔虫类海洋生物的微小骨骼，它们活着的时候主要活动在海底软泥的表层。它们的骨骼由碳酸钙组成，吸收了海水中存在的氧同位素。这种有孔虫类在确定冰期的数量和周期性变化方面非常有用。其中两个同位素是极为关键的，氧16和氧18。正如它们的数字所表明的，后者比前者重，二者在有孔虫类化石体内的比例是解开更新世年代学的关键。

在冰河时代，当冰盖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上形成并延伸至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时候，海洋里的水分也被抽取出来。随着水分的流失，较轻的氧16就使得这一领域海洋的同位素变重，海洋的水体面积随之缩小。当它们降至当前海平面以下大约150米的最低点时，大陆架显露出来，它将英国和法国连接起来，并在亚得里亚海的北部形成了一个大平原。在冰川后退、较温暖的间冰期，海洋面积的增加导致同位素数量的减少。从这些沉积物中提取出岩芯，然后分时间段测量岩芯内氧16和氧18含量的比值，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参照岩芯深度变化的锯齿形曲线，可以反映出海洋的伸缩变化。目前，同一地层中不断重复的冰期-间冰期连续变化的周期图表已经取代了用各种数量来源拼凑的不连续的陆地地层观测结果。

但对深海冰川遗迹研究最大的突破，可以追溯至具体的时间。在岩心V28-238中的1200厘米处，沉积物就证明了当时南北极发生了磁场倒转，在这之前，它们是完全相反的。布容-松山（Bruuyama）这一主要逆转界限的形成时间，已经通过对岩石的同位素衰减法测量出来。在这个案例中，主要测量钾和氩（KAr）之间的衰减（钾氩定年法）。这一结果将布容-松山两极磁场转换时间校正为距今73万年前，这也被认为是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之间的界限。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时间对史前欧洲史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有了这个校正的日期，每个冰期循环的周期就可以划分为更精细的时间段。在过去的73万年间，经历了8个完整的冰期循环。最初，这些循环每7万年完成一次，但在距今45万年之后，它的循环周期连续4次达到了10万年。冰期循环持续时间的变化可能对欧洲大陆的早期人类定居点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

通过景观带、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各种细节，人们知道了末次冰期时存在的两个相对短暂且极端的时段：一个是温暖的、树木丛生的间冰期；一个是荒芜、寒冷的全冰期。如果我们将末次冰期作为冰河时代的粗略参照，会很明显地发现，冰河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既不是全冰期，也不是间冰期，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个中间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显示了疏林景观与空旷荒原景观之间的重要区别。在这样两种情境下，动物种群都会生长得极为健壮，尤其是在开阔的干草原冻土带。在那里，有成群的野牛、马、马鹿和驯鹿以及猛犸和长毛犀牛、大角鹿、麝牛、欧洲野牛，还有一些地区分布着野生山羊、岩羚羊和野绵羊。群居的肉食动物也有很多，狮子、鬣狗和狼；而巨大的洞熊也很常见，巨大的体型提高了它们对寒冷气候的适应力。

在开始于13万年前的末次间冰期，这时的动物群与其在更为开阔的环境下种群与食物数量均达到峰值的情况颇为不同。我们仅仅找到了梅氏犀牛、长牙象、河马和黇鹿。在距今仅1。8万年前的末次盛冰期，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资源减少了，在两个冰盖之间的中欧地区资源尤其匮乏。这些关于更新世时代探索的结果是，我们不能再把寒冷作为早期移民的主要限制因素。动物种群的减少及其迁移导致陆地景观随之变化，这些构成了欧洲各区域之间复杂的关系图景。影响人类早期殖民扩张的关键是能否适应越发呈现季节性变化特点的环境因素，这一点在北欧地区尤其明显。

最早到达者

关于欧洲大陆何时有人居住，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答案。地中海人声称他们拥有可追溯到100万年至180万年前的文物。主要的断言来自奥弗涅（Auvergne）的尼斯（Nice）和希拉克（Chillac）附近瓦隆内（Vallo）洞穴遗址的几件有加工痕迹的石器。这种材料在形制上类似于东非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Ge）的石器，由非常简单的石片和一些砾石切片工具组成。材料中没有原始人类的遗骸。这些工具的年代很重要，因为近年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中国和东南亚发现的直立人，经鉴定已经具有100多万年的历史。有关欧洲的古文物更早的主张是不符合这一情况的。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基于其原始的外表就将这种制作简单而粗糙的砾石工具赋予非常古老的地位，这种做法将不再站得住脚。放弃这种想法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基于阿舍利文化的出现，它的手斧和切片器具在东非是用大石片制成的，并且经测年后其可以追溯到160万年前。如果这些被看作是一项先进的技术，当与奥尔德沃（Oldowan）的砾石工具和石片相比时，那么发现于欧洲稍晚阶段的同一种材料，如何根据其外观来确定它的年代归属？

在欧洲，出土了大量的古文物、通过不同的绝对测年法对年代鉴定进行反复核对的距今最早的遗址，是罗马东南部的伊塞尔尼亚拉皮奈塔（IserniaLaPia）。该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地层位置，恰好就在布容-松山界限火山层之下，钾-氩同位素测年证实其至少有73万年的历史。该遗址拥有丰富的动物群，已灭绝的野牛的遗骸堆积在河流沉积相中。这些骨骸中有几千块石片和砾石工具。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原始人类（早期人类）的遗骸，但是凭以上证据，与中国和爪哇（Java）的年代推算相比，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拓荒者可能在距今70万年到100万年前到达了地中海地区。部分砾石工具的历史已经追溯到距今90万年前，这可能是拓荒者留存在此的零星证据。

在更广阔的人类进化图景中，这个时间点似乎已经非常接近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位于东非，距今约400万年。基因证据表明，在这些最古老的化石被发现之前大约100万年，黑猩猩和原始人类就已经分化了。200万年到400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都分散有原始人类的种属。这包括南方的“猿人”——南方古猿，它们的体型有纤细型、粗壮型和极为粗壮型。分布广泛的“非洲南方古猿”，目前被认为是纤细血统中的始祖化石，它发展为能人（能用手准确把握器物的早期人科成员），至少经过160万年后又发展为直立人。粗壮的“猿人”在大约130万年前，甚至可能是110万年前还仍然存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直立人所拥有的大脑，其脑容量与现代人相比较低。最近在肯尼亚发现的一具12岁的骨骸，其身长为1。68米，同时伴出了一块具有鲜明阿舍利先进工艺风格的石器。阿舍利工艺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传播到旧大陆的其他地区应该需要花费50万年的时间。这有力地表明，早期人类的扩散与直立的双腿、大的脑容量以及技术没有关系。

目前有利于解释这一规则的一个论据来自深海记录。许多古生物学家指出，包括动物和原始人类的化石物种的中断，正好与250万年前第一次弱冰期的发生时间相吻合。更深层的波动，除与分散相连的这一规则外，被认为与大约距今90万年前的气候周期持续时间的变化有关。这些论点使环境在推动物种形成和分散的速度方面，发挥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这种相关性被认为是因果关系之前，有必要证明新的气候周期性规律和气候条件的发生与生物学或行为反应之间存在时间差。

相对于这种决定论，另一种观点考虑到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直立人的漫长坚守，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有利环境。换言之，由于一些行为上和社会上的限制，他们无法通过热带大草原以北的这些资源匮乏的地区，只能滞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与其等待一个友好的环境来打开窗口让他们通过，倒不如通过发展新的行为策略说服他们主动打开窗口更为合理。这显然涉及扩大社会的规模，包括相互协作、互相交流，以及由于长期集体生活而缺乏的个人与小群体间的合作能力，这一点在日益季节性的环境中变得逐渐重要。

原始人化石

最早出现在欧洲的人类只能从人工制品中得知。我们第一次鉴定他们的年代、见识他们的样子，要比在地中海地区伊塞尔尼亚（Isernia）所发现的大量的破损石器晚大约30万年。正如斯特林格（Stringer）所表明的，到这时，最早的欧洲人已经经历了自己的地域演化。因此，德国的斯坦海姆（Steinheim）遗址和比尔津斯莱本（Bilzingsleben）遗址、希腊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遗址和英格兰的斯旺斯柯姆（Swansbe）遗址的化石不再被视为直立人，而是一个新的人种——智人。主要的进化不仅在于头部尺寸的增加，还伴随着大脑大小的变化，以及牙齿的减少。然而，头骨依旧非常坚固，颅壁较厚，眉脊发达，其他骨骼状况知之甚少。因此，这些化石头骨还未能充分地鉴定出年代，但推测应距今40万年到20万年，归类为“早期”智人，以区别于他们更晚的后辈，以及被认为是其起源的早期的非洲直立人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个来自欧洲的标本属于直立人，根据一些未经证实的绝对年代表明，它可能已经有60万年的历史。这就是1907年在海德堡（Heidelberg）附近的毛尔（Mauer）沙坑中出土的一块大的下颌骨。

这个唯一的发现始终似谜一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在《世界简史》（AShortHistoryoftheWorld，1929）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块颌骨：

这片颌骨对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来说，是世界上最令人懊恼的东西。看它，就像是透过坏了的望远镜窥望过去，只瞥见这种模糊而诱人的动物，在荒凉的旷野中蹒跚着前行。它们为了避开剑齿虎而不得不攀爬，它们惊悸地窥视着长毛犀牛在森林里走来走去。这怪物，在我们尚未看清它的真面目之前，已然消逝。

这就好像是关于雪人、阿尔马斯野人和大脚怪的传说复兴一般。可惜，这种想象力正如人们对布勒米人、多毛野人的信念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或者更像刚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伪造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皮尔丹（Piltdown）人欺诈事件，这个骗局是由一名有头脑的英国人伪造的，可与粗壮、锉牙的德国人下颌骨相提并论。但是就像倒下去就起不来的人一样，皮尔丹人最终在1953年轰然倒塌，当时韦纳（J。S。Weiner）、奥克利（K。P。Oakley）和勒·格罗·克拉克（W。E。LeGrosClark）揭穿了谎言，表明这是一个粗劣的赝品：未成年黑猩猩的下颌骨上面安插着一片来自中世纪的头骨，头骨表面的颜色是染上去的，牙齿也是人工磋磨的。这意味着，近90年来，毛尔出土的下颌骨一直是欧洲藏品中最古老的化石。

与过去30年在非洲洞穴遗址和露天旷野遗址发现的丰富化石相比，能够证明欧洲是最早的人类发源地的证据确实很少。当我们看到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即欧洲大陆最著名的尼安德特智人遗骨的进化序列时，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和近东的尼安德特人直接衍生自中更新世的古欧洲人。随后的考古发现，诸如法国南部的阿拉戈（Arago）遗址和北威尔士的纽布里奇（Pontnewydd）遗址，分别展现了尼安德特人面部的进化和齿根的增厚，这些是在后来的种群中发现的一种原始特征。但是，尽管具有这些变化，尼安德特人仍旧保持了非常粗壮的头骨，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骨骼，包括结实的肌肉和非常粗大的躯干。

更大的头骨也意味着更大的大脑。对于现代人来说，大脑的体积在1600立方厘米之内。之所以为此大小，可能是由于气候因素对生物尺度的影响，因为今天人们发现，在远离赤道的地方，头部尺寸的增加是很常见的。这种变化的发生，是由于体温调节机制的作用，旨在减少调节诸如大脑这样一个珍贵器官的温度时其新陈代谢的支出。细长低平的尼安德特人头骨，由于枕骨呈圆拱状，前凸的面部位于发达的眉脊之下、平的下颌之上。牙齿很大，鼻子也很大，这样可以使空气温暖地吸入，以便保护大脑。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遗骸的数量相当可观。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大多死于末次间冰期之前的欧洲西南地区的洞穴和岩棚中，遗骸的保存状况特别好。找到完整的骨骼，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探寻由骨骼所反映出的生活方式。

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短而粗壮。男性平均身高165厘米，肩胛骨宽大，而女性则要矮10厘米。性别差异度并不像中国的直立人等早期的原始人类那样明显。然而，男性和女性都具有健壮的体格，腿短但是身体宽大；而在后来欧洲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种群中，女性具有更细长的骨骼解剖学结构。以现代种群为参照，对这些肢体比例最好的解释就是一种适应性的改变，即为了适应长期寒冷的气候而形成的。粗大的体型与健壮的骨骼可能暗示他们长时间的耐饥能力也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应对季节性的方式，尤其是冬季食物资源匮乏时。在缺乏完全发达的食物储存系统的情况下，依靠在食物充足的季节所积累的脂肪储备，可能是克服食物短缺的一种方式。